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 ：俄国地处欧亚大陆之间,其历史和文化发展中呈现出了东西方倾向的摇摆性,19世纪上半叶在俄罗斯思想觉醒的过程中,有关俄国历史命运问题的思考成为俄国哲学的主题,恰达耶夫的哲学思想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这是俄国思想史上出现的第一次对俄国历史的反省和批判,也是俄国历史哲学理论建构的第一次尝试.
关 键 词 ：恰达耶夫；俄国与西方；俄国的命运
中图分类号：G151.2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8-0961(2007)04-0076-03
全球化是不可抗拒的潮流,然而面对优势文明我们是否要束手无策,听之任之?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俄罗斯在这一问题上的做法最具典型性,这种典型性的原因首先在于其地处欧亚大陆之间特殊的地缘政治,其次在于它历史文化发展中东西方因素的交融和混杂.俄罗斯思想喜好以西方思想为参照,或者以反对西方思想的方式来寻找自我和确定自我. “俄国与西方”的问题一直贯穿着俄罗斯历史发展道路的始终,它是俄罗斯思想发展中的基本问题.
一、恰达耶夫思想产生的历史文化前提
基辅罗斯在发展初期就有东方的封闭性.“罗斯受洗”事件使罗斯接受了基督教,表面上使得罗斯与基督教的欧洲接近了,实际上却由于东方正教的保守性加剧了俄罗斯民族精神的东方化.蒙古的统治给罗斯带来的深远影响是使其在政治制度上有浓厚的东方色彩.14―16世纪俄国的专制制度和农奴制逐渐形成.经历了数百年的东方化发展之后,17世纪的俄罗斯开始转向西方,然而其内部结构继续朝着农奴化和专制化、东方化方向发展.通常认为彼得大帝改革是俄罗斯欧化过程的点,利哈乔夫认为,这种观点的存在是因为在这个时期发生了“符号体系”的更换.彼得用西欧的“符号体系”替代了俄国原有的“符号体系”；彼得大帝时代以其全部的实质表达了新俄罗斯对古代罗斯的态度.无论是彼得同时代的人,还是后来的几代人都明显地感觉到,彼得的政治成就在于将旧俄罗斯改造成一个欧洲国家［1］.于是俄国与西方的对比就出现了,俄国不同于西方,这是问题所在.
彼得改革削弱了东正教会对人们思想的控制,从根本上为世俗文化的产生提供了条件,哲学创造成为可能.19世纪始于亚历山大一世统治的“美好春天”,此时恰好是俄国人对社会和政治问题有强烈兴趣的时候,这种情趣的提升是叶卡捷琳娜二世“开明专制”时代促成的,然而在亚历山大一世时代俄国出现了反俄情绪.复杂多变的历史命运和非常规的历史经验是哲学觉醒的前提,1812年卫国战争及俄国军官与欧洲发生了军事的和非军事的接触之后,就有足够的理由和动机来思考俄罗斯的命运.在欧洲的俄罗斯――这是亚历山大一世时代十分活跃的历史主题,这种对立本身就提出了问题.惯于打造自由形象的亚历山大一世没有将这种姿态贯彻到底,等待斯佩兰斯基的是流放的命运.尼古拉一世在十二月党人起义引起的短暂恐慌中上台,他以思想文化的高压政策使俄国陷入普遍的彷徨和忧郁之中,哲学思考成为对尼古拉一世反动统治的逃避.“内在追求”与“外在现实”的分裂,以及现实生活的日常之谜和问题迅速浓缩成哲学问题,有关俄罗斯命运的历史哲学成为觉醒中的俄罗斯哲学思想的主题［2］.恰达耶夫哲学就是如此,别尔嘉耶夫称他为俄罗斯第一位历史哲学家［3］.
