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詹费库柏(1789―1851)美国小说家.他生于新泽西州的一个法官家庭,自幼喜爱印第安人的传说.曾任海军上尉.31岁时开始从事小说创作.他在美国文学史上开创了三种不同的小说形式,即以《间谍》为代表的革命历史小说,以《开拓者》为代表的边疆生活小说以及以《水手》为代表的航海小说.从十九世纪美国文化范畴来考量,库柏无疑是我们研究的对象之一.其小说故事情节的雷同与人物关系的冲突是值得我们留意的,如艾芬汉姆评论说,在创作《走向家乡》、《寻找到的家乡》、《探路者》这些作品时,库柏从未考虑过历史背景,更没有从创作的职业角度考虑故事背景与时间相吻合的问题,他重新创作了同样习惯和情节的故事.而且库柏创作的故事总是让人们怀疑其真实性,但却流传了很久.
库柏处在一个历史事件多发的时代,他的作品无疑会反映他对历史事件的认识.从对作品故事情节及人物的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他对美国社会,政治问题自相矛盾的认识.
父权社会与政治制度的矛盾冲突
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是库柏政治信念的转折点,虽然他所关心的社会问题的焦点没有变,但曾经看到的非常乐观的形势却让他感到了悲观.他相信美国能够同时拥有贵族化社会和政治化社会体制.在《怀恩多特》里,库柏再次将美国和谐的文化中潜在的社会与政治的冲突作为创作主题.
1834年,他出版了《间谍》、《探路者》和《莱昂内尔林肯》,而《怀恩多特》是四部以美国革命战争时期为背景的最后一部小说.小说中,船长威娄贝和英国牧师伍孜都是社区的创始人,船长和儿子都是英军的少校.船长的儿子罗伯特给社区传来了麻州政治动乱的消息,同时罗伯特还为父亲带来了家中的消息.他告诉船长,他的外甥休威娄贝先生已死了,并且要把爵位传给了船长.可船长却认为作为一个美国人,爵位毫无用处.最后,还是为了儿子的军事生涯,船长拒绝授爵位.在争论政治问题时,船长却以父亲的身份,用一个忠诚的爱国者的言辞与儿子争辩道；“你把一家之主放在哪里?父亲就没有权利讲话吗?孩子之间的争斗能忽视父亲的作用吗?”[1] 用家庭比喻政治秩序的论点成了有力的证据.而牧师伍孜却质疑使用比喻来拒绝圣经里的“尊重你的父母”能否应用在政治领域里,因为“圣经的十戒中,无一能回答这个问题.”[2]
对库柏来说,争论的问题并不是支持英国或是反对殖民,而只有历史浪漫主义者才会追求和激发读者拥护一方而反对一方.因此,他的四部小说中就有三部是革命的浪漫主义题材的小说.在《间谍》、《莱昂内尔林肯》和《怀恩多特》小说里都有同样一个主人公,他们都出生于美国,都是受过良好教养的上流社会的英国军官.在冲突中,他们保持对英国的忠诚.库柏的这种重复性的暗示就是向读者表明政治和政治决策不是他所关心的焦点,对库柏而言,真正重要的是要获得一个等级的社会身份和的政治,而平衡的真正难点是对美国的承诺.尤其是他在写美国问题时更是如此.在小说里,我们可以看出库柏先让船长威娄贝藐视世袭的爵位,从而坚持父亲的权利,然后降了他的职位.这准确地反映了美国1775的争论,他们是与国会而不是与乔治国王争论.这不仅自相矛盾,而且颠倒了库柏想象中的关系；在社会中,父亲这个角色确实存在而且非常重要,而这种父亲的角色对政治又是毁灭性的.因为父权难以融入到的社会里.
在《领头人》里,由父权实施的政治秩序而产生的矛盾心理反映的再清楚不过了.这个婚姻故事反映了一个共和国体制下的政治身份与贵族出身如此难以一致.塞季斯蒙仅是一位一般士兵,而阿岱尔黑德却是出生于贵族家庭的女儿.因为塞季斯蒙曾两次救过岱尔黑德和她父亲迈尔康的命,因而他们的婚姻才能够成立.他父亲能够忽视身份和血脉的差异,因为他们都是共和国的公民.不仅自己如此,还与女儿争论说；“我们不都是共和国公民吗?我为什么要提出连法律都沉默的这种障碍呢?”[３] 他们婚姻的巨大障碍并不在于他们之间的社会身份,而是这共和国的社会结构和实践.在这种社会里,父亲的地位和权力决定了子女的命运.所以我们清楚,塞季斯蒙不仅仅是个士兵,而他还是行刑官柏尼的儿子.这是世袭的官位,而且他父亲经常向迈尔康和他的朋友盖塔诺、格里玛尔蒂、抱怨过这个官位；引用圣经里的语言和政治谬误说；“塞诺里, 对我们来说,父辈的罪恶已经光顾到我们最后这一代孩子的身上了.”[４]在此范围内,应用圣经里的含义非常不妥当.不像宗教和社会结构,政治权力和权利不应该依靠父权关系.公然不公正地用家庭的家长制作为政治制度的样本.塞季斯蒙常常困惑与阿岱尔黑德之间的关系,因为他注定要遭受痛苦.“被社会强加的所有的残酷中,在自然界里再也没有比这世袭的罪恶和不幸如此邪恶了,当特权是根据偶然的世袭时,在一切恩惠中,没有人能找到一点公正的权力和理由.”[５] 而且,将家庭制作为政治体制,同样会毁坏家庭的和睦.
