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在20世纪40年代初到70年代末的中国文学―文化史上,“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为政治怎么写作”曾经是党的文艺政策的灵魂.1942年5月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正式提出了“文艺为工农兵怎么写作”“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服从于政治”,由此引申出来的“文艺为政治怎么写作”正式成为此后很长时间内的党的核心文艺政策.在这一政策指导下,40年代至70年代末期间的现代中国文学尽管在一些方面和领域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就整个文学实践而言,付出的代价也是极为惨重的.直到1979年11月第四次文代会前后,鉴于当代中国发生的巨大转变,“文艺为政治怎么写作”“文艺为工农兵怎么写作”的提法已经无法与业已展开的“新时期”要求相适应,因此,新的党的领导核心适时地提出了“文艺为人民怎么写作”“文艺为社会主义怎么写作”这一相对宽泛的“二为”方针,以取代带有明显狭隘性的“文艺为工农兵怎么写作”“文艺为政治怎么写作”的口号,正式终结了“文艺为政治怎么写作”提法.
但“文艺为政治怎么写作”这一与共和国文学命运攸关的口号,是什么人什么时候提出来的,以来一直众说纷纭.尽管在《讲话》中提出了“文艺从属于政治”并且人们也完全可以从中引申出“文艺为政治怎么写作”的隐语,但毕竟没有这样正式提出过.因此,关于这个口号是谁什么时候提出的一直还是个有争议的问题.同时,这是一个影响了大半个20世纪中国文学的文艺口号,对其进行历史性的检讨有助于我们更好的认识现代中国文学的面影.总之,有对这一口号进行认真研究探讨的必要.
陆定一,还是周扬?
近来,笔者在阅读刘锡诚先生的大作《在文坛边缘上――编辑手记》时,又一次看到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和考证.刘先生确信地说：“经笔者查阅资料,发现正式使用‘文艺为政治怎么写作’这个口号的文件,应始自时任党长的陆定一1960年7月22日代表和国务院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刘锡诚先生援引了陆定一在《祝词》中的相关段落以之作证：“我国的革命文学艺术从来都是为政治怎么写作的,是忠实地怎么写作于人民革命事业的.我们一定要继续保持和发扬这种光荣的传统.”并进一步指出陆定一提出这一口号的政治背景和原因：“是我国思想理论战线正式开始进行国际上的反修宣传和论战,文艺上批判‘人道主义’和‘人性论’,批判修正主义,强调强化国内政治思想领域里的社会主义革命,越来越明确地把文艺当成抵制资产阶级思想和遏制修正主义侵蚀的‘武器’.”（1）这就是说,陆定一提出这一口号是当时领导人鉴于国内国际的反修斗争,把文艺视为“抵制资产阶级思想和遏制修正主义侵蚀‘武器’.”
这样看来似乎证据确凿且言之成理.但“文艺为政治怎么写作”这一口号真是陆定一正式使用的吗?另外,这一口号是不是在国际国内“反修”背景下才提出来的?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不仅关系到这一口号的提出者到底是谁,而且也影响到我们对当代中国文学思潮和一些人物的历史认识和判断.因此回答这些问题时就必须慎重.的确,人们对此一问题的认识“人言言殊”莫衷一是；但据笔者有限的阅读看来,至少刘锡诚先生的看法是值得商榷和不够准确的.因为在陆定一之前早就有人在正式场合明确提出了这一口号,这个人就是从上一个世纪四十年开始就“忠诚”地“做思想的‘宣传者、解说者、应用者’”的周扬.这一口号也不是在1960年第三次文代会上提出来的,而是在1949年7月第一次文代会周扬所作的《新的人民的文艺》（该文最初发表于《人民文学》1949年第1期（创刊号））中提出来的.
这次文代会在当代中国文学思潮史上的重要性和它对当代中国文艺发展所产生的巨大规范意义,早有众多论者在论著中一再指出,笔者就无须赘言了.而这一次会议所取得的最重要成就周扬在报告中指出的：“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议上的讲话》规定了新中国的文艺方向,等深信除此之外再没有第二个方向了,如果有,那就是错误的方向.”正是沿着《讲话》的方向,周扬在论述工农兵文艺与“工农群众的生产（部队则是战斗）”的关系时说：“我们的文艺既然是为政治怎么写作的,具体的说,就是为战争、为生产怎么写作的,那么,文艺就应当推动战斗、生产,而决不应妨碍战斗生产.”