二、真理的探索与精神游历
恰达耶夫（Петр Яковлевич Чаадаев,1794―1856年）曾经在19世纪上半期震动了整个俄国思想界,也是当时最令人吃惊的形象之一.他出生于富有的贵族家庭,外祖父谢尔巴托夫(М. Д. Щербатов)是叶卡捷琳娜二世时代著名的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1808年恰达耶夫进入莫斯科大学学习,此时通过巴乌泽（Баузе）教授他已经接触到了俄罗斯文明问题.该教授的一次公开演讲谈的就是彼得改革之前的俄国文明问题,他指出彼得改革只注重了物质层面,忽视了精神层面.他所关注的问题成为以后自己的学生恰达耶夫精神自我定位和哲学思考的主题.1812年恰达耶夫与未来的十二月党人一起参加反击拿破仑的远征欧洲军事行动,此行动仿佛是继彼得改革之后,又一次打开了俄国面向欧洲的窗口.三年的欧洲行军使先进贵族青年亲身体验了欧洲文明的成果,军事上的胜利无法弥补与欧洲遭遇带来的精神上的巨大创伤和溃败.回国后,这些青年都在思考俄国的出路问题,俄国社会出现了各种理想的典范,一时间呈现出理性主义、百科全书派、共和派、共济会等多种社会思潮.此时恰达耶夫尝试了各种时髦的思想,先是于1816年初加入共济会分会――
联合之友,又在1821年辞去公职后参加了十二月党人的北方协会.但是共济会和十二月党人组织似乎并没有满足恰达耶夫的精神需求,他苦恼于这些思想没有形而上学的深度,只是封闭在现代社会政治问题中,他的灵魂在寻找精神生活的高度.1823―1826年,他游历西欧各国,三年国外旅行给他的灵魂带来了潜在的变化.旅行归来后隐居乡间五年,在那里他静静地阅读书籍,苦苦思索着俄罗斯命运这个“该死的问题”,由八封通信组成的《哲学书简》是他对该问题思索的结果与回答.1831年走出隐遁生活后,他积极参加上流社会的各种沙龙和论辩,宣传自己的思想,受到有教养人士的普遍欢迎,被称为“流动的讲坛”.1836年第一封哲学通信的发表成为俄罗斯思想史上的一大事件.在这封通信中他向俄国的社会舆论发出了超常规的挑战,全面否定了俄国的历史和现在,并且预言俄国没有未来.这种“仇视祖国的人”是尼古拉一世政府所不能容忍的,很快他被政府宣布为疯子,并迫于形势接受了永不写作的禁令.1837写了著名的《疯人的辩护》之后直到1856年去世,他基本上没有新作.但是他后期的思想活动并没有停止,他频频参加思想沙龙,积极参与思想论辩,仍然处于激活思想论战的中心.
恰达耶夫生前发表的只有第一封哲学通信,而且其他七封通信直到苏联时代才完全被公开,所以恰达耶夫思想的历史意义主要是由第一封哲学通信决定的.因此,我们重点来分析第一封哲学通信.
三、恰达耶夫问题：俄国与西方
在第一封哲学通信中,作者站在西方主义立场上,对俄国历史和民族文化做出了最大程度的批判.该通信涉及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俄国在人类文明中的边缘状态和孤立境地.“我们从未与其他的民族携手并进；我们不属于人类的任何一个大家庭；我们不属于西方,也不属于东方,我们既无西方传统,也无东方传统.我们似乎置身时间之外,我们没有被人类的全球性教育所触及.”［4］6他持有基督教天命观,但是他认为俄国的命运被排除在天意之外,俄国也没有为世界做出任何贡献,是孤独的存在者,“天意对我们的命运似乎毫不关心.它将我们排除在它对人类智慧所做的善举之外,它竭力让我们自己面对自己,它在尽量避免介入我们的事务,不愿教给我们任何东西.我们没有历史经验：一代代人、一个个世纪逝去了,却对我们毫无裨益.看一眼我们,便可以说,人类的普遍规律并不适用于我们.我们是世界上孤独的人们,我们没有给世界以任何东西,没有教给它任何东西；我们没有给人类思想的整体带去任何一个思想,对人类理性的进步没有起过任何作用”［4］13.“总而言之,我们过去和现在的生活,仅仅是为了给遥远的后代提供某种他们能够理解的严肃的教训；无论如何,如今我们构成了精神世界中的一个空白.对于我们社会现实的这一非同寻常的空洞和特殊性,我的惊讶是无法充分表达的.”［4］14历史是理解问题的关键,恰达耶夫从俄国历史中寻找俄国现实惨境的原因.他认为俄国的历史文化的落后性和宗教孤立是问题所在.
