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 ： 新时期以来在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上所形成的“去政治化”理论“共识”,并未能为评价和指引中国文艺实践和发展提供作为理论判准和方向的理想图景.对“政治”概念的窄化认知偏见和“原罪”历史记忆,对文学本体阐释的日趋虚幻化和抽象化,正成为我们进一步认识和研究文艺与政治关系问题的桎梏.当文艺理论已进入较为常态的生存环境以及文艺实践要求理论回答时代问题的今天,应该对二者关系的言说范式做“历史化”与“问题化”的再思考,进而寻求重建文艺政治维度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学理依据.
关 键 词 ：文艺；政治；范式；关系主义
中图分类号：D693.0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3）03-0152-05
前言
新时期以来,我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在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也暴露出一些问题：一方面,正如该领域资深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改革开放以来文艺理论的发展和进步不仅未能更充分有效地转化为对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认同,而相反的认同却扩大了市场”[1],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不断“推陈出新”的西方文艺理论之引介、膜拜、操作的话语喧嚣中声音微弱,处境艰难；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当下还面临着信任危机,不仅从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青年学者队伍“越来越稀薄”,文艺学博士生的学位论文中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微乎其微,而且那些本已显得“稀有”的青年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者还多是将学术兴趣放在“异域”的“西马”理论上,而少有对“本土”的理论命题和现实问题的关怀.具体到“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这一本身极具马克思主义文论属性和中国语境的理论命题,则上述症状就更为突出和明显了.
一、
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的重要命题,深深影响、左右和规约着中国社会主义文艺的创作实践和理论研究,成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以及文艺思想史）上无论如何也不能避开的难题”[2]181.但是,自新时期初期“为文艺正名”的“拨乱反正”之后,中国文艺学界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基本上停滞了对这一理论命题的学术思考.对文艺的政治性、文艺与政治关系问题的回避,几乎是弥漫中国文艺界的普遍心理,甚至已成为一种愈益加深的集体无意识,不仅许多青年学者将之视为一个“老”而“土”的命题,表现出对这一理论命题的无视、漠视甚或抵制,甚至一些资深学者也在较长时期内不再介入对这一理论命题的话题讨论.
此种几乎“不再研究”这里所说的“不再研究”现状,并非无视陶东风、刘锋杰等几位学者近年来对这一理论命题的关注和研究,以及藉由改革开放30周年和建国60周年这一理论总结机遇期的到来而引发的一些总结性评论,而是针对文艺理论界的整体研究状况而言.事实上,这些有限的研究似也尚未唤起理论界的共鸣及引发言说现状的改变.
的现状,主要建立在这样一个“普遍流行但未经深入审理”的看法上：在关于文艺与政治关系问题的真知探究和理论研究上,文艺学界似乎业已达成了一个具有普遍真理性的理论“共识”――当代中国文艺实践和文艺理论与政治的紧密“结缘”是其最大的历史性灾难和历史污点,而文艺“回归自身”的救赎之途以及文艺学恢复活力的研究出路在于“非政治化”甚或“去政治化”.而且,在此 “共识已达”的理论影响下,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命题,几乎成为新的学术禁区.若有重提文艺的现实公共关怀以及重建文艺政治维度的冲动,则很容易被指责为“故意要造成某种暧昧”,是“把在80年代、90年代本来已经明白了的道理重新又变得不明白”,进而被怀疑有“将渴望飞翔的精神的翅膀折断,大家一起滚入物质的污泥里去,才肯罢休”的“不良”倾向[3].
