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音乐艺术的本体及创造根植于文化传统及其所体现的基本精神之中,如哲学、宗教、心理、美学等,而哲学宇宙观(世界观)模式涵盖了文化传统的各个方面,成为音乐艺术构成的根基.西方音乐文化的中心是宗教与科学,其发展始终为科学宗教精神所贯注和支配；而中国古典音乐文化的中心是道德与艺术,其发展则始终为道德与艺术精神所贯注和支配.本文针对中西音乐思想的相关问题进行了对照与反思,旨在为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一些参考和借鉴.
关 键 词 ：中西音乐思想；对照；反思
一、哲学基础的殊异
就总体世界观而言,西方哲学侧重“天人之别”,而中国哲学则侧重“天人合一”.道家认为,人与宇宙互不外在,二者相类相协,通为一体.老子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天地人三者一道贯通.因此,人生追求的目的不是去认识和征服宇宙,而是“泛爱万物”,体悟“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儒家的一个基本命题是“天道与性命”的关系,从孔孟到程朱陆王,无一不主张超越的天道(天理)与内在的生命(人性)是统一的.孔子说：“吾十有五而有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里从知天道的超越性,到达到“不思而得”,最后到内在与天道完全会台至“内在超越”的境界,正是儒家追求的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孟子由人的内在性推向天的超越性,提出“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程朱由“天理”推向“人性”,有“性即理”的论断；陆王则由“人性”推向“天理”,有“心即理”的主张.他们都把天人视为一体贯通的.既然天人合,因此研究天道只需研究身边的人道,而不必追究离人过远的自然之天或神灵之天.这也是中国的自然科学和宗教科学不发达的内在原因.
西方哲学自古希腊开始就十分突出人与自然之分,并把天人之分看作是知议和智慧的起点、人自觉为人的起点．《圣经创世纪》所述亚当和夏娃因偷吃智慧果而懂得可羞的故事,说明人的智慧始于人走出同自然浑然无别的原始状态,知道了自己不同于一般动物,这虽是神话,却包含了西方文化的基本精神.由于天人有别,便应分别探讨自然与人,由此,一方面导致从自然本身客观研究自然的科学精神、科学方法和科学理论体系的确立：另一方面,在专门研究人自身时也强调天人之别,即灵魂和肉体的区别,并认为自我意识的真正起点在于发现自己的本质是灵魂,从而使人的精神得到了独立,发展出理性精神和自由精神,并把理性和自由视为人的本质.不仅如此,西方哲学的天人之别还通过个人与整体、经验与理性、现象与本体、绝对与相对、自由与必然等种种对立形式直接或间接地表现出来.然后,在种种极端的对立中感到困惑,于是便又寻求二者的一致,或用科学和自然解释人事,或用上帝、理念统一人和自然,形成西方哲学典型的唯物论和唯心论二元格局的发展道路.现代西方哲学的出现,从思想逻辑的发展来看,其重要原因之一也在于克服这种局面.
二、两种音乐思想的不同取向
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相迥,使中西美学表现出不同的风貌.西方传统哲学机械本体观形成了西方音乐美学的形式逻辑基础,而中国传统哲学有机生命本体观则形成了中国音乐美学的直觉辨证基础.这毫无疑问渗透于中西方音乐的创作方式、感受方式、接受方式及美感运思结构行为中,使其音乐美学各具特色.这些特色在历史过程中便形成了各自音乐风格流派演变逻辑框架的定势,造就了中西音乐文化各自的美学特色.
在“天人合一”、“物我一体”观念的指导下,中国古代哲人不是把音乐仅仅作为一种玩赏的对象或“为音乐而音乐”,而是把音乐与其他的社会、文化理想结合为一体进行统筹思考.中国古代的各种音乐论著中都不乏此类论述,如“乐者,德之华也”,“大乐与天地同和”,“和乐如一”,“移风易俗,非乐莫善”等等,都是把音乐的娱乐功能与社会功能结合在一起,带有明确的世俗精神和人文内涵.而在西方的古希腊时代,出现的却是毕达哥拉斯学派将音乐与哲学、数学结合起来思考的心路历程.古希腊哲人认为,宇宙、天体和万物都是和谐的,存在着秩序与数的关系,而在音乐中也存在着同样的数的关系,音乐反映了这种主宰宇宙的数的本质.在这里,西方人沿着“天人相分”的理念,将音乐置于一个实实在在的客体层面,把它当作一种哲学和科学的超功利的知识来考察.可以看出,西方音乐思想从一开始就带有强烈的理性精神和科学内涵.
与哲学和美学思想的差异相联系,中西音乐艺术的形态也表现出完全不同的倾向.中国古典音乐艺术注重人内心的体验,即“感物”之“心性”,强调非理性、直观、内省、神秘主义的个人体验,形成积聚式的口传心授创作方式；而西方音乐艺术创作则偏重于科学、逻辑、数理与上帝精神的统一,注重句法和曲式结构的程式化和书面排列的公式化.但东西方音乐艺术的本体及创造无不根植于各自数千年的文化传统精神,而哲学宇宙观模式则是构成中西音乐艺术这些特点的根本或终极原理.
