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与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是两个几乎同时的批判费尔巴哈的文本.同样面对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这两个文本体现了马克思与施蒂纳的不同批判思路.马克思通过强调人的社会存在反对费尔巴哈将人作为“类”的“自然存在”观点,施蒂纳则试图以个人的独特性来颠覆费尔巴哈的抽象人本主义.在稍后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继而批判了施蒂纳,完成了对施蒂纳的超越,为唯物史观的形成开辟了道路.
关 键 词 ：马克思；施蒂纳；费尔巴哈；唯物史观；超越
中图分类号：B08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604（2013）04-0080-05
费尔巴哈以批判黑格尔的“抽象”登上哲学舞台,代表了那个时代人本哲学的最高水平.把人从上帝那里夺回,是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哲学人本主义的伟大功绩.但他从感觉主义出发,把人仅仅看作有意识的“自然存在”,把人本主义建立在人的自然和人的感性幸福的基础上,将“感性”视为人的最高本质,用感性的人取代抽象的上帝.透过费尔巴哈对“感性”张扬的表象可以看到,费尔巴哈的“人”作为“类”,作为一种“自然存在”,实质上依然是抽象的,仍然没有跳出思辨的窠臼.施蒂纳与马克思分别从两个不同的方向对此进行了批判.
“对于许多中国读者,甚至是哲学研究者来说,麦克斯施蒂纳都是一个陌生的名字”,故本文先对施蒂纳的大致情况作一简单介绍.
一、“思想史上的失踪者”：施蒂纳
长期以来,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更多关注的是作为思想渊源的黑格尔和作为中间环节的费尔巴哈,很少关注到同一时期的施蒂纳.即使偶有提及,施蒂纳也基本上只以理论“狂人”的形象出现,充其量只被看做是一个思想浅薄的理论家,以致被认为是“思想史上的失踪者”.
同为青年黑格尔派的施蒂纳与马克思的活动很少有交集.马克思并未特别关注施蒂纳,同样施蒂纳在写作《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下称《唯一者》）时对马克思的了解也不多,他也不知道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下称《1844年手稿》）的存在.施蒂纳的主要对手是费尔巴哈和鲍威尔.他在《唯一者》中仅有一次提到马克思,而且不是在正文里,而是在“所有者”一章的一个注解中.可见他们之间相互了解甚少.
但施蒂纳那本主要矛头指向费尔巴哈抽象的“人”的《唯一者》横空出世后,情况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马克思对此异常关注,对《唯一者》的每一个结论、每一个概念、每一个段落甚至遣词造句,都进行了详细分析、逐条批判.可以看出马克思非常认真,似乎他与施蒂纳才是论战的对手.《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三分之二的篇幅都在批判施蒂纳.从中可以看出,施蒂纳的理论是“值得”马克思不吝笔墨地予以批驳的.
既是这样,为什么学界对施蒂纳的关注与评价都不高呢?笔者以为主要有三个原因：首先,马恩在《形态》中对施蒂纳严厉批判,“总之,整个四百九十一页的一部书就好像是按照朗福德的方法所煮出来的一碗淡而无味的杂碎汤”,批判的语言异乎寻常的辛辣,甚至近乎苛刻,似乎《唯一者》就是一部荒谬绝伦、愚不可及而且根本不值得严肃对待的作品.其次,就《唯一者》本身看,存在前后矛盾、逻辑混乱的问题,而且当施蒂纳抡起理论之斧“打到一切”以后,祭出的“救世良方”甚至不值一提.再次,施蒂纳在发表《唯一者》后基本上淡出了理论圈.由于《形态》在当时并未公开发表,施蒂纳甚至不知道他的理论受到马克思、恩格斯如此“重视”,处在“缺席审判”的位置上.
近年学界对施蒂纳的研究渐渐多了起来,对他的评价也有较大改变.有学者甚至认为施蒂纳对马克思的影响巨大,并给予非常高的评价,“施蒂纳就是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的最后一个契机”,甚至“如果没有施蒂纳和他名扬一时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马克思至少不会在1846年春天就进入历史唯物主义”,这些评价或能解释马克思恩格斯写作《形态》的主要理论目标.本文仅就施蒂纳与马克思对费尔巴哈批判的不同思路进行比较,并就马克思对施蒂纳的超越做简单评论.
