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之“道”与西方之“逻”

摘 要：传统观念中,在中国之“道”与西方之“逻各斯”哲学内核和文化基因的决定作用下,中西方艺术的表达方式和特点有着显而易见的区别,使得中国艺术有着直觉体悟和追求至善和至慧的艺术理想,而西方艺术则有着讲究逻辑和追求崇高和悲剧的艺术思维.

关 键 词 ：“道”；“逻各斯”；思维方式

中图分类号：J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4）01-0132-01

中西艺术两者之间的区别是在其不同的存在空间和流动时间中逐渐沉淀而成,其区别背后有着更为深刻的决定性因素,正如牟宗三先生讲的,文化“可以从各角度、各方面来看,但向内收缩到最核心的地方,当该是哲学”.[1]中西哲学的内核涉及中国之“道”和西方之“逻”,“道”与“逻”是中西艺术的建构上具有再生性的核心概念和范畴.老聃运用的是整体性思维,从而开启了中国艺术领域整体思维的大门.而赫拉克利特运用的则是分析性思维,开启了西方艺术分析思维的天窗.传统观念下,中国艺术形成了于抽象、发散、中庸中寻求“至慧”和“至善”的顿悟,西方艺术形成了在具象、逻辑、科学中找寻“我是谁”；“我现在在哪”；“我将来到哪里去”的终极答案.

一、中国之“道”

笔者认为,再多的文字和言语也无法真正去解释什么是“是”,因此,此处笔者更想用以下几个词来框范一下“道可道,非常道”,那就是“神秘”、“太初”、“混沌”等.

文字本身是具有神秘力量和无限魅力的,在文字夹缝里无不充盈着对道之存在的肯定和向往.但是,在上述的文字中无不存在着这样一种不得不去面对和深思的“二元悖反”的出现.

老聃在《道德经》中感叹：“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2]在类似的悖论和矛盾中,哲人们承认“道”与言说,“逻各斯”与语言确实存在差别,思想一旦被说出来就成了另外的东西,唯有沉默无言才是思想的本真状态.同时,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反讽,哲学家不得不把他们本打算沉默的事说出来,都不得不用文字来宣布他们对文字的不信任.然而,留下来的却恰恰是文字,甚至对写作的贬低也只能生存在写作之中.“子非鱼,焉知鱼之乐.”就是这样一个例子.

我们并非一开始上来,就宣称“道”是哲学和艺术的最高境界、沉默是思想存在的最高追求,唯有深入理解语言和思想、“道”和混沌、语言和沉默之间的辩证关系,人们才能达到无论对人还是对物,对真理还是对意义的真正的“理解”.维特根斯坦才会说：“对于不可说的东西我们必须保持沉默”.[3]

或许就是在面对中国之道的无言与沉默中,逐渐形成了中国人含蓄、内敛、中庸的东方性格,造就了中国艺术的抽象、发散和中庸的风格特点,这种东方性格和风格特点也在历史的节点上最终使得中国艺术有着直觉体悟和追求至善和至慧的艺术理想.

二、西方之“逻”

沿袭上述研究思路来继续理解“逻各斯”并探究为何“逻各斯”为何能在一定历史时期使得西方艺术有着具象、线性和逻辑的思维特点并有着讲究逻辑和追求崇高和悲剧的艺术思维成为主要论述对象.

赫拉克利特曾提出：“逻各斯”是本原.因为万物从它而来,是组成万物的最初元素,是“种子”.中国的很多学者在研究“逻各斯”这一哲学概念时,常常会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角度,从逻各斯的象征意义、意蕴本质、境界层面等角度,辨逻各斯之“象”——火、河、日；析逻各斯之“意”——流变、秩序、尺度；论逻各斯之“境”——感性、理性、神性；来析逻各斯神谕之“道”、内涵之“理”和本质之“谛”.笔者正是将对“逻各斯”研究的重心放在了西方哲学历史的演进过程中“逻各斯”对西方艺术的思维方式和特点的形成有着密不可分的决定性作用.

火是逻各斯之象征,其中的“道”是“恒”.黑格尔也曾说：“了解自然,就是把自然当作过程来阐明.这就是赫拉克利特的真理.”[4]从赫拉克利特所留残篇可以看到,他确实是把事物了解为过程的.“我们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5]纵观西方哲学史,从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到巴门尼德的存在、柏拉图的理念、亚里斯多德的实体、新柏拉图主义者普罗提诺的太一、基督教经院哲学的上帝、欧陆理想主义者笛卡尔的天赋观念、康德的物自体、再到黑格尔的绝对理念,后来者都是以不同的理论表达式来谛听、复现、承诺‘逻各斯’的言说,尤其是沿袭了其中的“逻各斯”式分析性思维方式.

综上所述,从道这个宇宙本源而观照万事万物,形成了中国艺术特有的抽象、发散和中庸的思维特点,从而开启了中国艺术领域整体思维铸就的重“表现”的风格.而出于西方之“逻”的分析性思维,从逻各斯去认识、分析、概括与总结宇宙万物的原则与规律,形成了西方艺术独具的具象、线性和逻辑的思维特点,从而开启了西方艺术分析思维形成了重“再现”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