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在当代德国,以和政治参与为核心的政治教育工作,在政治生活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成为德国政府进行社会治理和政治统治的重要途径和有力手段.
一、核心概念
政治教育(Politische Bildung).要把握PotitischeBildung的准确含义,必须首先对Bildung加以深入剖析.德语中Bildung一词的内涵极为丰富,以致在德语以外的语言中几乎找不到与之对应的词.因此,自18世纪以来,便一直被视为德国文化中所独有的概念.在汉语中大多将其译为教育、陶冶、教养、养成等.本文暂取修养之意.修养的概念最初是启蒙运动的产物,形成于18世纪下半叶.在理性精神的推动下,特别是在莱布尼茨、沙夫茨伯里及卢梭等人思想的影响下,人的自觉意识和个人的价值在德国受到特殊的关注.修养、教育(Erziehung)、启蒙等作为相近的概念,成为哲学、文学及教育领域中的时髦词汇.尤其是思想家赫尔德,赋予修养一种广泛和独特的含义,用以表达整个的历史进程,表示自然、社会和人的有机发展进程.赫尔德关于人的修养的思想,诸如人的修养即意味着发展个人的天赋,使之成为和谐的整体；修养为一自我休养的过程；修养的目标在于品质(Charakter)的养成,等等,奠定了德国修养观的基本内容,影响深远.[1]
与"Bildung”一样,“Erziehung”是一个在德国政治教育领域被频繁使用的词汇,其意为教育、教养.尽管从汉字字面上很难将二者区分开来,但在德国人看来,二者存在着明显的差别.“Blldung”强调“自我的修养”、“自身的形成”,而"Erziehung”侧重于“外力的推动”、“外部的培育”；“Bildung”强调教育的出发点和归宿,而“Erzlehung”更重于教育的行为和过程；“Bildung”显示出静态的意味,而"Erziehung”动态十足；“Bildung”似乎更“”更“人性”,而"Erziehung”则多“专制”多“霸道”.
正是由于修养(Bildung)一词所具有的上述秉性,国内研究者对“Pohtlsche Bildung”的原意的理解和阐释存在很大差异.有翻译为“政治教育”,也有译为“政治养成教育”或“政治陶冶”等.即使在德国原版政治教育专著中,对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教育”也赋予不同的内涵,如君主专制时期的 “公民教育”(StaatbtirgerlicheErziehung)、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基于国家和民族的政治教育”(Staat und Volk Bezugspunkte politische Bil-dung)、纳粹时期的“政治教化”(Politische Erziehung)以及联邦共和国时期的“政治教育”(demokratischerpolitischer Bildung).在我们的研究中,为了某种可比性,暂且统一冠以“政治教育”之名.根据修养的观念,“Polit~sche Bildung”以人的独立价值和人的自由发展为出发点,倾向于经过锻炼和培养而达到一定的政治素质或水平.它强调个人的“政治自我修养”、“内在的成长”,以形成自身的政治品质,这种政治品质在当代表现为在政治上了解情况的意识,以及做出政治判断并采取政治行动的能力.这种政治品质的形成,反过来又促进了“个人天赋完全的发展,各种潜能最圆满、最协调的发展,最终融合为一个整体.”[2]这样个人就得到了全面的发展,这对于社会、国家和人类都有最大的益处.
二、基本范畴
1、政治认知.政治认知意为人们认识政治,获得政治知识的活动.德国的政治教育尽管有其明确的目标,即培养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和能力,但这是要以公民个人政治认知的发展为前提的.在德国,政治认知教育主要是通过学校政治课来实施.特别是自1950年教育部长常设会议做出决议以来,政治课在德国所有联邦州都列为必修课.
德国学校政治课的具体目标和任务,是由一系列由低到高的目标和任务构成的一个系统.首先,政治课要唤起学生对政治的兴趣,向学生传授关于政治的基本知识,使其对政治体制、结构功能及其内在联系有所了解；其次,理解政治及其中的基本概念和范畴,如、三权分立、选举、政党、自由、参与等,理解和支持制度,促进他们对政治关系的洞察力；再次,培养学生独立的政治分析和判断能力,并能对政治事件做出自己评价；最后,提高学生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能力,促进其政治社会化,并最终成长为制度要求的成熟公民.下图形象地表达了德国政治教育的目标层次：
与上述教育目标层次相对应,政治课教学过程一般可分为人题、获取知识、应用知识、形成判断四个阶段(参见下图).