然而,在上述富有“真理性”的理论“共识”指导下的中国文学实践却呈现了另一种面相：文学走出“从属于”政治的“最黑暗”的“黑夜”之后,“黎明”并未像“去政治化”的拥泵者所期望的那样“即将到来”.在文艺“去政治化”理论“共识”影响和指导下,我们竟然发现,“在我们自己的时代,最能表现人类的内心生活的丰富、高贵与教养的文学,正大面积地堕落成一种粗俗而任性的话语狂欢.”[4]一厢是“去政治化”的“纯文学”持论者以文艺与政治关系的远近亲疏为依据和判准,极力尊崇那些“远离政治”的“纯文学”作家,要求重排20大师的座次,“重写文学史”,营造了一拨又一拨的“张爱玲热”、“周作人热”；另一厢则循着“去政治化”理论,文学竖起了“的旗帜”,供起了“身体”的神龛,个性写作、私人化写作、写作、身体写作、下半身写作等形形色色的所谓“去政治化”创作,日趋沦落和呈现为只有“身体躁动”和“表演”的时代境况,在“无关社会”和“非政治化”了的文学作品中似乎到处弥漫着感性狂欢、尖叫、隐私裸露、身体在疯狂的气息.与此同时,从“人文精神大讨论”到“谩议纯文学”再到“文学在堕落”,批评家和读者的担忧和指责声则不绝如缕,一刻也没有停息.而更令当下中国文学界颇感“难为情”的是：这种“去政治化”了文学“创作业绩”,竟然被远在德国的著名汉学家顾彬毫不客气地称之为“垃圾”.关于“垃圾”的说法,媒体后来报道说这是对顾彬的误解,因为顾彬的原意是中国文学在德国没有什么地位.在他看来,“中国当下文学太主张‘性与罪’了”；“大部分人不是作家,是骗子或者其他什么”,他们不是在写“纯文学”,而是在“玩文学”.可参见《汉学家顾彬再度“炮轰”中国文学》、《中国作家大多是骗子》等媒体报道.这进而又引发了中国学者关于新时期以来的文学是否是“垃圾论”的内讧.实际上,在此过程中,一些曾积极认同和实践文学应该远离社会和政治的“纯文学”写作者,也在不断反思中认为,在“纯文学至上”观念的指导下,“文学作品对社会意义的追求、对政治的关注和历史的反思都退到了后面,但退得太远就会出现问题”,因此,追求纯文学至上的观念应有所调整,才有可能出现一种新的气象[5].
马克思说,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口号和呼声.在文艺与政治关系命题上的“共识已达”之“不需”研究幻象与文学创作实践陷入“巨大混乱”的纷呈乱象,大有托尔斯泰所批评的“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良心不一致”的症状,我们在理论上为文艺“去政治化”所寻找到的那些“合法”和“正当”共识,在显而易见的文学实践窘况面前多少显得黯然失色.这似乎提示我们需要审慎反思：在文艺与政治关系问题上所达成的将文艺与政治决绝割裂开来的“去政治化”共识是否也存在某种认识的偏见?那种写椟还珠、壮士断臂般的“为文艺正名”是否也有自我反省的浅表性?换言之,在新的历史语境下,我们是否需要将“文艺与政治关系”命题作重新问题化的学术再思考?然而,我们不无遗憾地看到,文艺学界面对当下文学实践所提出和要求回答的时代问题,似乎依然固守着历史“共识”,继续保持缄默.这不由得引人追问：究竟是什么“认知前见”左右着研究者对这一理论命题的回避和时代问题的回答? 二
如果不罔顾事实,那么,当下文艺学界之所以在文艺与政治关系的问题上保持缄默,听凭“去政治化”的文艺实践陷入感官狂欢,甚至还不时以“身体解放”之名为之摇旗呐喊,也无意和不愿在文艺和政治之间再建立起某种紧密关联,在很大程度上可能与新时期“为文艺正名”过程中所形成的“政治原罪”之历史记忆以及由此生发的“审美自治”之“纯文学”幻象有着密切的联系.当下中国文艺所强调的乃是一些“回归文艺自身”的大词和口号,所推崇的乃是“去政治化”和“审美独立”的逻辑.