二、独特的人：施蒂纳颠覆费尔巴哈的武器
施蒂纳的《唯一者》主要批驳以费尔巴哈类哲学为代表的人道自由主义.在当时人们对费尔巴哈思想趋之若鹜而纷纷举起人本主义大旗控诉资本主义的时候,施蒂纳深刻地指出,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其实仍然是一种宗教.费尔巴哈说,只要将宗教（上帝）颠倒过来,我们就会得到真正的人.在施蒂纳看来,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不过是人的宗教.他打倒了上帝,又把人抬高到上帝的位置.这对于人来说,只是统治者换了一副面孔而已.所以,这种颠倒,其实只是一种概念的互换,用“人”的概念代替“神”的概念.于是,神的东西即是真正的人的东西.人本主义对“人”的至高无上的推崇与中世纪对“上帝”的膜拜如出一辙.
施蒂纳认为,无论是“上帝”还是“人”,都只是概念,都不过是哲学形而上学抽象的结果.现实的个人却是独特的,独一无二的,不可替代的,也就是他说的“唯一者”,任何思辨的哲学及其概念都不可能展示这个“唯一者”的生存事实,都无法表达个人这一独一无二的生存.个体生存的有限性和时间性永远是形而上学无法超越的宿命.个体生存不是任何外界对象给定的,也与任何总体性无涉.“我”（或者称“唯一者”）是高于一切的,是当下的存在,根本不是抽象的概念所能定义的,因为这是独一无二的存在.在这里,我们分明看到了后来克尔凯郭尔、尼采、海德格尔甚至胡塞尔的影子.施蒂纳批判说,当费尔巴哈用他那无声的类指认“人”时,独特的、现实的人就淹没在抽象的、形而上的、作为一般原则的“人”的概念中,一个活生生的人就变成了僵死的概念,真实的人消失了.他批评费尔巴哈根本没有看到现实生活中的个人,所以,“我们只是错认了我们自己的本质.因而在彼岸寻找这种本质,现在由于我们看到了神只是我们人的本质,我们就必须将它重新作为我们的东西并从彼岸移回到此岸来”.但是,这个回到此岸的人的本质,实际上就是过去的神.人由此登上了绝对高峰,而我们与他的关系就如同与最高本质的关系那样,亦即宗教的关系.施蒂纳揶揄地说,只不过这一次不叫“神圣的”,而叫“人性的”罢了.所以,施蒂纳认为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是就是人的宗教,而这种人的宗教只是基督教的最后变形. 施蒂纳继续推进他的批判,指出费尔巴哈的感性事物同样也是抽象的,因为“他只知用唯心主义、绝对哲学的传统财产来穿戴他的新哲学唯物主义”.在费尔巴哈那里,仍然存在一种被当做“准则、原则、立场”的固定观念,费尔巴哈不断言说的“人、类本质和人性”这类东西其实就是黑格尔的观念、思想和本质的东西.他的“感性优先”本质上是“感性这个概念”优先,而作为概念的感性却是抽象的.所以,从根本上说,费尔巴哈依然是观念优先,是思辨哲学的一种变形.施蒂纳深刻地揭示了费尔巴哈的所谓的“唯物主义”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之间的隐性的联系,敏锐地意识到费尔巴哈骨子里的唯心主义.我们不得不承认,施蒂纳确实找到了费尔巴哈的“软肋”.
从施蒂纳的批判思路看,他试图以强调“人”的唯一性、独特性来颠覆费尔巴哈人的总体性或“类”特性.这一思想是深刻的,这也是此后克尔凯郭尔、尼采等新人本主义者的主要思路.在施蒂纳略显混乱的对费尔巴哈的批判中,我们可以感觉到他犀利的目光.他不仅精准地击中了费尔巴哈人的类本质的要害,也解构了自古希腊以来传统思辨哲学尤其是黑格尔体系哲学的坚实内核,一切哲学本体论的架构变得前途黯淡.施蒂纳其实远远地走在他同时代人的前面,甚至可以被认为是当下形形色色的后现代思潮的肇始者.在他混乱的逻辑背后,隐藏着思想的光芒,一如尼采,在疯子般的呓语中透着无限的清醒.“在一定意义上,施蒂纳也是近代西方思想史上在现代性的语境中第一个自觉消解形而上学的人.”
三、社会的人：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改造
当施蒂纳对费尔巴哈进行彻底批判时,马克思也意识到费尔巴哈的局限,《1844年手稿》就是尝试超越费尔巴哈的一个文本.
