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网络是现今中国公民参与政治的一种最现实可能的方式,而微博则是公民网络参与政治最有效的形式.最近几年,微博对政府和政府官员的监督已经产生了明显的作用,也生产了最大的社会影响,但是,网络言论的无序化状态日益显著,越来越多地体现出政治参与的负面功能.本文通过对最近几年微博“乱象”的研究,探讨了网络政治参与的负面功能,分析了网络政治参与的局限性.
【关 键 词 】政治参与；负面功能；微博；网络参与
网络是现今中国公民参与政治的最现实可能的方式,而微博则是公民网络参与政治最有效的形式.最近几年,微博对政府和政府官员的监督已经产生了明显作用,也生产了重大的社会影响,但是,网络言论的无序化状态日益显著,越来越多地体现出政治参与的负面功能.无论是政府还是网民,都应该理性看待网络参与,充分认识网络民意的局限性,使网络政治参与向序化和高效的方向发展.
一、政治参与的负面功能
从长远看,政治参与最终推动了政治、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以及社会公平.但是,除了这些正面功能之外,政治参与也有负面的功能.政治参与的负面功能指公民参与政治后,社会价值和程序的发展方向与社会历史的发展方向,与人类追求的理想背道而驰,南辕北辙.甚至会引起“政治衰退”,造成政治动荡.在20世纪的50年代和60年代,政治暴力和动荡在亚非拉地区明显增加.据统计,1958年,全世界约有28个地区在进行旷日持久的游击战,发生了4次军事,2次常规战争.到1965年,发展为42个长期性的游击战,10次军人政变,5次常规战争.在50年代和60年代,政治不稳定的局面也有明显发展.1955～1962年间发生的不利于政治安定的事件,比1948～1954年间同样性质的事件增加了5倍之多,此间在全世界84个发展中国家中,有64个国家呈现政治更加不稳定的趋向.总之政治秩序混乱、政府权威、效能及合法性遭受破坏等现象遍及亚非拉国家.i近年来,阿拉伯国家的街头运动导致国内战争和军事政变等政治乱局也频繁发生.
政治参与并不必然导致政治不稳定,其最终趋向是产生一个政治稳定的现代国家.之所以会产生社会冲突和社会动乱,关键在于政治体系的能力以及政治制度化的水平不能满足由社会动员所带来的“爆炸式政治参与”的要求.这种矛盾在发展中国家更在显著.发展中国家在追求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必然带来社会流动的增加,一些人在社会流动中找到自己的正确位置,但是另一些人就会转而求助于政治体系来实现自己的要求.再者,由于现代传播媒介的作用,发达国家的现代生活方式产生了“示范效应”,刺激了公民对政治体系需求期望的增长,因此,在社会动员和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如果人们的过高需求得不到正确的引导,再加上分配政策向投资者倾斜所带来的贫富分化、以及政治腐败等现象的刺激,会刺激公民通过政治参与来满足其各方面的需求.
当今中国的网络政治参与在这方面表现就更加明显.新发展起来的微博等网络媒体点燃了公民政治参与的爆炸式热情,而中国的网络法制建设方面还存在漏洞,制度化水平低.于是,人们就很容易在微博上寻找到体制外的、非法的、非制度化的参与渠道来满足自己的需求.当人们的政治参与热情在短时期内迅速攀升并集聚在一起时,政府是不可能充分满足的,其结果就往往是政治参与演变为舆论暴力,甚至影响到现实社会的秩序.
可见,政治参与是一把“双刃剑”,不努力推进政治体系制度化的水平,不随时有效地关注社会成员政治参与的现状,就会对政治系统,乃至整个社会带来危害.
二、近年“微博乱象”的主要表现
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2012年2月1日至2月9日进行的一项网络调查表明：“商业炒作”、“谣言泛滥”、“意见领袖言语偏激、煽风点火”位列公众最反感的微博乱象前三位.中国社科院2013年6月发布2013年新媒体蓝皮书――《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中指出,近三年以来,新媒体成为最主要的事件首次媒介类型,数量达传统媒体的2倍.但是,微博等网络媒体也成为了传播谣言的重灾区.2012年出现的671条谣言中,超过三分之一的谣言通过微博传播.有关政治外交的谣言虽然仅占5.2%（35条）,但影响非常大.
