本站原创对紧缩政策的讨论已成为世界经济的热门话题,其中缘由不言自明:这边美国的复苏才刚有一点苗头,那边欧洲又开始重新滑向衰退.这种局面对于巩固整个财政进程来说堪称一大祸害,但该进程又是欧洲最为钟爱的.
对于美欧的争论,来自泰国、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日本的代表都在陈述了一个共同的看法.首先,他们一开始都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所谓的有条件援助条款感到厌恶,韩国人至今依然充满鄙弃地将这一痛苦的调整政策称之为“IMF式危机”.其次,令人惊讶的地方就是他们都同意执行这一政策.
从事后看来,这些极为痛苦的调整也是值得的,因为深受危机重创的各国经济都被迫实施结构性改革,并为当今亚洲的突出经济表现铺平了道路.必须提及的是,在1997年开始的亚洲金融危机中,前述这些国家都受到过IMF经济援助之前的胁迫,并且最后它们都咬牙接受了.
在这些项目实施之后,各国的经常账户收支――所谓东亚增长奇迹的“阿喀琉斯之踵”随之从逆差转为顺差.在东盟五国方面,1996～1997年度平均相当于GDP4%的经常账户逆差,戏剧性地逆转为1998～1999年度的6.8%顺差.韩国也实现了类似的转变,从1996～1997年度相当于GDP的2.8%经常账户逆差变成1998～1999年度的8.6%顺差.
从那以后,亚洲国家就走上了一条康庄大道.在两年之内,亚洲大多数受灾经济体都重新恢复到了危机前水平,而且都不是临时性的回光返照.简而言之,这种短期的紧缩行为并不会导致长期性的负面效应且紧缩,在某种程度上是灾后复原所必不可少的.事实证明,这种政策带来的长期好处不仅持久,而且令人震惊.
这让亚洲之外的人领悟到,有付出才有收获.但在发达国家,只有很少的人能体会到1998年受灾亚洲国家所经历的那种严峻的总产值收缩状况,更别说拿出将紧缩加诸于本国经济之上的勇气了.事实上,那种经济紊乱以及对一个原本自信的国家的侮辱都是灾难性的,如同当今的希腊.然而,在经济泡沫被挤走之后,亚洲的后危机复苏也是强劲且可持续的.
在亚洲后危机调整过程的初期阶段,货币扮演了一个泄压阀门的重要角色.随着各国从固定汇率转向浮动汇率,亚洲货币汇率急跌――韩元对美元下跌28%,泰铢、马来西亚林吉特、菲律宾比索下跌约37%,印尼盾下跌近80%.
除了结构重整之外无路可走.在上世纪90年代末的亚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施加的结构调整项目主导了整个金融部门,但同时还有一些着眼于税制和支出改革的项目.即便这些项目并不全都遵照IMF的严格条款,也在大幅增强亚洲竞争力方面扮演着关键角色.
亚洲的发展中经济体在上世纪90年代末其实已经走投无路,只能接受异常严苛的IMF策略来作为接受援助的代价.因此,富裕的发展中国家是否能采取同一条路径还有待观察.
20年前,经济学家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和行天丰雄(Toyo Gyohten)在他们合著的《时运变迁:国际货币及对美国领导地位的挑战》书中特别指出,在危机处理方案上亿种显而易见的双重标准：“在为弱小的贫穷国家提供咨询时,那些小国只能俯首听命,当面对强国时,世界货币基金组织一转身又变成了仆人.”
或许应该说,上世纪90年代末亚洲危机给我们最关键的教训是,紧缩政策是有效的,但成败最终将取决于权力政治.然而,一个介乎于短期权宜之计和长期战略之间的解决方案,到现在仍是令西方纠结.
美欧两方都不应该忽视上述任何一个教训.在一个货币联盟中,单一国家很显然缺乏货币方面的灵活性,但为了刺激整个区域的竞争力不应阻止欧元贬值.这一点当然也适用于美元.
但没有国家或者欧洲这样的国家集团,能通过贬值的方式来重获繁荣.因此亚洲的结构型教训对发达国家也是同样有益的.
事实上,德国的经济之所以能比欧洲其他国家拥有更强大的竞争力和增长率,在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劳动力市场改革和放松管制.同样,一剂药方或许也能在欧洲其他国家身上生效,也许能够同样作用于正面临着严重竞争力危机的美国.
史蒂芬罗奇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耶鲁大学教授.1982年加入摩根士丹利,2007年出任摩根士丹利亚洲董事长,2010年改任非执行董事长.作为摩根士丹利的首席经济学家,曾在全球化、中国与印度的兴起以及其他问题上发表研究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