首先是弥漫在文艺学界的“政治原罪”意识.“原罪”是基督教重要的基础教义,被认为是人在思想与行为上犯罪的根源,也是各种罪恶滋生的根源,会把人引向罪恶的深渊.对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艺学研究者而言,“政治”无疑正具有这种“原罪”之意.文艺学界对文艺的“政治原罪”之源的发现,主要始于新时期之初的文艺“拨乱反正”.结束后,在“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指导思想影响下,文艺界以《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一文为肇端,积极展开了对“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为政治怎么写作”、“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等理论观点的大讨论.通过批判和反思,研究者逐渐“发现”：建国后30年来文艺与阶级政治的亲密“结缘”是当代文艺丧失活力、不断遭遇惨痛经历的根本原因,文艺的政治化不仅导致当代文艺极其缺乏艺术性,而且致使文艺沦为政治的奴隶甚或“帮凶”.因此,只有将文艺从“从属于”和“怎么写作于”政治的“不幸姻缘”中解救出来,才能实现文艺向自身的真正回归,也才能使文艺得到健康发展.在此基础上,它还简单化地把（文艺的）“政治性”和（文艺的）“非自主性”这两个概念混同使用.好像文艺一旦和政治（不管是什么样的政治）沾边就必然丧失自己的自主性[6]1.尤其是因记忆而产生的对“”政治的恐惧和敏感,使得“政治”这一概念在文艺“拨乱反正”过程中,基本上是被作为背离文艺品性、伤害文艺工作者“自尊”、阻碍文艺发展的对立物而被赋予着消极意义,以致于在当下的中国文艺话语体系中,“政治”若不是“声名狼藉”,至少也是“不甚光彩”.既然“政治”这一造成当代中国文艺诸多弊端和惨痛历史经验的“罪魁祸首”已被发现,那么由此形成的“政治原罪”意识,既影响着文艺对政治和社会问题的介入姿态,也使之时刻提防和警惕那些欲将文艺与政治关联起来的“企图”中所可能包藏着的某些“祸心”――这几乎是那些因恐惧和厌倦文艺与政治“合谋”历史而形成的谈虎色变式逆反心态的流行表现,而且也是排斥讨论和研究文艺与政治关系问题的最合理藉口.
其次是文艺界建构起来的“审美自治”之“纯文学”幻象.“审美自治”之概念来源于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对审美无关利害这一核心规定性的论述.所谓“自治”,即自身就能够为自己提供足够的存在合法性证明.研究者将之引用到文艺领域,乃欲建立这样一种文学观念：文学作为一种审美活动,有其自身的独立性和自主品性,文学乃由自身的“文学性”所决定,而与文学之外的社会、政治等其他外部因素无关.这种在新时期逐渐形成和树立起来的“审美自治”论,与上述文艺反思时所形成的“政治原罪”意识密切相关,是在文学力图摆脱政治束缚、争取文学主体性的整体努力中被催生和发展起来的.“纯文学”概念的提出和被尊崇,正是这种审美自治观念的具体表现,而一些研究者将文学与政治紧密关联的20世纪中国文学称之为“非文学的世纪”,自然也是此种观念的另一表现.“审美自治论”的倡导者们以文学自律和主体自由为学术立足点,努力寻证那种独立于政治之外的“文学本体”存在.其基本策略一是表现为热衷于引介和论述以“审美性”为圭臬的形式主义、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英美新批评、唯美主义、艺术至上论等西方各种新潮话语,以求为之提供理论佐证和支撑；二是通过各种创作实践,拉开文艺与社会和政治的距离,无论是“先锋文学”所表现出的某种虚检测与苍白,还是“私人化写作”的自恋与贫乏；也无论是“身体写作”所表现出来的浅薄与无聊,还是“下半身写作”的粗俗和颓废,其精神底色和内在样相无一不体现出文艺与社会和政治的渐行渐远.它所隐含的潜台词是：如果文艺可以自治、自立、自洽,那么,为什么还要去看政治的脸色呢?
至此,我们对造成当下文艺学界在文艺与政治关系的理论研究以及“去政治化”了的文艺实践乱象等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缄默之原因做了简单剖析, 如果这番诊断触及了真相的话,那么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囿于文艺政治化的惨痛经历而一味地笼统地鄙视、厌恶、恐惧和逃避任何政治的情绪是否正当?而建立在“政治原罪”和“纯文学”幻象基础上的文艺与政治关系之理论“共识”是否又有“矫枉过正”的嫌疑?继而,以文艺和政治截然对峙的二元对立逻辑来推演文艺与政治间的关系是否合理? 进一步说,我们有无必要对当代中国语境中的文艺与政治关系言说作一次寻根究底的清理、分析和批判?
