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金岳霖被邀请去讲“文学与哲学”,但最后他的结论却是文学与哲学没关系.贺麟先生有篇文章“经济与道德”,其中列出了四种日常说法:经济富足可以使道德好(所谓衣食足则知荣辱,仓廪实则知礼节),经济贫乏可以使道德好(所谓家贫出孝子,士穷见节义),经济富足可以使道德坏(所谓饱暖思淫欲),经济贫乏可以使道德坏(所谓饥寒起盗心).他的结论是：“经济的贫乏与道德的好坏之间无必然的函数关系.”一位老头在讲座上说,近代的“全盘西化”和“保守主义”都是检测问题:“化”指“变成那样”,而让中国变成西方那样即使 可能也不应该,即使应该也不可能.保守的前提是有东西要保守,无可守之物还谈什么保守而且还主义.这三位老先生的贡献就是指出一些东西看上去有关系其实没关系,不成问题.
在牛顿之前悠悠千载过去了,没有人觉得苹果该往上飞而不是往下掉.爱因斯坦打小就想,骑在以光速飞行的扫帚上该是什么样子.牛顿的仆人嘲笑他为老猫和小猫各开一个大的门洞和小的门洞,没想到小猫可以走大门洞从而开一个大的就够了.一位小姑娘写信提醒爱因斯坦如果他去理发会好看好多.
刚进大学老师就让我们意识到提出问题的重要性.和教授一块出去开会,几场下来哥几个没提一个问题,吃饭时教授正色说道,“再不提问就让你们把桌子上的菜全吃喽”,不知是不是把东道主的招待连同我们一起批评了.教授布置题目――“什么样的生活是值得过的,即什么是幸福”――让我们写作业然后课堂讨论.事后教授表扬了两位同学,说看作业时发觉一位同学问号用的很多,就打定主意待看完全文后要回过头来数数她到底用了多少个问号,结果是整整175个(175个问号能换多少个感叹号了)！另一位同学的意思很简单:幸福是形容词,不是名词.得到幸福不是得到具体的物品,幸福也就不能被其他人或政府给予,从而政府的职责就不能是给予公民以幸福,只能是提供公民自己追求幸福的外部条件.在另外一门课上老师让讨论“电脑能否超过人脑”,一位同学的发言使大家很愕然:检测如电脑能超过人脑,那么就还会有“某脑”能超过电脑,继而还会有“某某脑”能超过“某脑”,如此以致无穷.因为我们在课上学到,如果一个论证引致无穷就是错误的,我也想到了这样来反证.不过这一反驳未免太“四两拨千斤”了吧?我和那位同学沉浸于自己这活学活用的成就,故意不去深究以免坏了这懵懂的欣喜.
我时常体会到摇滚乐与哲学之间的亲和.比如张楚唱道,“蚂蚁蚂蚁没问题”,多像一个提不出好问题来的学生的苦恼.何勇则是：“是谁出的题这么的难,到处全都是正确答案”,出这样一道难题容易吗?提问之难,教授说原因在于“现实比理论有更大的张力”,说白了,现实的容量比理论大,在理论上看来很尖锐,在现实中可能却很平常.现实上很平常使得很难不平常地去看,去发问.理论上很尖锐则学者们争论的虽然很起劲,往往不过是因为他们张力太小或者根本就是“蚂蚁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