为了指导政治课教师的教学实践,保证统一的教学要求,联邦长联席会议(KMK)制定了统一的毕业考试要求.它对教学和考试在“能力”和“知识”两方面都分别作了明确的规定.它将教学和学习分为三个要求层次,每一个要求层次都分为与内容有关的知识和能力,与方法有关的知识和能力.要求层次一是“描述和表达”,属于最基本的要求,规定了学生应当掌握哪些政治基本知识,也规定了学生应当以怎样的方式和要求来表述这些知识.要求层次二是“整理、解释、评价、运用”,规定了学生在政治学科领域应当掌握的系统知识和具有的综合分析、评价、运用能力,包括独立地解释、整理、评价有关事实和关系；根据可比的政治事实和条件,对学习内容进行独立的运用和发挥.要求层次三是“处理和解决复杂问题”,要求学生能够按要求有步骤地处理和解决政治领域比较复杂的问题,以培养学生独立地申述理由、推论、解释、评价的能力.
2、政治参与.政治参与是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范畴,指公民通过合法的途径和方式,对国家的政治构成、政治运作、政治决策、政治结果的关心、利益表达和施加影响的行为及过程.它是政治关系中公民政治权利得以实现的重要方式,反映着公民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它既是政治化的重要内容,也是一个国家政治现代化的重要标志.
德国经过19世纪俾斯麦的铁血政治、1919年的魏玛共和国、希特勒的统治,一直未能建立稳固的政治.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后,德国才迈开了制的步伐.到60年代末,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制度基本建立起来.在这一过程中,政治教育肩负着重大的历史责任,即对整个国家政治体制和经济制度的宣传教育和对纳粹进行历史清算,在民众中强化和传播思想.
值得注意的是,政治参与在不同的政治共同体中受到不同文化和社会环境的影响,会以不同的面貌和形式表现出来.美国学者阿尔蒙德和维巴在对美、英、德、意和墨西哥五国政府和文化做了比较研究后发现,尽管这五国的绝大多数国民是欧洲人或欧洲移民后裔,并有着基本相同的历史传统和宗教信仰,但却分别形成了“参与型的公民文化”、“驯服的公民文化”、“政治超然和臣民能力文化”、“疏远的政治文化”和“疏远和希望兼有的政治文化”.[3]据此观察德国,可以发现受德国历史、文化等众多因素影响,大多数德国民众对政治参与持“超然”态度.德意志的民族性格使他们在内心深处始终有一种对政治领袖的崇拜和依赖,使得他们自然而然地认为,政治权力来自一个超社会的机构和领袖,而不是来自于社会、来自于他们本身.因此,政治运作局限于少数上层精英,基层社会团体和全体人民只被当作工具,实际上未能广泛参与政治.这种对政治权力的理解认识在德国社会中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也是催生希特勒法西斯专制政权出现的重要因素.
从国家、民族的角度,鉴于深刻的历史教训,二战后德国政府和国民意识到政治教育和广泛政治参与的重要性.政治理念也由战前的“精英政治”转向战后的人权平等的“政治”,这一转变促使政治教育由培养少数精英、大多数“工具”变成了无差别的公民教育.法西斯统治时期“元首原则”下以培养好战而富有牺牲精神的政治教化,也转化为以政治参与为最高目标的政治教育.
在这样的背景下,政治参与成为德国政治教育决策机构的最高工作目标.围绕这个目标,政治教育注重从政治参与所需的知识和能力两个方面展开工作.即不仅向民众宣传政治参与的知识和方法,还积极促成它们向政治参与能力的转化.对民众广泛进行政治参与技能教导和培训,有力地培育和保障了民众政治行为能力的形成.根据政治学原理,公民的政治参与是以公民对政治体系的政治认同为其前提条件和心理基础的.其政治参与知识教育首先是向公众宣传、介绍、美化德国宪法的墓本原则,德国的政治体系和政治制度如选举制度、政党制度、监督制度等,以增强民众对国家的认同感、责任感和对政治体系的归属感.在此基础上,传授政治参与的知识与技能,如参与政治选举、参与职业利益代表大会、参与社团和政党、参与政治生活等,这增加了公众政治参与的主动性和有效性.