第二,俄国历史和文化的落后性及俄国的宗教孤立.他认为各民族的发展都应该有一个不可或缺的青春期,这是一个各民族的能力得到最充分发展的时代,民族的青春期是民族成年期的基础.然而俄国历史发展缺乏这样的青春期.俄国历史首先是异族统治,他指的是蒙古人对罗斯二百多年的侵略,蒙古的专制统治方式又为俄国的统治者继承.这样,俄国的历史没有任何值得怀念的东西,只有残暴和奴役.恰达耶夫敏锐地觉察到了影响俄国社会发展的两大因素――农奴制和专制制度,这也是俄国东方化的过程和结果.
俄国的精神和思想创作方面又一无是处,这也造成了俄国文化和俄罗斯民族面貌的不确定性.“我们在时间中如此奇怪地运动着,以至于我们每前行一步,过去的一瞬便会无可挽回地消失.这是一种完全以借用和模仿为基础的文化之自然而然的结果.我们完全没有内在的发展,没有自然而然的进步；每一个新的思想都不留痕迹地挤走了旧的思想,因为新的思想都不是从旧思想中派生出来的,而是从天知道的什么地方冒到我们这里来的.我们所接受的永远是现成的思想等
我们就像那些没有学会独立思考的孩子：在成年的时候,他们体现不出任何自我的东西来.”［4］9-10
这种文化带来的后果是俄罗斯民族的无根基性和俄罗斯人心灵的漂泊.“请看一看您的周围.难道您感觉不到,我们大家都没有坐在原地?我们都有着一副旅行者的模样.任何人都没有一个特定的生活范围,任何事都没有良好的习惯,任何事都没有规则；甚至连家园也没有；没有任何能留住我们、能使我们产生同情或爱的东西,没有任何坚固的、常在的东西；一切都在流动,一切都在离去,没有在我们的内心世界和我们周围的外部世界留下任何痕迹.”［4］7
在此,恰达耶夫呼唤的是俄国自我的内在发展,是对俄罗斯民族自我形象的诉求.造成俄国历史和文化如此糟糕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他看来就是东正教.俄国接受了基督教的东方形式,使得俄国与西方大家庭脱离了.此时的西方在基督教统一原则的指引之下,一切都在蓬勃发展.在恰达耶夫的思想中,民族是一种精神的存在,思想的发展是一个民族的根本,而俄国缺少的正是内在的思想发展.欧洲在基督教原则下形成了历史和传统,它们构成了欧洲民族代代相袭的思想遗产,塑造了欧洲民族的精神实体.基督教的最终使命是在人间实现神的统治.当赎罪事业最终完成的时候,所有的心灵和大脑都应该汇流为同一种情感、同一种思想.欧洲已经实现了统一,并且参与基督教的普遍使命,俄国应该摆脱自己的孤立境地,走欧洲的道路.
四、结语
第一封哲学通信的发表激活了俄国社会意识,俄国社会思想逐渐分化,形成了斯拉夫派和西方派.斯拉夫派不同意恰达耶夫全面否定俄国历史,拼命地在本民族的历史中寻找民族发展的因素,最终认为彼得一世欧化改革前俄罗斯的村社制度和东正教的“聚合性”是俄国发展之根脉.这种将俄国古写作技巧想化了的观点被恰达耶夫斥为复古的乌托邦.西方派赞同恰达耶夫,承认西方代表着人类文明的普遍方向,俄国应该走西方道路.此后整个19世纪俄国哲学都是在回答恰达耶夫提出的“俄国与西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