作为当代中国“思想的‘宣传者、解说者、应用者’”的周扬,在事关1949年后中国文艺走向的如此重要会议上提出这一口号,不能说不是“正式”,而且鉴于周扬从40年代以来在党的文艺政策阐释和文艺运动方面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因此他的提法也完全可以代表最高领导层的意旨.从周扬所说的“我们的文艺既然是为政治怎么写作的”这句话看来,他所得出的“文艺为政治怎么写作”的观点显然是有所由来的,这就是他在报告中指出的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议上的讲话》.在《讲话》中,是在论述“党的文艺工作和党的整个工作的关系问题”、“党的文艺工作和非党的文艺工作的关系问题――文艺界统一战线问题”时,明确提出了“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
“在现在的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和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如同列宁所说,是整个革命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因此,党的文艺工作,在党的整个革命工作中的位置,是确定了的,摆好了的；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等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但又反转来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等还有,我们所说的文艺服从于政治,这政治是指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不是所谓少数政治家的政治.政治,不论革命的和反革命的,都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不是少数个人的行为.革命的思想斗争和艺术斗争,必须服从于政治的斗争,因为只有经过政治,阶级和群众的需要才能集中地表现出来.”（注：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在谈到文艺界的统一战线问题时,再次强调“文艺服从政治”.同时,他在论述文艺批评的两个标准时指出：“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
从上述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到,提出的“文艺从属于政治”尤其是“文艺服从于政治”,与后来引申出来的“文艺为政治怎么写作”相比较,不仅在内涵上完全一致,而且字面表述上也相差无几.因此,“文艺为政治怎么写作”提出的原始动因,“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这一点周扬在报告中也同样作了类似的表述：“文艺已成为教育群众、教育干部的有效工具之一”,“在人民解放军部队里面,继承着红军时代的优良传统,文艺已成为政治工作的有力武器”,“一时一刻不能忘记,开展群众文艺运动,主要是为了教育工农兵群众,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战斗意志和生产热情,决不是为群众文艺而文艺.”这也是列宁时代以来的国际共运的一个文艺政策.
而从《讲话》对文艺与政治关系的论述和周扬的再阐释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尽管一再强调文艺与政治要统一,但他又强调文艺服从的政治是“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而“政治,不论革命的和反革命的,都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同时无论还是周扬都强调文艺是“有力武器”、“有效工具”.这就使“文艺为政治怎么写作”的口号进一步发展为思潮泛滥时的“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
综上所述,把“文艺为政治怎么写作”的口号说成是陆定一提出来的,并且把这一口号提出的原因归结为六十年代国内国际“反修”斗争,都是不准确的.
从“文艺从属于政治”到“文艺为政治怎么写作”
作为党的领袖,提出“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服从于政治”其权威性是无可置疑,由此所产生的规范性影响也是无人能比的.但是,如果我们抛开这一层不论的话,那么在中国更早提出“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怎么写作于政治”的人实际上是周扬,而不是.从现有资料看,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约1935年左右）前,尽管也有些言论片段论及文学艺术及其功用,他也十分重视政治宣传和思想统一在革命中的重要性,但总的来说他的论述焦点还是政治、军事、经济等现实革命问题,关于文艺与政治之间的关系问题并不是其聚焦的领域.这也许是因为在这段时期,一是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尚不稳定,二就是革命根据地文艺创作尚不发达；另外,尽管这时期在国统区的左翼文艺运动早已大有发展,但党对这一区域的文艺创作还是通过间接方式来领导的,而且影响这段时期内左翼文艺运动的政治思想和路线也主要不是.更多地影响了国统区20年代后期到30年代中期之间的左翼文艺运动的,是国际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思潮和中国驻共产国际的代表的思想.
