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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岳霖十几岁时,按照逻辑推理出中国俗语“金钱如粪土,朋友值千金”有问题.他发现,如果把这两句话作为前提,得出逻辑结论应该是“朋友如粪土”.
金岳霖赴美国留学之前,曾就如何选择专业向其兄长征询.其兄建议他学簿计学.金岳霖到美国后开始按部就班地学习,后因无兴趣,便改学政治学.就这次更改,金岳霖专门致信兄长,说：“簿计学,是雕虫小技.我堂堂七尺男儿,何必学这雕虫技艺.昔日项羽不学剑,就是因为剑乃一人敌,不能当万夫.”
西南联大时,金岳霖发表演讲,主讲小说与哲学的关系,讲到最后,结论却是：小说和逻辑没有关系.有人问：那么《红楼梦》呢?金回答：《红楼梦》里的哲学不是哲学.
徐志摩这样描述他那个研究逻辑的朋友金岳霖：“金先生的嗜好是捡起一根名词的头发,耐心地拿在手里给分.他可以暂时不吃饭,但这头发丝粗得怪讨厌的,非给它劈开了不得舒服等”
金岳霖与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是很好的朋友.梁思成说：“我们三个人始终是好朋友.我自己在工作遇到难题也常去请教老金,甚至连我和徽因吵架也常要老金来‘仲裁’,因为他总是那么理性,把我们因为情绪激动而搞糊涂的问题分析得一清二楚.”
金岳霖28岁的时候,在《晨报·副镌》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优秀分子与今日社会》的文章.他在文章中说：“我开剃头店的进款比交通部秘书的进款独立多了,所以与其做官,不如开剃头店,与其在部里拍马,不如在水果摊子上唱歌.”
二
20世纪30年代,金岳霖每天上午在自己的小阁楼的一个犄角里冥思苦想,遨游在抽象的思想海洋.即使是在战事之秋的西南联合大学,他也是孜孜不倦地思考著书.金岳霖有个习惯：利用每周不上课的三天时间,全心全意做学问雷打不动,客人一概不见.这种情况下难免忘记了日本人的炸弹.当时金岳霖住在昆华师范学校的学生宿舍楼里,1938年9月28日,日本飞机突袭云南,金岳霖在书斋里对空袭警报竟是充耳未闻.还好金老运气好,几枚炸弹在金老那幢楼的前后左右开花,但是他住的那幢楼居然没事!当他被惊醒从楼里跑出来,发现地上狼藉一片,而他则是一副茫然状.
金岳霖爱喝牛奶,冬天订了好多瓶,到了夏天,他喝不了那么多,就经常邀请邻居来喝,一再恳求：“这个忙诸位一定要帮.”一位邻居得知情由后,对他说订牛奶可以随时增减,冬天多订,夏天少订.他又大为赞赏：“你真聪明!”
在清华教书的一段时间,金岳霖与陈岱孙先生都住在清华学务处.一次,梅贻琦校长外出,委托陈先生写作技巧校事.一天,金岳霖准备上厕所,发现没了手纸,他并不赶紧去找,反而坐下来向陈岱孙写了一张讨手纸的条子：“伏以台端坐镇,校长无此顾之忧,留守得人,同事感追随之便.兹有求者,我没有黄草纸了,请赐一张,交由刘顺带到厕所,鄙人到那里坐殿去也.”那意思就是,你现在写作技巧校事了,就该为我解决问题,虽然是区区一张手纸.
金岳霖曾细心地去分辨“爱”与“喜欢”两种不同的感情或感觉.他说,爱说的是父母、夫妇、姐妹、兄弟之间比较自然的感情；喜欢说的是朋友之间的感情,是喜悦.二者经常是统一的,那就既是亲戚又是朋友；不统一的时候也不少.
三
1955年,金岳霖离开北大,调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另一位副所长说他应该坐在办公室办公.金在办公室呆了一上午,也没弄明白如何“办公”.他说：“他们说我应该坐办公室办公.我不知‘公’是如何办的,可是办公室我总可以坐.我恭而敬之地坐在办公室,坐了整个上午,而‘公’不来,根本没有人找我.我只是浪费了一个早晨而已.如果我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话,我这个知识分子确实不能办事.”
全国开展知识分子“上山下乡”运动时,金岳霖已经70多岁,但却主动要求“下放”.为准备“下放”后有所作为,他有一段时间专门看养鱼的书.他对别人说,“我要是‘下放’了,农林牧副渔五业中,农业我现在干不了,林,我干不了,牧,我也干不了,副业,我也没有技术,就剩下养养鱼.”
一次哲学所的领导去看望他,并请他提要求.谁知金老不检测思索就说：“我要钱.”然后掰着指头说,我的《逻辑》不要钱,《论道》也没要钱,但《知识论》一定给钱.领导才知道金老指的是稿费,不免有点尴尬；倒是金老还没搞明白,仍旧傻乎乎地说：“还是钱那个东西.”
金先生晚年深居简出.曾经对他说：“你要接触接触社会.”金先生已经八十岁了,怎么接触社会呢?他就和一个蹬平板三轮车的约好,每天带着他到王府井一带转一大圈.
（摘自《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细说民国大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