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本文主要从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出发分析其政治合法性思想产生的逻辑,结合当代政治学家对政治合法性的观点,分析了政治合法性的现实意义,即中国当前的政治合法性面临的挑战,如何应对政治合法性受到的挑战,对中国当前的政治稳定、政治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 键 词 ：《社会契约论》；政治合法性；挑战；对策
一、《社会契约论》中政治合法性产生的逻辑
(一)论人类原始状态
卢梭在《社会契约论》的中指出“放弃自由就是放弃自己做人的人格权力,甚至就是放弃自己的义务”.对曾经存在过的奴隶制度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他认为在人类原始状态下,每个人是绝对的自由、平等的,每个人是自己的主宰者.对原始状态的论述是其论述社会契约、政治社会、政治合法性的逻辑起点.
(二)论社会公约与合法性
既然每个人都是自由的,那么为什么还要订立公约呢?卢梭认为“人类曾经达到这样的一种境地：在自然的状态下危及他人的生存障碍之大,已经超过了每一个人为了这种状态下继续生存所能运用的力量,因此这种原始状态已经不可能再继续存在.人类如果不改变其生存方式,就会灭亡.”然而在这种状态下,人类不可能产生新的社会力量,去克服这种障碍,因此这种状态下,只有靠大家联合起来,才能战胜自然.“社会公约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把我们自身和我们的全部力量置于公意的最高指导下,而且把共同体中的每个成员都接纳为全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卢梭指出“通过契约形成的共同体,不是一个松散的组合体,也不是‘支离破碎拼起来的怪物’而是一个有机的道德共同体”.共同体的意志即卢梭所谓的公意.公意和众意具有严格的区分.首先,二者的着眼点不同,前者注重公共利益,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和公共利益的集中表现；后者注重私人利益,简单地将个人意志相加.其次,公意以公共利益为依据,永远是公正的,同时其又是不可摧毁、稳固不变的,“公意永远是公正的,永远以公共的福祉为宗旨” .概括来说公意具有两个特点：①公意永远是正确的,因为公益是因公共利益而存在的.②公意是稳固的,不会因为个别人的意志变化而变化.这里值得指出的是社会公约订立、产生社会共同体,不仅没有破坏每个人的平等、自由的权力,反而使每个人的自由、平等得到了加强.任何共同体的成员对于自己的同类都没有任何的特权.公意产生以后,每个共同体的成员都要服从,对于不服从公意的成员,全体成员要“迫使”其服从公意、“迫使”其自由.
主权者是公意的运用,是一个集体的存在,“它只能自己能代表它自己”,权力可以委托他人行使,但意志不能听任他人支配.共同体成员形成的公意是共同体统治的基础,唯有共同体的成员才能决定由谁来统治他们,至此,卢梭从理论上明确提出合法性论述,为现代研究政治合法性奠定了理论基础.基于公意的社会契约论的逻辑结果便是政治社会的人权.人权即主权在民,政府是人民自由意志的产物,所以人民有权决定政府,废除一个违反自己意愿、剥夺了自己自由、不能为自己带来幸福的政府.
二、现代学者对于政治合法性解释
政治合法性对一国政府的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直接决定了一国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水平,总结后发现代化国家政治发展的经验,这些国家之所以经常动荡,就是因为其政府缺乏政治合法性,相比之下,具有较高政治合法性的国家,人们对政府的支持率较高、政治较为稳定.卢梭从“公意”的角度论述了政府的合法性的来源,现代的政治学者分别从其他方面论述了政治合法性.
针对一些发展国家面临的欠发展现象,L.派伊认为过渡时期发展中国家的政治问题是由一系列危及引起的.“他归纳了六大危机：认同危机、合法性危机、贯彻危机、参与危机、整合危机、分配危机”.我们可以看出他把合法性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产生危机的一个重要方面.
美国政治学者塞缪尔.P.亨廷顿（Huntington Samuel P）探讨政治合法性内涵时,强调“合法性是政治分析家门尽量避免使用的不易把握的概念.然而, 它对于理解威权政权在二十世纪后期所面临的问题却必不可少”“对统治者而言,合法性意味着统治的权利,对被统治者来说则表现为服从的义务”可见其主要从权利和义务的两个角度去论述的.
德国学者哈贝马斯（ Habermas Jurgen ）则认为“合法性意味着某种政治秩序被可的价值”,“政治合法性是以政治秩序被民众认可为基础,只有当民众自愿服从某一政治统治, 该政权才能稳固”.可见其是从政治秩序的认可度与人民对政府的态度两方面去说明政治合法性的.李普塞特则指出,“政治合法性是政治系统使人民产生和坚持现存政治制度是社会的最适宜制度之信仰的能力”,从信仰的角度阐释了政治合法性所具有的含义.