对宇宙本体和构成的不同认识,直接影响到中西方对文化音乐意义的阐释.在中国古代哲学自然观中,“阴阳”、“五行”、“气”是中心概念,这一思想理路从先秦、两汉直到宋元明清各代都得到了不断的阐释与发展.与此相应,中国古代音乐经典论著中也时时闪耀着这种将宇宙看作有机的生命系统的有机本体论的思想光芒.正如《乐记乐情篇》所谓：“天地诉合,阴阳相得,煦妪覆育万物．等则乐之道归焉耳.”而在古代西方,哲学家们从未仔细倾听过自然天道的声音,因此没能建立起类似中国古代哲学天人感应的音乐自然观和宇宙观.古希腊哲学自然观认为,“原子”是世界的物质构成,几何和数是宇宙的构成,柏拉图甚至认为“上帝是一位几何学家”.在西方音乐中,宇宙论的观念是以毕达哥拉斯学派为中心建立起来的.毕达哥拉斯说“万物都是数”,“他发现了数在音乐中的重要性,数学名词里的‘调和中项’与‘调和级数’就仍然保存着他为音乐和数学之间建立的那种联系”.由此,古希腊几何、数的字宙构成论对于西方音乐和哲学的深远影响可见一斑.
这些都足以说明,中国音乐与西方音乐的差异不是孤立的简单的差异,而是整体文化的差异：更不是简单的音乐现象的差异,而是在音乐类型与文化类型方面的差异.
三、中西音乐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整体而言,在西方传统音乐中,音乐的乐音概念已经标准化、客体化,以致声心相分或心物相分,而当代出现的偶然音乐、具体音乐、噪音音乐、机遇音乐等虽然试图改变传统音乐把音乐作为声音物质进行客观化、逻辑化的把握方式,但仍然无法摆脱现实的生命感受与“乐音的运动”形式相脱节的危机.而另一方面,由于中国音乐一向重视声音与人的生命体验、心理感受相对应,强调音乐与人心的整体关系,因而未走出对音乐声音直觉经验把握的局限,即从来没有对那些体认的音乐声音进行物理、声学、心理学及实验等方面的分析和理论的逻辑建构.
这些现象恰好说明了中西方音乐所具有的相反相成的文化价值以及二者互助互补的可能性.倘若以这样的态度来审视,中西方音乐文化所具有的价值意义在人类整体文化中同样是不可替代的.诚如泰戈尔所言：“机械的天牢虽然百物俱全,但却不能满足我们的最终要求.而在大自然(大结合)的天厅里,却常住着爱者的心灵.”当今,西方传统音乐(严肃音乐)的危机,也是基督教文化中的“崇高”理念与几何数理的音乐机械本体观的危机,因而寻找新的理想人格与社会的和谐正是当前西方学者所迫切需要的：而中国传统音乐的危机,则是传统儒道文化中人伦与社会的关系及自然和谐的音乐有机本体观所受到的来自西方主流文化的挑战.因此,协调中西方音乐传统的有机本体观与机械本体观的价值关系,找到各自传统音乐与当今文化哲学、科学观结合的智慧,正是两种音乐的审美价值获得新发展的契机.
因此,在世界音乐文化领域中,当前最急需建立的是平等的价值观.不应存在中国音乐有“低级”向西方音乐“高级”阶段进化的观乏,正如不应存在中国哲学向西方哲学进化或由西方哲学取代中国哲学的认识一样.中西音乐、哲学如同语言一样,将在世界性的对话中相互吸收、相互影响、交流并进.惟有如此,我们才可能对中西音乐与哲学的存在和历史现象作辨证论的重新归纳和解说.例如,在中国音乐与哲学理性思维的贫乏之处,我们会看到西方音乐与哲学创造中所发出的灿烂光辉；在西方音乐与哲学机械本体技穷之处,我们会看到中国音乐与哲学本体所具有的无穷生命活力.
音乐是人类一切精神文化的本原和归宿.不同文化中音乐形态的差异体现着人类情感体验和精神现象的丰富性,它是我们理解世界不同民族或群体情感心灵,以及进行深层沟通的基础.世界不同音乐文化的有机共时存在,也反映出宇宙运动形式的丰富性.因此,新的平等的音乐价值观的建立和操作,对于中国音乐的研究及发展是极其重要的.只有在这种价值观念的引导下,中国音乐文化才能够真正立足自身,面对世界,走向未来.
人类文化的发展,自古以来就是由无数条小溪逐渐汇流成一条奔向大海且从不间断的河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世界各民族文化的融合已成为一种定势；而文化的融合自然带来音乐的融合.各种感觉的、直觉的、理性的、数量化、逻辑式的思维方式将成为一种音乐创作的新的原则.音乐的产生和发展,以及它自身结构、形式样态的变异和流向,均和整个社会的发展、文化的积累密不可分.“天人舍一”及体现“天人合一”的中国古典音乐文化与西方音乐内容与形式的交融必将成为音乐及其音乐思想追求的新的价值取向.
参考文献：
[1]《音乐美学若干问题》,(德)迈耶尔著、姚锦新译,人民音乐出版社,1984年版.
[2]《音乐美学――外国音乐辞书中的九个条目》,何乾三、叶琼芳等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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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音乐美学新论》,王次熘著,音乐学院出版社,2010年版.
[5]《音乐美学通论》,修海林、罗小平著,上海音乐出版社,199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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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华南理工大学艺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