三、基本理论
政治社会化理论.德国政治教育深受美国政治社会化理论的影响.特别在20世纪60年代,德国爆发了左翼学生反对越战、反对贫困和反对的一系列对抗政府的运动,直接冲击了德国的稳定和发展.尤其令德国政府深感忧虑的是,左翼学生运动所凸现出来的法西斯运动的某些特质.这两个运动都卷入了相当多的普通民众,并显示出非理性的特征.在德国思想界和教育界于是出现了对制度和理论的深刻反思.政治学者们研究发现,不同的社会有着不同的政治文化,它直接影响着国家机器的运转方式；人们的政治行为和政治活动,乃至整个政治体系的行为和活动,在一定程度上都要受到一定政治文化的影响.而政治社会化过程决定了各种政治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决定了不同社会的人民特有的政治信念、政治准则和政治态度.因此,一个社会的政治社会化过程,可以导致这个社会的稳定或不稳定,可以说明公众政治参与水平的高低.[4]
于是,政治社会化理论这一当代西方政治学的新领域被开辟出来,重点对公民的政治学习和政治教育问题进行专门研究.这一理论着重考察人们怎样获取以社会政治文化为基本特征的政治信念、政治准则和政治价值,以及社会怎样实现其特有政治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为了有效地推进政治社会化进程,政治社会化理论特别注重对实际运作过程的研究.即一方面,作为政治共同体的个体成员,如何接受政治文化,逐渐形成自己的政治观念；另一方面,政治共同体作为整体,如何宏观传播政治文化.这两方面的辩证统一,就构成了政治社会化的本质要求,即塑造与一定社会制度相适应的“政治人”.从个体角度看,政治社会化是社会成员学习政治知识、参与政治实践的能动过程.社会成员通过接受社会政治文化教育、学习政治知识、参与政治实践,掌握政治技能,积累政治经验,从而提高自身的政治素质和政治能力,进而完善政治人格,成为一个政治人.从社会角度看,政治社会化是社会通过政治权威机构、社会组织和群体有目的、有意识、系统地将现存政治体制所认可的政治思想、政治价值观念以及政治行为规范灌输、传授给社会成员,旨在传承政治文化,维系现存政治体系的过程.[5]
根据政治社会化理论,这一任务是通过许多不同的政治社会化机构完成的.第一类政治社会化机构被称作“初级群体”,主要由家庭和同龄群体如同伴、好友、兄弟 姐妹等组成.初级群体对个人政治自我的形成有极大的帮助,但它所具有的高度个性化特征,并相对说来是无组织的,这就使社会统治者对社会成员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所获得的内容难以控制,不易形成整齐划一的政治文化.这正好是第二类政治社会化机构“次级群体”的优势所在,这类机构主要包括学校、政党、教会和大众媒介,其具有广泛的社会性和高度的组织性.同时,这些机构与政府有着密切的联系,便于统治者控制.统治者利用它们,向全体社会成员进行有系统的教育、培养和训练,灌输适合于现存制度的政治文化.相比其他西方国家,德国的政治社会化“次级群体”更呈现出专门化和多样性的特点.德国有为数众多的政治教育专门机构,如联邦政治教育中心及其设在各州的分支机构；议会各政治党派均有自己的政治基金会,如隶属社会党的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还有所谓的“独立政治教育机构”等.
当然,学校始终是德国青少年政治社会化的重要机构.因为“学校向青少年传授关于政治世界以及他们在这个世界中的作用的知识,学校向儿童提供各种政治制度和关系的具体观念,并灌输社会的各种价值和态度.学校可以在形成对政治竞赛的各种不成文规则的态度方面发挥重要作用”.[6]德国学校的政治教育主要通过“政治教育”课来进行.在不同的州,政治教育课名称略有不同,如在巴伐利亚州为“社会科政治”,巴登符腾堡州则为“政治”.另外,在实行多轨制的中学教育中,不同中学的政治教育课也有所不同,在完全中学为“政治历史”课.这些专门政治教育课程以使青少年学会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方式为主要目标,系统地、按步骤地传授参与政治过程所需的知识、价值和态度,并培养参与政治所需的技能.除此之外,通过其他学科渗透政治教育的内容也备受重视.德国教育制度委员会在民1955年《关于政治教育和社会化的报告》中明确指出,“每一门学科,在不放弃自身特点的情况下,都能对政治教育做出自己较高水平的贡献.如果明确了一门学科对于国家和社会的意义,我们就能在社会和政治生活结构中加以传授”.[7]
其次,德国政府、党派和政治教育机构在政治社会化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政府和政党不仅组织、管理、协调有关机构对公民进行政治教育,而且它本身也是政治教育和政治社会化的机构,并且是最强有力、最高层次的机构.德国议会中的五个政党,分别拥有各自的政治基金会.这些政治基金会面向大众宣扬所属政党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方面主张,开展声势浩大的竞选攻势,成为对德国公民进行政治教育最直观、最鲜活的教育素材.而隶属德国内务部的联邦政治教育中心,是德国政治教育的决策、组织、实施和管理机构.它对政治教育的目标、内容做出原则性的或明确的规定,采用间接的指导方式而不是直接行政命令对其他政治教育承办机构进行干预,运用规划、优惠政策以及财政补贴等手段鼓励、促进政治教育的开展,并对各级政治教育机构进行协调、组织、监督,以保证各机构相互配合,发挥更大作用.