由于网络政治参与通常都是采用匿名制,这种空间的虚拟性同现实社会相分离,弱化了公民在网上自我约束的观念.因而网络政治参与始终伴随着感性与理性、宣泄和表达、极端与适度等等诸如此类的矛盾,随之而产生并表现出来的便是公民在网络政治参与过程中的非理性.
1、参与者放纵情绪致使网络泄愤事件频发.微博的出现的确给人们表达观点提供了自由的平台,然而,当微博上的言论越来越多地表现为一种不负责任的、丧失理性的情绪发泄时,它就会威胁到社会的稳定性.如果微博的政治言论过多地表现为自我情绪的渲泄,如果这些言论经过居心不良的人的煽动发展为过激的行动,就会给我国的政治稳定带来很大的消极影响.
2、参与者的从众心理导致“大V”、“”引导舆论.从众心理即指个人受到外界人群行为的影响,而在自己的知觉、判断、认识上表现出符合于公众舆论或多数人的行为方式,而实验表明只有很少的人保持了独立性,没有被从众,所以从众心理是大部分个体普遍所有的心理现象.从众的心理在群体高度一致性的基础上使个人获得了匿名感,因此个人做事会无所顾忌.这种情况通常会发生在做一些违背原则的事情时出现.从众心理在微博转发中表现明显.任何信息,只要有“大V”的转发作为引导,再加上“”转发形成一定的声势,最终就会引发成千上万普通微博用户一哄而上加入评论和转发队伍,在微博上造成强大的舆论攻势.当谣言和其他负面信息得到“大V”和“”助阵的时候,微博就会对正常社会秩序造成强大冲击.
3、微博参与者思维定势对“真相”的否定.思维定势就是按照积累的思维活动经验教训和已有的思维规律,在反复使用中所形成的比较稳定的、定型化了的思维路线、方式、程序、模式.近年来,微博和监督政府的成功事例使得微博用户形成了一种“微博思维定势”――凡是在官民对立的事件中,老百姓总是对的；官民发表的信息相矛盾时,信息总是在掩盖事实真相.这种微博思维定势在2010年“钱会云”事件中表露无遗.无论是当地警方发布的结果还是网络自发组织的3个“独立调查组”宣布的结论都表明浙江某地“前任村长”钱会云死于交通肇事事故,但是,广大微博用户仍然只愿意相信钱会云死于因带领村民维权而遭致“谋杀”才是事件的“真相”.可见,只有符合“微博思维定势”的才是“真相”. 三、“微博”政治参与的局限性
我们在充分肯定微博等网络政治参与推进了政府决策化的同时,一定要理性地认识到网络参与的局限性.
(一)政府与媒体的原因
1、纵调查意图.政府在问卷设计时设置体现自身决策倾向的问题,而回避与决策意图相冲突的问题,往往避重就轻,偷换概念,等于预设了结论,从而使网络调查成为形式主义的过场,增加决策的合法性.例如,2007年发改委利用门户网进行的关于“国家法定节检测日调整方案”的网上调查,调查的内容设置就存在导向性――调查并未设置民众最关注的“是否同意取消五一黄金周”的选项,而“五一”黄金周是应当保留还是取消一直是节检测日调整时最大的争议点,这也正是民众核心利益所在,因此很多网友认为调查结果难于表达网友的真正意见.
2、媒体的话语霸权.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网络媒体,都会因受众的多寡而对社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力.那些门户网站则当然地垄断着左右网络参与的话语权.它们可以通过对政策意图进行选择性诠释、对争议问题采取方向性引导、对调查选项设置目的性排序来诱导网友实现网站的调查意图.如此得出的结论也不是真实民意的反应,势必对政府决策形成干扰.