《1844年手稿》继续沿用了“异化”概念.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将异化只局限于宗教和思辨哲学等人类精神生活领域,看不到真正的异化发生在现实生活领域.要真正剖析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秘密,就需要给“异化”注入新的内涵,将之引入到现实生活,他开始把目光投向古典经济学,提出“异化劳动”的概念,构建起劳动异化理论,主要描述私有财产下的劳动使人同人的类本质相异化的发生机制.他以异化劳动的深刻思想充实了异化概念,使之不再是脱离人们经济关系的纯哲学思辨,成为对人们现实关系的高度概括.异化劳动概念的提出标志着马克思进一步摆脱了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哲学的思辨性和抽象性的影响,尝试着向历史唯物主义方向迈进.马克思的“异化劳动”既是一个经济范畴,又是哲学范畴.从经济学的“劳动”出发建构人本主义异化史观,是马克思人本学逻辑与其同时代人不同的重要特点,也是马克思的人本学逻辑与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重要区别.马克思把经济异化作为一切异化的基础,并据此把历史理解为人的本质的异化和自我生成的历史,人类必须经历一个异化及其扬弃的过程才能达到消除一切异化的共产主义.经济学开始进入马克思的视野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已经开始试图超越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的话语体系,希望通过异化劳动理论达到对人类社会生活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理解,为寻求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科学表达开辟道路.
但是,马克思把自由自觉的活动设为人的类本质,论证异化劳动使劳动丧失了自由性,变成维持生存而被迫从事的活动.消除这个异化,就需要使劳动重新成为“自由劳动”.我们可以看到,“自由自觉的活动”、“自由劳动”是由一系列“应该”组成的,仍是价值悬设,是理想追求.
沿着异化劳动的逻辑,马克思开始对费尔巴哈心目中的“人”进行批判.马克思并非不承认费尔巴哈认为的人的本性的感性自然存在和属性,他承认人的自然存在前提,他真正批判的是费尔巴哈将这种自然关系视为人的本质的逻辑基础.马克思认为,相对于人的自然存在,社会存在才是现实的人更重要的具体“本质”.对人的本质的理解,马克思与费尔巴哈最大的不同就在于：费尔巴哈更多地强调人的自然本性,人的本质与自然的本质紧密地连接在一起,马克思虽也从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这个唯物主义的前提出发,但更多地着眼于人的社会关系,着眼于在生产劳动中形成的人与人的交往关系.“自然界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来说才是存在的；因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来说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等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说来才是他的人的存在,而自然界对他来说才成为人.”费尔巴哈对人的本质的认识,是以人类全体为对象抽象出来的共同性,类意识就是人对这种共同性的认识,类意识使人有别于动物,但无法说明人与人的区别.
马克思将人的本质归结为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试图从理论上阐明人的本质,而且从物质生产的角度阐明人的本质,人的生产活动就是类生活.费尔巴哈把人的本质叫做类本质,孤立的、个别的人不具备类本质,它只是包含在团体中.那时的马克思依然不愿放弃费尔巴哈的“类”,只是他把类理解为社会,认为费尔巴哈的人类概念就是社会概念.这是马克思以他的视角试图改造费尔巴哈的一个努力,其主体思路是：从社会存在的角度超越费尔巴哈的“自然存在”,把人放在现实的生活中去理解,而现实生活中的人必然是处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下的人,最重要的社会关系是人的劳动关系.
这确实是一个进步.但其总体视角是政治立场评判,以人性的尺度来坚决地反对和否定私有制,以人本主义的哲学来全面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无论是马克思的论证还是概念的使用,都显示出这是一个有余科学不足的人本主义异化逻辑的建构,表明此时的马克思仍然是处于人本主义意识形态逻辑统摄之下.
四、给“唯一者”注入历史内涵：马克思对施蒂纳的超越
如果说马克思与施蒂纳对费尔巴哈抽象的“类”从两个不同方向的批判各有千秋的话,我们不得不承认,那个时候的施蒂纳走得更远些.施蒂纳的批判同时启发了马克思,对马克思走出哲学思辨产生了积极影响,“施蒂纳对青年马克思人本主义的批判是打在其要害之处的.这是马克思从哲学上最终告别人本主义类哲学的直接原因”,并促使马克思开始反思并清理思想.不同的是,施蒂纳就此止步,而马克思则大踏步继续往前. 1845年,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态度发生了根本转变,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第一次对费尔巴哈提出了原则性的批评.《提纲》的第一条就直截了当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这个对费尔巴哈二元论的指责是马克思不曾有过的.从马克思在1844年11月完成《神圣家族》时是坚定的费尔巴哈主义者,到半年后却与费尔巴哈主义彻底决裂,这或许与受到施蒂纳的启发有关.