大众媒介在德国政治教育工作中同样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政府充分利用各种媒介工具如电视、广播、报纸、杂志、计算机网络等,不仅向目标受众传播政治文化,使之形成共同的政治意识,而且还通过它们控制政治舆论,引导社会政治方向.利用大众传播媒介所能够产生的巨大的统一化影响,不仅仅向目标受众提供政治信息,而且把它们作为改变基本政治文化模式的有力工具,使德国社会主流政治文化得以更新发展.
系统的学校政治课程教育、专业的治教育机构、发达的现代大众媒介,再辅以大量纪念物、纪念馆、博物馆、国家公园、展览馆等物质设施,德国政府构建了纵横交错的政治社会化网络.并以有利的措施保证各机构协调一致,发出共同的政治信息,极大地促进了社会所要求的政治信念和政治态度的普遍形成,推动了德国资产阶级政治文化的传播和发展,从而维护了德国资产阶级政治体系的稳定和完善.
四、任务与目标
在历史上,德国统治者一贯重视对国民进行政治灌输.1889年5月,普鲁士国王威廉二世发布赦令,“考虑利用学校以防止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传播”；1890年3他又提出要培养“青年的民族主义者的德国人”,这成为德国早期政治教育的雏形.1919年8月颁布的《魏玛宪法》在有关教育改革部分特别讲到了德育问题,在改革过程中新创办的德意志中学,要以灌输大日尔曼主义和军国主义为主；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大力强化反动的政治教育,作为毒害人民思想意识,维持法西斯暴政的有力工具.[8]
二战前后,德国的政治教育在基本理念方面有着本质的区别.19世纪中叶,德国开始现代化进程.当时面临的最重要的任务是在封建土邦分立的基础上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政治教育相对而言居于次要地位.这导致了二者后来发展的不平衡,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压倒了主义的理念,政治制度的建设落后于经济技术的进步和综合国力的增长.
二战后,德国首先面临着对法西斯主义思想意识的清除与改造.同时,由于近几十年来,德国处在东西方“冷战”的前沿地带,以西方“主义”价值为基础的思想政治教育在德国显得十分敏感和重要.通过对德国近现代历史的反省,德国政府和人民意识到广泛开展政治教育的重要性.“制度本身并不能自然而然地改造具有素质和参与政治活动能力的人民,合格的公民必须要通过政治的文化教育和社会实践才能产生”.r,,在这一基本准则的指导下,系统的政治教育开始于二战结束后同盟国占领时期.从历史的观点看,美国的占领政策对德国的政治教育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在美国占领政府的领导下,一个浩大的政治再教育工程被启动.政治教育定位于“促进民众对政治事件真相的认识,强化意识,增强参与政治合作的准备”(联邦政治教育中心2001年1月24日公告).具体目标包括了以下六个方面：1)尽可能客观地向人们报道有关政治进程的事实和情况；2)培养人们在政治上了解情况的意识和做出政治判断的能力；3)促使民众在社会总的范围内认识自己的地位；4)引导人们认度的基本价值；5)培养人们采取政治行为的能力；6)让人们了解准则的性质,实行制度.[10]
五、内容与主题
德国政治教育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紧紧围绕一定的主题尤其是那些重大的社会主题展开教育.如50年代联邦德国复兴时期,政治教育围绕年轻的共和国的建立和发展展开工作；60年代这一使命体现为对整个国家政治体制和经济制度的宣传教育和对纳粹进行历史清算,在民众中强化和传播思想；70年代它的中心工作围绕着经济问题、东部政策和恐怖主义,也包括为学校政治教育制定新的教学大纲；80年代工作重点是环境问题、和平与安全政策和对东德的舆论宣传；90年代政治教育工作的重心是德国的统一和欧洲一体化进程.此外,还包括全球化问题、生态问题、新技术革命与社会变革以及大众媒体和信息社会发展问题等.[11]
2000年5月,德国联邦政治教育中心在一份公告中明确了它在新世纪的14个工作主题：
1．以及政治体系和政治理论的基本问题,哲学和思想史,政治体系的构造和作用形式,宪法历史,和宗教等.
