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一解201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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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中国之大学教育,溯其源流,实自西洋移植而来,顾制度为一事,而精神又为一事.就制度言,中国教育史中固不见有形式相似之组织;就精神言,则文明人类之经验大致相同,而事有可通者.文明人类之生活,要不外两大方面:曰己,曰群;或曰个人,曰社会.而教育之最大的目的,要不外使群中之己与众己所构成之群各得其安所遂生之道,且进以相位相育,相方相苞;则此地无中外,时无古今,无往而不可通者也.

西洋之大学教育已有百年之历史,其目的虽鲜有明白揭橥之者,然试一探究,则知其本源所在,实为希腊之人生哲学;而希腊人生哲学之精髓无它,即“一己之修明”是已(Know theyself).此与我国儒家思想之大本又何尝有异致?孔子於《论语•,宪问》曰:“古之学者为己.”而病今之学者舍己以从人.其答子路问君子,曰“修己以敬”;进而曰“修己以安人”;又进而曰“修己以安百姓”.夫君子者无它,即学问成熟之人,而教育之最大收获也.曰“安人”、“安百姓”者,则又明示修己为始阶,本身不为目的,其归宿、其最大之效用,为众人与社会之福利.此则较之希腊之人生哲学,又若更进一步,不仅以一己理智方面之修明为已足也.

及至《大学》一篇之作,而学问之最后目的,最大精神,乃益见显著.《大学》一书开章明义之数语即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若论其目,则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属“明明德”;而齐家、治国、平天下,属“新民”.《学记》曰:“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夫然后足以化民易俗,近者悦服,而远者怀之,此大学之道也”.“知类通达”,“强立不反”二语,可以为“明明德”之注脚;化民成俗,近悦远怀三语可以为“新民”之注脚.孟子於《尽心》章,亦言修其身而天下平.荀子论“自知者明,自胜者强”亦不出“明明德”之范围,而其泛论群居生活之重要,群居生活之不能不有规律,亦无非阐发“新民”二字之真谛而已.总之,儒家思想之包罗虽广,其於人生哲学与教育理想之重视“明明德”与“新民”二大步骤,则始终如一也.

窃以为大学期内,通专虽应兼顾,而重心所寄,应在通而不在专;换言之,即须一反目前重视专科之倾向,方足以语於新民之效.夫社会生活大於社会事业,事业不过为人生之一部分,其足以辅翼人生,推进人生,固为事实,然不能为谓全部人生即寄寓於事业也.通识,一般生活之准备也;专识,特种事业之准备也.通识之用,不止润身而已,亦所以自通於人也.信如此论,则通识为本,而专识为末;社会所需要者,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以无通才为基础之专家临民,其结果不为新民,而为扰民.此通专并重未为恰当之说也.大学四年而已,以四年之短期间,而既须有通识之准备,又须有专识之准备,而二者之间又不能有所轩轾.即在上智,亦力有未逮,况中资以下乎?并重之说所以不易行者此也.偏重专科之弊,既在所必革,而并重之说又窒碍难行,则通重於专之原则尚矣.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至善之界说难言也,姑舍而不论.然“明明德”与“新民”二大目的固不难了解而实行者.然洵如上文所论,则今日之大学教育,於“明明德”一方面,了解犹颇有未尽,践履犹颇有不力者;而不尽不力者,要有三端.於“新民”一方面亦然,其不尽不力者要有二端.不尽者尽之,不力者力之,是今日大学教育之要图也,是《大学一解》之所为作也.


(原载《清华学报》1941年4月第十三卷第一期“清华三十周年纪念号”上册.本文是现代教育史上的重要文献.初稿由梅贻琦写出要点、由清华教务长潘光旦先生代拟文稿.本刊刊登时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