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 】无论在经济上、社会方面还是政治领域,实现政治路线的调整,时机已经成熟,且必要性显著增强.今后我国的政治路线需要调整,可以提出“以经济建设为基础、以社会建设为中心、兼顾政治建设”的政治路线.在政治改革上有必要实行渐进路线.
【关 键 词 】政治路线 政治建设 经济建设 社会建设 政治改革
以往政治路线的演替
中国革命政权建立之初,党和政府的政治路线自然是肃清敌对势力,巩固新生政权.政权巩固以后,当时的革命领袖如果能继续维持“新主义秩序”,不急于搞城乡社会主义改造,今天的中国会完全不同.
对历史的检测设只是后人的“思想实验”,而现实存在自有其逻辑.当时的革命领袖不具备自由市场经济的理念,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的确让人相信统一的计划经济要优于市场经济,尽管他们很少勾画计划经济的特点.军事的胜利让党的主要领导人相信自己在经济发展方面也不会逊色,且他们大多对现代工业不够了解,以为国家强大就是粮食多、钢铁多.
1949年至1978年被称为“前30年”,以区别于革命政权建立后60年里的“后30年”.无疑,这两个30年是很不相同的,但也不能认为后30年没有从前30年得到任何历史遗赠.前30年里革命政权完成了大量基础设施建设,这种建设甚至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也没有停止.更为重要的是,革命领袖们证明自己不是李闯王式的农民起义领袖,他们在复杂艰难形势下巩固了政权,维护了国家大陆地区的统一.
当然,如果没有后30年崛起的第二代领导人改变政治路线,前30年积累的政治资本完全可能烟消云散.依靠已经逝世的主要领导人的几位近亲和几位“造反派”领袖掌握政权,使国家失控、政权颠覆,是可以想象的.
1978年提出党的政治路线要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不太令人意外.等人亲身体验了既往党内残酷斗争的可怕,决心建立新的政治游戏规则,使他影响之下的党内分歧解决,要文明许多.政治缓和后,领袖们把精力转向经济建设.人民公社被解散、一批经济特区先后建立,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的提出,直到建立市场经济意见的提出,每一步都是大手笔.当学者们无休止地抠字眼时,总是对问题做出“举重若轻”的回答,引领社会共识发生调整.
总的来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取得了很大成功.2008年美国《新闻周刊》首期的封面文章是谈论中国崛起的文章,其标题是“一个威猛而又易垮的超级大国的崛起”.这篇文章引述劳伦斯撒默尔的分析说,在200多年前的工业革命时期,一个欧洲人一生的生活水平上升了50%,而当今中国的一个人一生的生活水平会上升10000%倍!这样的成就,给现今发展道路的调整提供了很大空间.
当然不是说过去的发展没有问题,但发展的主线是正确的.这个路线最值得称道的是国家权力空间被大大压缩,民众自由选择的空间显著增强,由此极大地焕发了中国人的创造力.笔者不赞成一些人对改革开放不切实际的批评.例如,有人说城乡差距因改革开放而增大了,这是不符合事实的.这方面我们有过大略的测算分析,证明现在的城乡差距总体上要小于“前30年”.的确,当今社会出现了一些以往社会不存在的问题,但这不奇怪；中国人正在做的事情前无古人,出一些偏差实属正常.我们的任务是总结教训,调整政策,尽量纠正已经出现的偏差,把工作做得更好,而不是因噎废食,走回头路.
调整新时期的政治路线时机已成熟
今后政治路线要不要调整?笔者以为需要调整.也许可以提“以经济建设为基础、以社会建设为中心、兼顾政治建设的政治路线”.
“以经济建设为基础”,是指继续推动中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使经济发展适应建立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要求.
“以社会建设为中心”,主要应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在直接生产过程中调整劳资关系,保护劳动权利,以影响国民收入第一次分配适当向劳动者倾斜,扩大工资收入占GDP的比重；二是在国民收入再分配领域通过公共财政体制改革以及社会慈善事业的发展,推动基本公共怎么写作均等化,对社会弱势阶层进行有效援助.
“兼顾政治建设”,是指在今后一定时期内更大幅度地压缩国家权力,扩大民间社会权力；更大幅度地下放权力,扩大地方权力；更大幅度地推动法制建设,实现依法行政.有序推进政治建设,为今后更大幅度地实现全社会的化创造条件,实现老一辈领导人早在“五四”时期就提倡的政治理想.
笔者以为,实现政治路线的这个调整,时机已经成熟.