三、
伊格尔顿曾就“意识形态是否已经终结”问题提出这样的追问：“什么是宣布历史终结的历史条件?这是一场表达愿望的表演化装舞会吗?就像你因为极其渴望走出家门,于是你就宣布雨已停止那样?如果在现代性的意义上历史已经趋于终结,那是因为我们已经成功地解决了它的问题呢,或是因为它们给我们以伪问题的印象呢,还是因为我们最终放弃了这一任务呢?如果历史从来没有过任何内在动力的话,那么它还能够已经完结吗?它是全部结束了,还是只有它的某些部分已经结束?是被压迫人民的解放,还是自然的支配?如果说基础现在已经完结,那么为什么周围还有这么多的基础主义呢?为什么意识形态完结的好消息似乎已经向着伯克利或波罗尼亚渗透,但却没有向着犹他或马尔斯特渗透呢?[7]25”
应该说,伊格尔顿的这种追问也适应于我们在文艺与政治关系命题上所建立的“共识已达”之幻象.尽管,新时期之初就文艺与政治关系问题所达成的“去政治化”共识,对中国文学和文艺学的解放和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并造就了文学艺术领域的大繁荣,但这并不能成为我们放弃对这一理论命题进行反思与批判的理由,更不能成为拒绝重建文艺政治维度的合法和正当借口.僵化的“从属论”和“怎么写作论”固然存在诸多问题,但决绝的“去政治化”同样也是虚妄的.事实上,对“政治”概念的窄化认知偏见和“原罪”历史记忆,对文学本体阐释的日趋虚幻化和抽象化,正成为我们进一步认识和研究文艺与政治关系问题的桎梏.尤其是新时期以来所达成的“去政治化”共识,并未能为评价、批判和指引中国文艺实践和发展提供作为理论判准和方向的理想图景.今天文艺创作领域所不断演绎的种种脱离社会和政治关联的“纯而又纯”的“形式化”、“感官化”、“私人化”、“身体化”了的文学,不仅无法托起文艺理论者所精心营造的那种具有“自足性”的“纯文学”乌托邦神话,还亦步亦趋地步入了商品主义编织的陷阱,逐渐成为远离时代人心的“冷风景”. 更为根本地是,在文艺与政治关系认识和研究上,我们深受一种二元对立研究范式的支配.这种范式不仅在文艺和政治之间人为地划出一道中心与边缘、自律与他律的巨大鸿沟,还致使一些研究者意识不到所提供的文艺与政治关系判断并不是指导中国文艺发展的理想图景.无论是“从属于”的胶着,还是“去政治化”的疏离,都不过是建立在二元对立认识基础上的扬此抑彼.这种抬高一方或贬斥另一方的做法既无法廓清以往认识上的偏误,也易将二者陷入一种更为基本的紧张对立之中.换言之,建立在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上的文艺与政治关系的认识,不仅容易背离文艺与政治之间可能存在着的某种诗意关系,而且还常常使理论认识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因此,对文艺与政治关系这一理论命题,我们需要有一种反思性的自我批判.而这种反思和批判应当始于对二者关系言说范式做“历史化”与“问题化”的再思考.更为确切地说,应当摒弃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而确立一种“关系性的视角”,即摒弃在文学认识上的要么外部要么内部的单向度视角.因为依据外部性视角,我们充其量只能经由一味地指责政治场域、社会场域乃至经济场域对文学的宰制而陷入一种简单的“反抗”逻辑中；而依据内部视角,我们充其量只能经由宽泛地指责文学对社会政治的积极介入将影响其艺术独立精神而陷入一种与政治更为基本的紧张之中.进而言之,在文艺与政治关系问题的认识上,我们应在新的认知观念和理论视野之下,寻找那些被既往的二元对立的言说范式与狭隘的文艺观念（高度政治化的文艺观念和非政治化的纯文艺观念）所排斥、曲解、窄化甚至伤害的文艺资源,并从关系主义视角展开对文艺与政治关系命题的再认识和当下文艺现状的思考,以在反思、追问和批判中寻求文艺与政治关系的建构方向.这既需要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中国化过程中文艺与政治关系的历史言说范式进行总体性的反思和批判,也需要对究竟应该如何理解“政治”这一关系认知的前提性问题展开理论思考,同时也应包含对当下中国文艺为何缺失以及为何需要重建文艺的政治维度等时代问题的理论回答.
需要说明的是,“再问题化”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命题之要旨和意义,并非是要对已有见解和观点作极端化否认,而是主张通过梳理、剖析和廓清以往认识上的一些偏误,以将积极的关系言说范式和自我肯认建基于“事实-价值”的关系维度中来重新认识,进而寻求重建文艺政治维度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学理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