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 :由于《公羊》学者对汉武帝加强集权、打击匈奴等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并对西汉政权的合法性提供了理论证明,从而使《公羊》学成为显学.但汉武帝的霸道策略却很快与《公羊》学派的王道理想产生了矛盾.到汉昭帝时,《公羊》学说已经成为盐铁会议上抨击时政者的依据.汉宣帝即位后“霸王道杂之”的政风,使以《公羊》学为依据的批评之声不断上升,致使汉宣帝试图扶持相对平实的《谷梁》学来抵消《公羊》学的不利影响.其后《谷梁》学的影响仍不能与《公羊》学相抗衡,《公羊》学不利于西汉统治的一面依然继续,建平元年汉哀帝支持刘歆倡立《左传》的政治举措旨在从意识形态上挽救西汉江山.
关 键 词 :西汉《春秋》学,王霸之争,公羊传,谷梁传,左传
中图分类号:K23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12)04-0164-05
前人关于西汉《春秋》学史已进行了充分且较深入的研究,但就研究范围看多就事论事,缺乏对三传兴衰背后深层次社会原因的探索.本文试从政治变迁的角度对西汉《春秋》三传的盛衰进行剖析.
一、汉武帝与《春秋公羊传》
虽然西汉前期《春秋》学的影响已开始显现,但汉武帝时期《春秋》学才得以在更大范围内发挥作用,这是学界共识,所以本文首先从这一时期开始考察.
在“罢黜百家”的过程中,《公羊传》一枝独秀.如范文澜先生所云:“汉武帝独尊儒家,归根到底是尊《公羊》.”在众多儒家典籍中,汉武帝何以对《公羊传》情有独钟首先是在汉武帝登上帝位的过程中,《公羊》学中的“《春秋》大居正”学说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他即位后对《公羊传》青睐有加便不难理解了.再者,《公羊》学大师董仲舒、公孙弘等人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的决策过程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于是《公羊》学大行其道就很正常了.
在《公羊传》被尊崇的过程中,其他学派学者也曾对其提出过挑战.如汉武帝时,在公孙弘主持下,董仲舒曾与《谷梁》学者江公有过一场辩论:
武帝时,江公与董仲舒并.仲舒通《五经》,能
持论,善属文,江公呐于口,上使与仲舒议,不如仲
舒.而丞相公孙弘本为《公羊》学,比辑其议,卒用
董生.(《儒林传》)
班固把董仲舒获胜的原因归结为公孙弘的偏袒及江公的口吃,这当然只是表象.要探究汉武帝尊崇《公羊》学派的根本原因,还要分析《公羊》学在他执政时期的内外政策上所发挥的巨大影响.
首先,“《公羊》大一统说”成为汉武帝加强专制集权的理论依据.西汉初年,与地方势力的矛盾一直未能解决,士人还没有实现从激昂处士到皇朝顺民的转变,因而纷纷奔走、交接于诸侯之间,社会乱象纷呈.汉武帝在文、景二帝打击地方势力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了打击力度.而在此社会环境下,《公羊》学及时提供了大一统的理论支持.《公羊·隐公元年传》:“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尤其董仲舒弟子吕步舒以《公羊》学“人臣无将”为依据对淮南、衡山大狱的处置更中汉武帝下怀,他不仅以尚未发生的“将”给淮南王刘安、衡山王刘赐定罪,而且还大肆株连,数万人被杀.此后,养士之风戛然而止.这就使汉武帝对《公羊》学如获至宝、珍视有加.
其次,《公羊》学派的夷狄观和复仇理论成为汉武帝出兵匈奴的政策依据.武帝即位后,改变了与匈奴持续几十年之久的和亲政策,义无反顾地选择了以武力解决匈奴侵扰的问题.《公羊》学派的夷狄观充分肯定了诸夏对夷狄的反击,如庄公十九年有“夏,公追戎于济西”.《公羊传》对此曰:“此未有言伐者其言追何大其为中国追也.此未有伐中国者,则其言为中国追何大其未至而豫御之也.其言于济西何大之也.”当战争进行了数十年之后,反对战争的呼声开始高涨.这时《公羊》学的复仇论又成为汉武帝再次出兵的直接借口:“高皇帝遗朕平城之忧,高后时单于书绝悖逆.昔齐襄公复九世之仇,《春秋》大之.”(《匈奴传上》)“齐襄公复九世之仇”事见《公羊·庄公四年传》.
前述董、江之辩就发生在公孙弘为相的三年中,而卫青大举征伐匈奴以及前面提到的淮南、衡山大狱也发生于这三年中.这些重大历史事件集中出现于此绝非时间上的巧合.
再次,《公羊》学对西汉的政权合法性也给予了维护.汉初的“布衣将相”之局一直为史家所关注,陈胜也因此发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呐喊,可现实政治却要求政治等级制度必须严格执行且制度森严,所以《公羊》学对西汉政权合法性的论证和宣扬就显得更加重要.但汉初,首要的政治任务是稳定政权.不稳定的社会局势使统治者尚无暇顾及统一意识形态的建设,对王权合法性的论证和宣扬一直缺失,至汉武帝即位依然如此,这对于稳固政权十分不利.所以他在策问董仲舒时明确提出:“三代受命,其符安在”(《董伸舒传》)策问公孙弘时也提出:“天命之符,废兴如何”(《公孙弘传》)这充分反映了他对政权合法性建设的急迫.
董仲舒在回答汉武帝的对策中提出了“更化”主张,而这又以其“三统说”为依据.他认为历史的发展规律是黑、白、赤三统交替循环,夏、商、周三代即其代表,这主要表现于《春秋》中的“据鲁”、“亲周”、“故宋”,每一统当值则有相应的改制之举,如服色、历法等.在《春秋繁露》中他详细论证了改制意义之所在:“今所谓新王必改制者,非改其道,非变其理.受命于天,易姓更王,非继前王而王也等不敢不顺天志而明自显也.”(《楚庄王》)改制之说在当时使人耳目一新,他强调汉王朝所得的天下并非前朝的继续,从而彰显了汉政权的天命神授.改制后,汉王朝就可以在三统中确立其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其合法性得到了充分肯定.
董仲舒的主张对武帝时期的政治统治产生了重要影响,武帝改正朔、易服色、封禅等无一不在彰显西汉王朝的天命观,强调其统治的合法性.元鼎四年(前113年),汉武帝封周室后裔为“周子南君以奉周祀”(《孝武本纪》),体现了《公羊》“通三统”之义.隐公三年何休注曰:“王者存二王之后,使统其正朔,服其服色,行其礼乐,所以尊先圣,通三统.”汉武帝此举表明汉朝才是周的正式继承者,汉继周而王,并非继秦.最具象征意义的则是太初元年(前104年)的改历,正式废止颛顼历,“以正月为岁首,色上黄,数用五”(《武帝纪》).这不仅表明汉与秦制的决裂,而且正式确立了西汉政权的历史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