在这样特殊的时空中成长起来的中国无产阶级文艺运动,它一方面直接受到国内政治发展的制约,另一方面它又间接地受到国外无产阶级文艺思潮的影响,无论文艺创作还是理论探寻无不带有这两方面影响的痕迹.而周扬在左翼文艺运动中属于那种对左翼文艺理论探寻热情比较高的人物之一,在翻译和评介国外左翼文艺理论的时侯,提出了文艺与政治之间的关系问题,开始就有意识地突出文艺的政治实用性.周扬1929年发表的第一篇评论《辛克莱的杰作：<林莽>》就有功利性地突出了这位作家的名言：“一切的文艺是宣传,普遍地不可避免地是宣传；有时是无意的,而大抵是故意的宣传.”有评论者曾这样评价周扬早期的理论特点：“以宣传为文学的职责,纯粹从‘阶级关系’的角度去观察和解说文学的本质,批评也以此为出发点,这与其说是一种文学观念,不如说是一种时兴的革命的需要.在周扬的早期文论中,这种极端趋时而又实用的特征是表现得非常鲜明的.他确实在有意轻慢文学自身的规律,包括文学创作与审美的规律,但在‘非常政治化’这一点上力求充分适应和满足时代的需要.”（7）这确实点到了周扬文论的要害,而且这种特征一直延续到后来,并不仅仅存在于早期.
在早期文论中,周扬较早集中探讨文艺与政治关系的文章,应该是在1932－1933年参加与“自由人”和“第三种人”论战过程中撰写的《到底是谁不要真理,不要文艺?》《自由人文学理论检讨》和《文学的真实性》.在这三篇文章中,周扬把文学的政治功用论作了进一步的推演.他说：“无产阶级文学是无产阶级斗争中的有力的武器.无产阶级作家就是用这个武器来怎么写作于革命的目的的战士.”（8）在检讨“自由人”的文学理论时,周扬更是借助马列主义文论和苏联无产阶级文艺理论的阐释,提出了这样观点：“‘文学应该是党的文学’这铁则才是文艺批评的现实基准”,“文学是阶级斗争的武器”“这是由文艺的历史所证明了的一个铁一样的事实.本来,在阶级社会里面,艺术现象自身就是一种阶级斗争的现象.”他在强调文艺与政治“辩证法的统一”的同时更加突出了文艺的政治性：“文艺和政治是有阶级斗争的实践所辩证法地统一了的,而文艺本身就是政治的一定的形式.”他在指出文艺对政治的“能动性”的同时,更加强调了“艺术的政治的优位性”.（9）在这里“文艺从属于政治”的话语呼之欲出,1933年5月发表的《文学的真实性》则毫无掩饰地把这一口号喊了出来：“作为理论斗争之一部的文学斗争,就非从属于政治斗争的目的,怎么写作于政治斗争的任务之解决不可.”（10）
尽管周扬在30年代左翼文艺运动和组织中有一定的影响力和权威性,但他提出的“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怎么写作于政治”的观点所产生的效果,相较于数年后才提出同样看法的,显然是有天壤之别的,乃至于后来人们只是记住了的提法,而冷落了周扬.这又是一个历史选择记忆造成的不公平现象,它反映出政治权威在历史中的辐射力是多么巨大,乃至于历史都为此改写；另一方面这也说明人们还是更容易迷信权威的,哪怕是在历史真相面前.
但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到达延安后的周扬之所以受到最高领导者的宠幸,以及那么自信地宣称是“忠诚”的“思想的‘宣传者、解说者、应用者’”的原因：就最高领导者而言,周扬早期文论中的这些观点非常符合他的政治需要；而对周扬来说,接受权威话语并为之阐释引申直至应用到实践中去,并没有什么观念上的隔膜和别扭,早期的观点早已为周扬做好了容纳最高领导者的文艺观的准备,因此他也可以非常自信地说他的宣传、解说和应用是“忠诚”的.实际上,周扬的这种“忠诚”的“宣传、解说和应用”在某种程度上何尝不是在“忠诚”的“宣传、解说和应用”自己呢!周扬与权威政治间的这种“呼应关系”也说明了当代思想史中一个问题,即,权威政治之所以能在中国得以顺利推行并变本加厉,并不仅仅因为政治权威掌握着国家机器,更主要是民众尤其是知识分子具有类似周扬的这种接受心理基础.