在经济上,我国已经建立了完整的工商业经济体系,现代经济部门已经建立,农业经济也实现了高度专业化,国家财政实力已显著增强,有能力通过调整劳资关系和公共财政的建立对国家收入分配结构做出调整,且不伤害国民经济效率.今后通过进一步扩大民营经济,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还可以增加国民经济的活力,推动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在社会方面,我国已经存在改善民生的巨大压力,通过教育资源的平均分配、公共设施完善以及对低收入阶层的转移支付,可以提高我国人力资本水平,有效助推国民经济发展.我国劳动者的劳动强度之高、劳动时间之长,应为世界之最,调整的空间很大.我国公共财政资源不当利用问题突出,仅仅通过公车使用改革、公费出国控制以及公务接待制度改革,就可以释放大量资源,用以满足对社会弱势阶层的援助需求.我国至今没有对公民征收财产税,更没有征收赠与税与遗产税,如果征收,保守估计可以增加财政收入1万亿左右,这是一笔释放庞大的可用于促进社会平等的财力.
在政治领域,改革的压力也很大.广大民众特别对各类腐败现象深恶痛绝,强烈要求采取更积极的措施对腐败加以有效遏制.解决这个问题关键在于决心.香港政府在英殖义统治的“不”时期尚可基本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凭什么不能解决?解决这个问题对于稳定中国政治,实现中国社会经济长期繁荣发展具有极为关键的意义.
政治改革方面实行渐进路线
笔者特别想强调政治改革方面实行渐进路线的必要性.从目前基本形势看,政治建设要兼顾,但可以不成为政治家的核心任务,核心任务还是社会建设.
中国政治发展要有大的进展,需要几个条件,一是国民比较富裕,社会比较平等,耐用消费品基本普及,由此降低政治极端人士的比例；二是“熟人社会”基本解体,社会高度专业化,由此可以免除黑党政治；三是民众的文化差异缩小,由此可以免除国家分裂；四是社会经济生活的多元化程度提高,没有哪一个利益集团能对国家政治天平发生过大的影响,由此保持政治平衡和社会活力,使权力转让不至于摩擦过大.中国要具备这些条件,需要一个过程；且在现行政治框架下,这些条件事实上也可以生长,除非基本不去改革.但改革有风险,特别是政治改革的风险比较大,要审时度势,有节奏地进行改革.
改革任务千头万绪,但最为重要、最有颠覆性威胁的社会基本冲突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是国家和社会的矛盾（涉及横向分权）；第二个是和地方的矛盾（涉及纵向分权）；第三个是劳动和资本的矛盾（涉及要素分权）.
国家和社会的矛盾,其实是我们之前所讲到的要处理公权和私权的问题,核心要解决政治的问题.在拥有军事遗产的前国家形态,国家政权控制了很多的权力,公权过于庞大,改革的任务是约束公权,扩大私权,还权于社会.还政治权利、财产权利、公平享有基本公共怎么写作的权利.
关于和地方的矛盾,被人们容易看作是一个敏感话题,其实不然.在世的时候就讲过这个问题.表层意义上说,这个矛盾大体上是一个国家的地方管理体制问题；但深入分析,这个矛盾所涉及的是一个国家内部公共权力的配置问题.
关于劳动和资本的矛盾,涉及到一个社会最重要的两大生产要素的权利平衡关系.对这个问题的关心,从马克思时候就开始了.我国劳资关系问题仍在不断积累,山西等地的“奴隶工场”应是冰山一角.
认定以上三方面的关系是我国社会生活的难题,完全基于国家转型时期的现实考虑.若做一般分析,我们无法确认在集权和分权之间究竟哪个好,也无法确定在专权和之间究竟哪个好,甚至在劳资关系之间,若以工资为标准,我们也很难说什么样的工资单价水平意味着劳资关系的和谐.但如果从现实关系出发,我们还是可以说,在和地方之间,我们是集权多了,分权少了；在国家和社会之间,我们是公权过大、过多,私权过弱、过小；在劳动和资本之间,则有一种微妙的状况,一方面我们对私人资本的权益保护不够,但另一方面我们却放纵了私人资本对劳动的盘剥.如果这些判断能立得住脚,改革的基本目标也就明确了.
对于改革的后果,是否有不能或暂时不能突破的底线?自然是有的.在这里,我们说的底线是改革主导者所把握的底线,而不是其他利益集团所认可的底线.改革不夭折、国家不分裂、社会不对抗、政权可持续,应该是改革主导者愿意接受的底线.在这些底线之上,才谈得上改革取得何种成绩.（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