三、政治合法性的现实意义
从上述的理论分析中, 我们可知政治合法性是政治统治系统有序、 稳固运行的前提条件, 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性不容忽视,但是,值得我们深思的是, 政治合法性正日益受到人们不同程度的质疑,这种情况无论在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后发现代化国家都同样存在.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取得了迅速的发展.“ 70年代末期开始,积极推进改革开放政策,改造传统集权计划模式,引进外国资本,大力推进市场经济, 促进经济发展, 改善人民生活,从而为合法性基础注入了新的因素,即政策和政绩因素” 一方面,经济的迅速发展增强了民众对政府的认可,政府的合法性得到进一步提高,但是另一方面,仍然存在一些因素影响政府合法性.
(一)当前中国政治合法性受到的挑战
1.经济发展不平衡,成为政治合法性形成困境的首要原因
经济的发展是政府取得合法性的重要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水平得到了快速的发展,GDP稳步的增长,现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们的收入水平在稳步的提高.尽管我国的经济取得如此之大发展,其中也存在问题,由于我国国土面积辽阔,地里条件差异大,资源分配不均,东部沿海经济水平和西部内陆经济水平差异较大,存在着富者愈富、贫者愈的“马太效应”日益剧烈 ,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政治合法性的基础. 2.政治腐败问题是成政治合法性面临困境的催化剂
正如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指出“政府和主权者的对立是不可避免的,个别意志总是不断地在反对公意”,“因而政府也就会一直继续不停地在努力反对主权.君主或政府的滥用职权,是一种‘内在的不可避免的弊病’,它从政治体一诞生起, 就在无休止地趋向于摧毁政治体, 就如同衰老与死亡最后会摧毁人的身体一样”,托克维尔在其经典著作《就制度与大革命》中深刻的分析了法国在大革命爆发前的社会状况,通过其犀利的分析得出政府的腐败是导致爆发1789年法国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腐败问题从古至今,一直是各国政府的弊病.腐败问题严重的影响到民众对政府的评价.当前中国政府存在的腐败问题引起了民众的强烈不满,当前发生的一系列腐败案中,我们可以从中发现案件所涉及不同职位的官员.这一问题已经严重的影响了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影响到政治的合法性,这一问题必须得到进一步的重视.
3.政治参与渠道不足对政治合法性形成了严重的挑战
政治参与活动是现代国家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政治参与的概念可以一直追溯到古希腊时期.政治参与作为公民实现政治的权力的渠道,是政治学研究中十分重要的内容.著名的政治学家萨缪尔.亨廷顿在其《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指出：“所谓的政治参与是指公民影响政府的活动” ,这里指的是一种广义的活动,既包括合法的,也包括非法的活动.诺曼.尼和西德尼.伏巴从狭义,合法性的角度定义政治参与,认为“政治参与是指平民或多或少影响政府人员抉择即他们采取的行动为直接目的而进行的合法活动” .我国学者孙关宏认为“政治参与是指特定体制框架内普通公民或公民团体试图影响政府人事构成和政府政策制定的各种行为” ,政治参与是一国民众表达利益诉求的途径,是一国政府了解民意的重要的渠道.在中国当前的形式下,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民众的政治参与意识不断的提高,虽然规定了民众具有选举等权利的政治参与渠道,但渠道相对狭隘,这些政治参与的渠道不能满足民众的政治参与需求,阻碍了人们的利益诉求,因此使民众产生很大的不满,影响到政治合法性.“现有的体制无法提供足够的政治参与渠道时,政治参与的扩大经常导致制度超载而引起参与危机” .所以这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认识.
(二)应对当前中国政治合法性受到的挑战的对策
1.大力发展经济,缩小地区经济、民众收入差距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只有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才能筑牢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幸福安康、社会和谐稳定的物质基础”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经济基础是根本,当前形势下,应大力发展经济,转变经济发展的方式,促进经济又快又好的发展.在取得经济发展的同时,一方面,通过政策推动推进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缩小地区经济水平差距,另一方面,通过收入分配政策缩小收入差距.
2.严惩政治腐败
我国是中国共产领导下的合作制度,在政府机关内很大一部分的官员都是中国党员.十八大报告指出“坚定不移反对腐败,永葆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是党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是人民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 我们可以看出党和国家高度关注政治腐败问题,只有严惩政治腐败才能纯洁党的队伍、净化行政风气,履行为人民怎么写作的宗旨,从而使人民更加信任政府,使政府获得更多民众的支持,使合法性得到进一步保障.
3.扩大政治参与渠道,保证人民利益表达渠道畅通
我国是人民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马克思主义认为, 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 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在社会走向全面现代化的过程中, 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自身的发展必然导致公民政治参与的日益扩大”.政治参与的水平反映了一国的程度,由于政治参与是监督政府的重要方式,因此也反映了一国人民监督政府的水平,有利于督促政府,遏制腐败现象,提高政府效率.中国当前虽然有选举、信访等为代表的政治参与渠道,但是并不能完全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政治参与需求.“人民是我们党始终高扬的光辉旗帜”,因此,扩大政治参与渠道,有利于提高政权的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