正是在这样的理论前提和心理铺垫下,周扬在第一次文代会的报告中把《讲话》中“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服从于政治”的观念进一步准确地解释为“文艺为政治怎么写作”；并且此后数十年中不断地对这一观点进行宣传和阐释,即使在政策调整期他对这提法仍然“忠诚”不改.如,“大跃进”挫折后的60年代初,全国从上到下正在各个领域按照“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进行整顿,1961年6月周扬在一次文艺座谈会的讲话中,依然表达了“文艺为政治怎么写作”的观点：“文艺和政治,都是上层建筑,但是文艺要服从政治,要为政治怎么写作.这是因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文艺怎么写作于基础要通过怎么写作于政治来实现.这一种关系是不能动摇的,任何时候文艺都要为政治怎么写作,配合政治.过去有的人对于‘配合’想不通,那是不对的,文艺就是要配合政治,这是不能动摇的原则.”他还强调“一个时期的政治要求、政治情绪,是应该配合的”；至于“一时一地的具体政策”,周扬并没说可以不配合,只是反对“那种要求一种简单的配合”.（11）
周扬正是在“忠诚”地“做思想的‘宣传者’、‘解说者’和‘应用者’”过程中,为自己赢得了文艺思想阐释权威的极大荣誉和1949年后文艺界领导人的权威身份.
这里有必要顺便说一点的是,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这样一个“忠诚”地“做思想的‘宣传者’、‘解说者’和‘应用者’”、积极地推行“文艺为政治怎么写作”“文艺是阶级斗争武器”的周扬,在“”中也被打倒了呢?在笔者看来,这固然有对周扬不写帐所产生的疾恨原因,也有六十年代以来不断对文艺界、及周扬本人批评的前提,但导致周扬倒台根本原因并不是这些,而是发动者通过批判打倒周扬及其领导的和最终挖到“中国的赫鲁晓夫”这个“总根子”和最大的“资产阶级当权派”这里来.
第四次文代会与“文艺为政治怎么写作”口号的“终结”
结束后,对整个文艺界来说最大的事件就是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召开.而这次文代会取得重要成果之一就是“终结”“文艺为政治怎么写作”“文艺从属于政治”这一沿用了近四十年之久的党的文艺政策.而作为这一文艺口号较早提倡者和积极宣传者的周扬,尽管在劫难后也开始了对过去历史的反思和检讨,但几十年来身处权力旋涡中心养成的思维惯性以及在“忠诚”地执行权威文艺政策过程中所造成的领袖崇拜心理,使他一方面极力追赶时代的步调试图再领风潮执历史牛耳；另一方面又很难摆脱既往文学观念的牵制,先在的思想图式已很难适应新时代的主流要求.第四次文代会前后对“文艺为政治怎么写作”“文艺从属于政治”这一政策的处理,就部分地说明了这些问题.
实际上,第四次文代会召开前,就已经有人开始对“文艺为政治怎么写作”这个曾代表一个时代的文艺政策提出了质疑.1979年4月《上海文学》发表了题为《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的评论员文章,批评那种“仅仅根据‘阶级斗争’的需要对创作的题材与文艺的样式做出不适当的限制和规定”的“取消文艺的文艺观”,尽管文章直接针对的是“工具说”,但是这也引发了人们对“文艺为政治怎么写作”的质疑.而1979年10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教育部和北京市委举办的庆祝建国3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文艺为政治怎么写作”“文艺从属于政治”的问题成为会议的重要议题之一,有相当一部分学者对上述口号持否定意见.（12）但在这样的形势下,主持第四次文代会报告草稿的周扬依然坚持“文艺为政治怎么写作”“文艺从属于政治”的观点.周扬的这个报告草稿却遭到了当时主持意识形态工作的胡乔木的批评.在10月29日召开的会议上,胡乔木发表了对这一口号的长篇评论.其中他说：
“周扬同志的报告中有一个问题――关于文艺为政治怎么写作、文艺从属于政治的提法,这个提法,我过去提过意见,对这个问题我是经过认真考虑后才提出意见的,我认为这个提法现在还是以不再提出为好.它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马恩也从来没有这样讲过,在他们的著作中找不到文艺必须‘从属’于政治的根据.照这样,难道哲学、科学等等,也必须从属于政治吗?这种话,马恩从未讲过,全世界也没人讲过.我们说‘文以载道’,但没有人讲‘文以载政’.把文艺看成是一种工具,是讲不通的.这在理论上也是站不住的.”（13）
胡乔木还否定了文艺为“一定历史阶段的政治怎么写作”的观点,认为“这个也讲不通”；他还说“文艺为政治怎么写作――这个口号使大量的事实和文学现象无法解释”.胡乔木针对“有人说,我们可以把‘政治’解释得广一些.可不可以?”的疑问,作出了“那也不行”的回答.胡乔木在讲到“文艺为政治怎么写作”这个口号产生的种种“缺点”和“害处”时,否定了“政治第一,艺术第二”的提法：“只强调政治标准第一,是非常危险、非常有害的,也是可以说其害无穷的.”当然,胡乔木也指出“我不赞成文艺脱离政治”,“我不是讲艺术要离开思想政治,而是讲要统一起来”.