2．德国历史,包括前联邦德国和德国的历史,国际共产主义历史,魏玛共和国历史,德意志帝国历史和国家社会主义历史.
3．德国的统一,主要是东西部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精神上的相互贯通和接受.
4．欧洲的融合,包括未来的前景,组织、机构、立法和司法的一致化.
5．国际关系,包括对国家、地区间的研究,单边多边关系,保险政策和国际一体化等.
6．社会作用,生活方式,休闲方式,价值观念的变化,市民参与,年轻一代的未来机会和不同性别的行为方式.
7．社会市场经济,其他经济秩序,能源消耗和环保以及社会保障体系.
8．人口问题,移民的融合,包括移民的原因及方向,政治避难政策,社会和政治的融合以及移民的社会参与活动.
9．大众媒介和信息社会的发展以及作用,包括大众传播的内容、媒体竞争和大众传播教育.
10．文化,包括作用和发展形式,文化交流和文化政策.
11．政治极端主义,包括恐怖主义,左右翼,原教旨主义,排外主义和.
12．教育和科学,包括教育方式和教育政策.
13．政治教育的方法,包括专业知识的发展和教学方式.
14．出版工作及合作交流,包括传媒和社会工作,媒体和出版物工作等.[12]
在以上内容中,问题和政治极端主义始终处于核心地位,是政治教育的重中之重.问题主要包括政体和基本法的宣传、文化的传播和意识的培育等；政治极端主义主要包括排外主义、、左右翼和恐怖主义等.
此外,经济知识、社会问题、德国历史、德国统一、移民问题以及国际政治成为德国政治教育的次核心内容.这些教育内容与德国政治生活息息相关,是作为合格的德国公民所必需的政治“食粮”.
德国政治教育的外层内容包括政治教学法、全球化问题、生态问题、新技术革命以及信息社会发展问题等.这些内容除政治教学法是专门面向政治教育工作者和教师外,其余均与大众的日常社会生活密切相关,反映出德国政治教育内容的“世俗化”、大众化的特征,也使政治教育的功能由单一的“教育”转变到“教育”和“咨询怎么写作”并重,为公民提供人生指南.
同时,政治教育内容的日益国际化也是近年来德国政治教育工作的一个重要趋势,世界所有重要国家和地区的政治问题都成为它研究关注的对象,其中又以与德国极具历史渊源的波兰、以色列、俄罗斯等为重.
纵观德国政治教育历史,一个引人注目的重大课题就是揭露并深刻反省纳粹统治这段黑暗的历史,帮助德国民众树立正确的“二战史观”,这不仅是建立、完善资产阶级议会制政体的需要,也是德国实现地缘政治理想,推行欧洲一体化外交时取信于国际社会的需要.拨乱反正、清算历史,是德国政治教育面临的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13]
六．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
德国的管理行政(Vollziehende Cewdt)在历史上经历了专制君主国行政、自由法治国行政和社会法治国行政三种类型.社会法治国行政,是当代德国、共和、法治的国家性质和职能的具体体现.主要有两层含义：国家可以有广泛的社会管理职能,但必须受到法律的约束.区别于自由法治国行政,资本主义生产的高度社会化和科技进步成为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使得国家必须历史性地承担社会共同事务的组织执行者的角色,国家不仅要负责照顾私人的社会安全,还必须担负组织社会生存和发展(如教育体系、社会保险)的一系列职责,即所谓的“给付行政”.[14]
“给付行政”强调的是国家的义务,而“指导行政”则是负担这些义务的手段.所谓指导行政是战后德国政府参与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一种形式,是指行政机关运用规划、优惠政策以及财政补贴等手段促进社会、经济、文化、教育和公益事业协调发展的活动.[15]其特色是对这些涉及社会进步发展的领域,采用间接的指导方式进行干预,而不是直接行政命令.德国社会的政治教育(不包括学校政治教育)正是采用这种运行机制. 德国政治教育的决策领导机构――联邦政治教育中心,是隶属德国内政部的“一级的联邦直接行政当局”,它在内政部长的全面领导下展开工作,最终由联邦总理就政治教育职责向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联邦议院负责.联邦议院通过其设立的管理委员会对联邦政治教育中心工作进行监督.体现为：一方面监督它在工作中的政治立场和“超党派原则”.所谓超党派原则是指政治教育中心的工作不能体现个别政党的意志,以防止违背基本法的和多元化根本原则.另一方面体现在联邦政治教育中心的重大事务接受管理委员会的监督.重大事务包括政治教育主题的确定、财政预算、工作计划和年度工作报告等,均不能违背管理委员会确立的方针政策,并且管理委员会有最终决议权.这样,首先在源头就牢牢把握住了政治教育管理机构在决策上与国家意志保持高度一致.