《领头人》还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在任何情况下,父子关系都存在着问题.当迈尔康和盖塔诺争论宗教问题时,用忠诚他们的父亲来显示他们身份.迈尔康说；“我坚定地崇敬我父亲的观点.”接着格里玛尔蒂回答说；“这似乎不像他们的祖辈的观点.”[６] 在婚姻问题上,两者之间有一个障碍,使得年轻人在政治权力和社会地位间激烈竞争.最后,让塞季斯蒙成为格里玛尔蒂真正的儿子,格里玛尔蒂不仅是意大利上流社会的人而且是威尼斯总督.库柏仅用这样的总结就忽略了这个问题.这种解决问题的方式使得两个上流社会主人公的婚姻问题在不改变父权为基础的社会秩序的情况下就解决了.但是,给予塞季斯蒙这样高的社会地位,库柏就是要回到父子间的关系问题上,并强调父权社会政治秩序的危险和邪恶.他用公开格里玛尔蒂还有一个私生子马索的明这一点.由于恐惧谋杀罪被判刑,马索才公开身份来保护自己.虽然他是勇气十足,身怀绝技的人,可在这种家长制的政治秩序社会中毫无立足之地,他被排除在法律庇护之外.故事快要结尾时,他把主题转向了其他的人物,并声称其结果是这样的一个顺序；“我们是兄弟,但命运却不同,他是已婚者,而我却是个意想不到的,几乎是个死不悔改的罪犯.” [７] 他的话使我们想到了塞季斯蒙早先关于邪恶的“偶然的世袭”的抱怨,将幸福美满爱情故事与社会和政治领域引起的矛盾区分开来.虽然,最后马索在贾克秋斯科利谋杀案中被判定无罪,但得知塞季斯蒙的家庭有名望后,马索还是拒绝与塞季斯蒙的妹妹结婚,他所面临的这种根深蒂固的家庭制的社会秩序,公正的问题似乎在故事的结尾也无法解决.
婚姻、家庭与政治社会之间的矛盾
《探路人》里,从约翰保罗与爱丽丝顿斯康彼之间的对话中,我们可以看出是一个关于身份问题的争论.约翰斯与爱丽丝曾有过婚约.但他曾感到自己是被迫地在家庭和社会之间做出了选择,现在还要在政治上作出选择.作为一个美国人,相信自己能够与爱丽丝结婚,并有可能把她带出英国.但这也仅是他的认为,而没有考虑到爱丽丝对政治和社会理解；“难道不是上帝创造的家庭关系吗?不是由家庭组成的国家,家庭就像从树干上伸出的树枝一样遮盖了大地吗?”[８] 虽然库柏同情小说里的爱丽丝,但她反对约翰的理由不比船长威娄贝的理由更正确.她对国家的认识是反映了社会结构的争论,与《毛尼金斯》里的反面人物瑞索诺博士声称的政治讽刺一样荒唐.毛尼金斯在炫耀自己时说,他主张“政府是以社会的目的而建立的,而政府的主要功能是便于捐助和税收.”[９]
在《怀恩多特》里,让我们感到更有趣的是我们又看到了库柏早期作品中的那些烦恼.在《间谍》里,读者碰到了形形色色的美国人,他们在爱国主义的伪装下寻求私利.皮货商、哈威柏齐都是些自认为是支持英国的小人物.柏奇受华盛顿的直接委派,前往英军驻地刺探军情.他伪装为英军怎么写作,得到英军信任,因而也就受到美国军民的痛恨.由于柏齐的身份,这伙人便可以明目张胆地抢劫他而不用惧怕美国政府的惩罚.库柏巧妙地安排了他们作案的时间,他们抢劫时,柏齐的父亲正面临死亡,他父亲之死是一个意义不明确的事件.虽然政治上需要这样做,而对社会是颠覆性的.当皮货商再次遇到柏齐时,他仍然相信柏齐是为英国工作,让他不要做损害英国方面的事情纯粹是处于自私的动机.最终,从库柏的观点来看,他们的生存否定了家庭和理想的社会.
在《怀恩多特》里,讲述的矛盾更为复杂.战争中,虽然威娄贝船长并没有起到积极的作用,但当他发现大部分白人化装成印第安人,他们在爱国主义的伪装下,利用争端强大自己时,他感到他所依靠的英国人和荷兰人抛弃了他.印第安人的攻击迫使他和社区积极奋战.除了罗伯特外,威娄贝的全家都被杀害.尽管他对英国很忠诚,但也只能在姐夫比克曼少校率领的美国正规军的出现后才获救.而且少校的妻子也是被那些声称为美国独立而战的人所杀害的.最后,库柏也只能通过大规模的流血来解决争端.
作为美国文学史上的前期浪漫主义代表作家,库柏在政治思想上不仅保守而且充满了矛盾.他对所处的时代与社会缺乏深刻的理解.由于对政治和社会的认识缺乏深刻的理解,对美国社会缺乏深刻洞察与分析,所以,作品中往往流露出不可调和的矛盾思想.往往用简单甚至荒唐的方式解决矛盾的关系.
从文学角度上,库柏作品中提出的问题反映了他对社会和政治问题的认识；他的文学写作方式与他对社会约定俗成的行为准则认可之间出现了分歧,并且复杂而难以调和.由于对贵族社会秩序到政治的社会秩序信仰的转变,而传承了不和谐的音符.这些都反映了作者的阶级偏见与思想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