联系上下文,我们是可以看出胡乔木和周扬在“文艺为政治怎么写作”“文艺从属于政治”问题上的区别的：胡乔木把原来文艺与政治之间的“从属关系”改为了互相联系但是平等的地位上来了.而胡乔木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也得到了肯定的,在这次会议上也指出了这一口号带来的不良后果.（14）在这样的情形下,周扬不得不把《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的报告草稿中的“文艺为政治怎么写作”“文艺从属于政治”的提法作了修改：“文艺反映生活的真实,就应当适合一个历史阶段的政治的需要,等而不应该把文艺和政治的关系狭隘地理解为仅仅是要求文艺作品配合当时当地的某项具体政治任务.”（15）
与文坛和对“文艺为政治怎么写作”这一口号的态度相比较,显然周扬的文艺观念是滞后的.尽管周扬此后没有再明确提倡“文艺为政治怎么写作”,但并不代表他已经从根上转变了这一观念.就在他接受意见修改了第四次文代会报告的同时,还坚持认为“不提会起副作用”.（16）不仅如此,文代会后周扬还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到对这一口号的立场.如1980年6月23日周扬在教育科学研究所座谈时的讲话中曾这样说：
“文艺为政治怎么写作的口号,过去起了好作用,但也产生了副作用.我们现在不继续提这个口号,并不等于说文艺和政治可以没有关系,相反,这个关系是十分密切而又微妙复杂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讲过文艺、教育不能脱离政治,但是从来没有讲过什么文艺要从属于政治一类的话.这并不是说马、恩、列没讲过的,我们不能讲.问题是把文艺和政治的关系搞得简单化、庸俗化了,势必容易发展成写中心,演中心,唱中心.同时,这种从属的说法还可能导致政治对文艺的不适当的干涉.因为这个口号有这样的缺点,所以我们现在也不提它了.”（17）
即使在人们普遍认为周扬文艺思想发生了较大改变、曾引起新时期“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争论的《解放思想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讲话中,周扬对“文艺为政治怎么写作”这一口号仍念念不忘：“我们一向的看法是文艺服从政治,我过去也是这么讲的.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是根据的话讲的.讲过,一定的文艺从属于一定的政治.错了没有?”周扬说：“我看也不能说错.到底文艺要不要为政治怎么写作?要不要从属于政治?要判断这个问题,也要有历史的观点.等文艺本身就是政治斗争的一种手段.我们这些人过去都是宣传这个观点的.这个错了没有?我看不能说错.等当然现在回顾起来也有缺点,我们对文艺和政治的关系讲得简单化了,还有一点就是不讲策略.”（18）
这显然就是说“文艺为政治怎么写作”这个口号本身并没有错,它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也“不能说是错”,这个口号的“也有”的“缺点”那就是“我们对文艺和政治的关系讲得简单化了”“不讲策略”.这也等于把他曾经认为这个口号产生的“副作用”抵销殆尽了.不仅如此,周扬还一再地暗示这一口号不可动摇的权威性.他说：
“第四次文代会讨论报告时,有的同志不赞成文艺为政治怎么写作这个提法,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没有提过文艺要为政治怎么写作.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强调文艺和政治是不能脱离的,指出非政治的倾向、脱离政治的倾向是错误的.这个话他们讲过.但他们确实没有讲过文艺要从属于政治.从属于无产阶级政治,是讲的.不能说他们没有讲过就不能讲,或者说讲了就是离开了马克思主义.但是,现在看来,经过这么三十多年或者再长一点四十多年来看,所表述的文艺要从属于政治这么一种说法可能不是很完备的.”（19）
周扬这些话不仅强调了这一口号的权威性,指出了这一口号没有离开马克思主义,而且周扬还在这里使用了含糊的语言表达了一种肯定这一口号的态度,即,“文艺从属于政治”只是“这么一种说法”“不是很完备”（意思是说,实质上文艺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就是从属关系,只是不能用这么一种说法.）,而且这“不是很完备”也只是一种“可能”.实际上,周扬根本上否认了这一口号在“这么三十多年或者再长一点四十多年”文艺实践中所产生的“副作用”.