在议会的监督下,联邦政治教育中心对为数众多的政治教育承办机构进行间接的指导、干预.政治教育资金资助的接受者,必须是经由联邦政治教育中心承认的成人政治教育承担者,即他们必须首先经过资质认证.并且,这些承办者在所承办的活动符合以下条件时才能得到资助：1)有助于在理论和实践上加深对的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的理解；2)传授关于当前和未来的经济、社会、生态、技术和文化问题的认识；3)能够促进批判地发展民族同一性的历史意识；4)讲授当今重大事件和过程；5)在思想、政治上探讨反的倾向,特别是左右倾极端主义现象；6)促进批判地探讨国家社会主义；7)消除对少数民族的以及所谓社会边缘群体的偏见；8)传授有关国际关系发展的知识；9)增强对保障和平意识的活动；10)有助于加强和扩展欧洲意识的活动；11)批判地探讨前东德的历史的活动.当申请者接受议会议员团的教育意愿,自愿拥护自由――的基本原则,并保证依照基本法目标促进政治教育工作,可以被联邦政治教育中心接纳为新的承担者.在新的承担者递交申请报告时,必须一并呈上以下材料：章程；理事会成员名单,监督委员会和咨询委员会的名单及领导者名单；有关经济状况的证明；关于教育工作的说明(机构的设置和项目资金――国外资助和自己的资金).此外,申请者应指定一次到联邦政治教育中心观摩的活动.待申请资料被审查后,根据观摩结果确定承担者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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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可见,德国政治教育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是议会监督、政府管理和广泛的社会合作相结合,再加上完善的学校政治教育和强有力的社会舆论导向,就构成了德国政治教育的总格局.这种政治教育格局或体系从政治统治的角度来说,它是要维护和弘扬一种政治意识形态,以便说明和论证国家统治的合法性.从国家义务的角度,用德国人自己的话说,它又是政府对每位公民的“送达债务”(Bnngschuld),是为了偿还历史上国家对公民所欠下的政治债.政治教育因此而成为一项国家的公共义务,是为了保证和促进公民个人的基本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是一种教育上的“行政给付”.为了不使政治教育这种“给付的行政”成为国家、政府单方面的恩赐,使这种恩赐成为任意干预公民自由的条件,成为新的专制行政的理由,德国宪法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国家“化”的进程中承认了公观权利的概念,规定了公民得到国家的给付是公民的权利,而不是国家的恩赐,向公民提供包括政治教育在内的福利是国家的义务,从而为当代德国政治教育的责任和义务明确了法律依据.
结语
德国在世界现代史中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国家,其政治教育有着自身特殊的历史背景和教育使命,并且有着全新的政治教育理念以及一套完整的不同于我国的管理模式与运行机制.在二战以后整整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德国政治教育部门通过富有成效的政治教育途径,在促进国家政治安定、民族统一、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根本使命,对战后德国意识形态领域和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作者单位：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德育课部)
注释：
[1)[2]陈洪捷:《德国古典大学观及其对中国大学的影响》,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版,第66页.
[3](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西德尼维巴：《公民文化――五国的政治态度和》,中译本,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4章.
[4)[5)[10]王瑞荪：《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77-81页.
[6](美)阿尔蒙德、小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46页.
[7](美)贾诺威茨等：《军人的政治教育》,中译本,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191页.
[8][9]陈立思：《当代世界的思想政治教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75-176页.
[11][13]傅安洲：《联邦德国政治教育中心述评》,《当代青年研究》1999年第3期.
[12]《Bundeszentrale fur volitische Bildun-Jahresbericht 2000／2001》(联邦政治教育中心2000／2001年鉴).
[14][15]于安:《德国行政法》,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