我们注意到,马克思对施蒂纳的批判也并非全盘否定.相反,马克思接受或挖掘了施蒂纳的一些正确思想.施蒂纳批评说,费尔巴哈所有对人的描述都是想象出来的,都是从观念出发而不是从现实出发的,现实中找不到任何一个符合费尔巴哈描述的人,而只有具体的、有血有肉的、利己主义的个人.马克思则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批评说,“费尔巴哈设定的是‘一般人’,而不是‘现实的历史的人’”；“他（费尔巴哈）还从来没有看到现实存在着的、活动的人,而是停留在抽象的‘人’”.马克思已清醒地认识到,只有历史中的、现实中的人,才是“真正的”人.而在此之前,马克思和所有人道主义者一样,认为现实中的人应该要在朝向本质之人的发展过程中被扬弃.马克思并未就此止步,继续着他的历史唯物主义发现历程.这正是他与施蒂纳的本质不同.
站在唯物史观的高地上,马克思可以从容地批判施蒂纳了.
马克思指出,施蒂纳的“唯一者”实际上也是抽象的.尽管他试图把理论的出发点从人本主义的抽象的人拉回到现实存在的人,尽管他为现实的人作了荡气回肠的高昂“宣言”,他依然没有给这个现实存在的个人以真实的内涵.正如施蒂纳高调宣称的那样,“我把无当作自己事业的基础”,他的“现实的个人”真的成了“无”――没有任何真实的内容.所以,施蒂纳的至高无上的“人”最终依然抽象.事实上,施蒂纳的批判是无视经济学尤其劳动价值论而展开的纯粹哲学上的批判.这真是绝妙的讽刺：施蒂纳从批判思辨哲学开始而以自己再次进入哲学思辨为终点.这种批判终究无法逃脱“应该”与“是”的人本主义的“标准”逻辑,终究也没有逃脱所有哲学人本主义批判的宿命：无论人本主义的批判如何激烈长久,现实的资本主义的步伐从未因批判而后退一步.在现实面前,人本主义的批判注定苍白无力.
马克思指出,为了反对费尔巴哈的抽象概念.施蒂纳竟然创造了“唯一者”这样一个更大的抽象概念.马克思说：“这个施蒂纳的‘我’不是‘有形体的个人’,而是按照用同位语作支柱的黑格尔的方法构成的范畴”.施蒂纳认为真实的人就是每一个有血有肉、有感性、有、有行动能力的人,现实生活中各种关系都可以归之于所有者与其所有物的关系,因而可以推断出一个掌控一切的“唯一者”来.但对马克思来说,这些对人的描述仍然没有逃脱臆想的成分.像唯一者那样能够把所有与我发生的关联都变成为我的关系,正如费尔巴哈的“人”一样,在现实中根本找不到.马克思还深刻地分析了施蒂纳的方法论错误,认为他把一系列在现实中不可割裂、客观存在的对象在思想中分开了,进而天真地以为这就是现实的存在.这时的马克思已经站到了一个任何黑格尔派成员都没有达到的思想高度上,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平台上看,施蒂纳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只是唯心主义的哲学家炮制的又一个神话而已.
捷克哲学家泽勒尼曾经说：“除了赫斯以外,施蒂纳也许是青年黑格尔中第一个看到思辨哲学终结并提出实践哲学的人.”施蒂纳对马克思的影响,倒不是施蒂纳指出了通达人的解放的现实路径,而是昭示了传统人本主义浪漫理想“此路不通”!德里达有个中肯的评价：“即使没有马克思或者说即使没有马克思反对他,施蒂纳的书也是应当阅读的.”洛维特则一语中的：“施蒂纳和马克思在同一块自由的荒野上进行相互对立的哲学思维.”
当马克思宣布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时,马克思哲学视野完成了格式塔转换.马克思清楚地表达了现实的具体的人,必定是处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一旦离开真实的社会关系,人立刻被“抽空”而成为无法理解的存在了.只有在特定的社会关系中,个人才能体现出独特的个人存在.至此,施蒂纳所表达的“人”,他所强调的个体当下的本真存在,终于被马克思赋予了丰富的历史内涵.施蒂纳一心关注的“真实的人”的本质,被马克思科学地解决,最终导致马克思哲学的革命性变革,为唯物史观的创立开辟了道路.
（责任编辑 徐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