由此看来,尽管周扬在新时期对自己曾经走过的文艺道路进行了努力的反思和检讨,并且极力祈求新的突破,但是既有的思想观念对他影响实在是太深了,以至于使其始终难以逾越自己的理论视野,只能在原有的思想图式中打转转和修修补补,这也就决定他不可能再有什么大的理论创新和发现了.正如一位研究者所说：“周扬对十七年的反思并没有改变他的理论体系.这个体系,表面上以现实主义为核心,其实真正的核心是文艺从属于政治.与此相联系,它的根本点,无论是文艺为工农兵怎么写作也罢,或者是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怎么写作也罢,背后都是文艺为政治怎么写作.周扬向来是文艺为政治怎么写作的口号的积极捍卫者.”（20）
正因此,我们可以说“文艺为政治怎么写作”这一口号并没有随着第四次文代会的召开而“终结”,至少在周扬这里是这样的.而这一口号所体现的实质内涵更不可能被“完全终结”了,而是以另一种表述方式依然存在着.曾经在第四次文代会的《祝词》中这样说：“我们的文艺,应当在描写和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方面付出更大的努力,取得更丰硕的成果.”他还说：“各级党委都要领导好文艺工作.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21）而他在另一篇文章中,一方面明确提出“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并指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根据,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的发展利少害多”；但另一方面又强调说“文艺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就是政治”.（22）这些都为那些继续推行“文艺为政治怎么写作”的人提供了口实.其中周扬就是这样来理解的.
周扬不止一次说文艺“应当适合一定历史阶段的政治的需要”,不应违背“总的阶段性的政治任务和政治路线”.（23）周扬还说：“政治是什么?政治大体上可以分两个方面.一个是政权机构――政党,这是上层建筑里面实的部分.虚的部分是政治思想、政治态度、政治观点.讲文艺服从政治,当然要服从那个实的,虚的怎么服从呢?只能服从那个实的,实的就是政党领导.文艺服从政治就是服从党的领导.”“文艺工作者应该尊重党委书记、宣传部长、长、文化局长,尊重他们的意见.但是不能简单地讲要服从.如果是组织作出的决定那当然要服从,那是组织原则.”
由此看来,第四次文代会只是终结了“文艺为政治怎么写作”这一口号,但它的魂灵并未真正完全彻底地被终结,依然以各种方式在新时期文艺思潮中一再闪现.
注释：
（1）刘锡诚：《在文坛边缘上――编辑手记》,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9月版,第351－352页.
（2）周扬：《一要坚持,二要发展》《周扬文集》第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3月版,第405页.
（3）（6）周扬：《新的人民的文艺》,《周扬文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12月版,第526页.
（4）（5）：《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三卷,第865－866页,第848页.
（7）温儒敏：《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182页.
（8）周扬：《到底是谁不要真理,不要文艺?》,《周扬文集》第一卷,第36页.
（9）周扬：《自由人文学理论检讨》《周扬文集》第一卷,第48－53页.
（10）周扬：《文学的真实性》《周扬文集》第一卷第67页.
（11）周扬：《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周扬文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9月版,第343－345页.
（12）见傅惠整理：《有关文艺与政治问题的几种意见》《文学评论》1980年第1期.
（13）（14）刘锡诚：《在文坛边缘上》第348页,第349页.
（15）周扬：《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周扬文集》第五卷,第245页.
（16）黎之：《文坛风云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292页.
（17）周扬：《进一步解放思想,搞好教育科学研究》,《周扬文集》第五卷,第287－288页.
（18）（19）周扬：《解放思想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周扬文集》第五卷,第344－345页,第345－346页.
（20）支克坚：《周扬论》,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9月版,第294－295页.
（21）（22）：《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人民出版社,1983年7月版,第181－185页；第220页.
（23）（24）周扬：《解放思想,真实地表现我们的时代》,《周扬文集》第五卷,第216页,第348页.
（作者单位： 曲阜师范大学 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