(二)网络民众方面的原因
加上政府工作人员处理网络信息的能力有限等因素,网络舆论在向政府公共政策议题演变的过程中也存在着一定的难题.
1、网络参与的群体特征鲜明.从“推迟退休年龄”网络调查来看,表示反对的绝大多数是18-35岁年龄段网友,年龄特征极其明显；而从参与“法定节检测日调整方案”调查的网友职业来看,国企员工、私企员工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是最大的群体,而公务员和外企员工则各占到10%左右.在“医改方案”调查中,发改委称,以医务人员为主的医药行业人员占发表意见总数的55%；农民、农民工、企业员工等基层群众占总数的20%.发表意见的群众以中低收入的工薪阶层为主,年收入在五万元以下的占总人数的95%左右.通过网络发表意见的群众以青壮年为主,15岁-59岁人群占总数的97%；通过信件渠道发表意见的人群则以老年人居多.
2、网络信息的无限性弱化了理性选择能力.网络信息容量是巨大的,任何团体和个人都可以在互联网上对一个事件、现象表达自己的意见和立场,可以自由的传递信息,每天都会有不可计数的信息在网上传播,因而就会增加参与者甄选的难度,具有相同吸引力的选择对象也使选择具有了不确定性,往往参与者会做出仓促选择,于是就伴随着盲目性.因此,网络信息之多,不但不能帮助网民做出正确合理的选择,相反会让人们无所适从,最后陷入人云亦云的海洋中,也使自己的政治参与在盲从中显示出非理性.
3、一些网络信息的欺骗性削弱公民的判断力.公民进行网络政治参与的前提和基础是掌握全面且客观的信息,然而现如今的网上信息存在很大的欺骗性,导致了政治参与无法按照预期的轨迹发展.在现代社会中,政府借助网络倾听人民的意见,是信息时代环境下实现直接的理想政治形式.然而互联网使得每个人能够发布或自己的观点和意见,直接地进行政治参与却成为了祸乱起源.一些居心叵测的人蓄意制造虚检测信息,左右视听,使其他人无法明确地了解事实真相,扰乱人们的判断.网络所提供的全面信息中还掺杂许多虚检测信息,当公众为虚检测的信息所左右时,对政治的评价和判断就会发生偏差.
(三)网络技术方面的原因
1、网络身份认定的困难.目前,网络参与基本都是以匿名的方式进行,这种虚拟身份一方面为网民参与政治提供了方便,另一方面也为网络民意的人群划分和数据统计带来困难,使得网络舆论反应出的民意偏差较大.
2、网络行为监控的困难.网络的匿名性也为网络非法行为打开了方便之门.散播网络谣言、提供虚检测信息,鼓惑网络民众干扰政府决策,也是网络参与可能遭遇的困境.
3、网络信息交流的局限.传统的政策调研方法中,座谈会、意见书、信件等,更能够充分地实现政府与民众的交流互动,使得政府更深入地了解民众意见和意见,也使得民众对政府的政策意图了解得更清楚.但是,在网络参与的情况下,交流的内容总是有限的.尤其是采用问卷调查方式时,民众想表达的意见往往受到问题的局限,难以达到理想的参与效果.
总之,网络参与是信息时代出现的一种新的政策参与形式,正在成为政策参与主体行使权力、促进政治发展和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政府还是网民,都应该理性看待网络参与,充分认识网络民意的局限性,并在此基础上切实采取措施规范政府、网络媒体和网民的行为,规避网络风险,推进公民网络政策参与的有序化和高效化.
注释：
i 有关数据参见亨廷顿.变迁中社会的政治秩序[M].华夏出版社,1988：3-5.
【参考文献】
[1]沈文莉,方卿.政治学原理（第二版）[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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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梓辑、赵玲.公民网络政治参与非理性因素的思考与批判[J].白城师范学院报,2013（2）.
[4]孟桢.网络政治参与治理研究[J].河南社会科学,201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