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文化沙龙里,众多出入赵越胜沙龙的人的名字在之后中国文化圈的十几年里,响亮且远播.
上世纪80年代,以“赵越胜沙龙”为代表的诸多文化沙龙是当时文化精英的培养皿和发声她.曾经参与赵越胜沙龙的人,回忆那个年代的那些沙龙往事时,都带着对自己青春的垂涎.
周国平的散文里那种浪漫化的沙龙生活勾人向往,因为“生活”盖过了“沙龙”,阅读者会记得沙龙参与者的名字和他们在吃着什么、玩着什么,至于他们为什么聚在一起,又为什么要以沙龙的名义相聚,只能用猜测和想象去完成一求证.作家柯云路在小说《新星》、《夜与昼》、《衰与荣》里,描绘了上世纪80年代文化圈子的生活图景,但他并不愿意人们去对号入座.在2006年的畅销书《八十年代访谈录》中,甘阳提到过赵越胜――为甘阳在八十年代的哲学研究提供历史佐证.
赵越胜和他的沙龙似乎还“活”在别人的回忆里,偏偏回忆总是被回忆者修改与过滤,于是他成了一个“浪漫”、“热情”、“睿智”的人偶.
穿花睡衣的潮人
“你看到他的文章以后,你就爱上他了.”歌唱家范竞马深爱赵越胜,却不是因为读他的文章,而向人介绍赵越胜时,一开头只能用文章来打破陌生的尴尬,“当时有诗歌朗诵会等等,我只是一个默默的旁观者.”
范竞马在北京进入沙龙是在1982年,当时他刚刚从四川音乐学院毕业,是一个年轻的助教.“沙龙当时对我最太的诱惑就是：那里有吃的.当然他们说的也很精彩,让我很佩服.他们看那么多书,对我来说如饥似渴,一方面是真正的食物进到肚子里――他们说的时候我就可以趁机把东西都吃光,另一个方面是精神方面对我是一种补充.”范竞马所指的充满“诱惑”的食物,在那时不外乎西瓜、冰棍、馒头.
“穿着花衣服在家里接待客人的,在我印象里赵越胜还是第―人.”作家柯云路在第一次参加赵越胜沙龙时,对赵越胜的睡衣印象深刻,“我们那时候穿的都是一个颜色,都很素.他(赵越胜)很西方范儿,说话时也夹带英文,特别热衷于谈存在主义哲学.他可以说是一个哲学家,也是一个艺术哲学家.”当时的沙龙参与者甚至都忽略了赵越胜的身份,“是一个非常纯的沙龙,基本上就是聊天.他是个干部子弟,特别好客”与朋友谈着话,赵越胜一定会设计一下接下来怎么招待朋友们吃顿饭“很义气,也可能钱花得光光的,还要想着给朋友帮这个那个的忙.他也谈政治和改革,但是重点在哲学和与哲学相关的艺术.他还是中国最早的一批发烧友,搞音响,我经常听说他又搞了一套什么什么音响,可能是当时中国最时兴的,新潮.”柯云路不否认：赵越胜这样的沙龙领袖,在上世纪80年代的社会中是少数人,但却是一种潮流和风尚,吸引人们去追逐和效仿.
“那时候穿睡衣是很酷的,那个时候的人哪有‘睡衣’的概念.”不仅没有“睡衣”的概念,当时的沙龙因为缺少通讯工具,组织过程也与“浪漫”相悖,范竞马回忆,“那个时候A很随便,可能半夜敲门就去了,12点、1点,那个时候没手机也没,打要打到楼下传达室,让传达室老头儿去叫去.那个时候都是：我找一个人去了！骑车45分钟到一个小时,拍门,一看人不在.”在范竞马的描述中,他自己是一个小人物,是一个不是“知识分子”的青年.而在周国平的《我的心灵自传》中,赵越胜的择友标准明确化了：“每次举办‘帕提’,他(赵越胜)对来宾的选择十分严格,决不许一个俗人混入.他的标准是有没有文化,倘若他说某人‘没文化’,那人便从此不在他的视野里了.他说的文化与学历无关,不外是性情趣味之类,凭直觉就能感应到的.”
“文化”有着极度自我的判断标准,但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变化沙龙里,众多出入赵越胜沙龙的人的名字在之后中国文化圈的十几年里,响亮且远播：周国平、范竞马、甘阳、陈嘉映、柯云路、苏炜、徐友渔、阿坚等
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下乡第一天的时候,村民用几百对避孕套吹好的气球来迎接我们――村子穷到十二三岁的姑娘都没有裤子穿,避孕套是免费发放的,不用钱.”在读大学、到北京之前,范竞马下过多,在四川大凉山干过农活.而柯云路中学毕业后,也在山西插过队.“那个时候的很多年轻人,城市精英,文化精英,他们中的很多人也像我一样,有过插队经历,他们并不是高高在上的精神贵族,他们也上山下乡,插队,又回到城市,经受过各种人生的坎坷,家庭受冲击、自己受冲击,各种各样的经历,比现在社会的年轻人经历要曲折得多.”除了柯云路和范竞马,甘阳等人的自述中,也都曾经提到上山下乡的经历.
“他们的‘锐意改革’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上,都是有根的,不是纸上谈兵,都是扎根在中国,对中国积重难返的文化弊端感触甚深.”柯云路所表达的,是对当时文化沙龙参与者身份的一种敬意――沙龙并不是精神贵族娱乐休闲的场所,也不是书生展示才华的讲坛,尽管他们在其中既享受了聚会的乐趣,也使用了讲坛的平台.
文化沙龙对中国未来的探索,并不仅仅是知识分子的一厢情愿,其作用与影响,在中国此后的二十年里得到了印证.“中国八十年代的文化主调也是理想主义、激进的自我批判,以及向西方思想取经.从年龄上看,美国的六十年代人与中国的八十年代人相差并不大,”在《八十年代访谈录》的序言里,查建英将中国文化在上世纪80年代的特质,和60年代的美国做了简单的比较,而这也并非她一人的想象与结论,“李陀认为：八十年代问题之复杂、之重要,应该有一门‘八十年代学’.”
在上世纪80年代末,各种文化沙龙相继结束,沙龙的参与者各自选择了不同的出路,赵越胜离乡赴法国.
“我们何时再唱歌”
上个世纪80年代初的某一天,范竞马在赵越胜沙龙里,朗诵起欧阳江河的诗歌――这个场景曾经被很多参与其中的人提起,可是就算范竞马本人,也无法用记忆拼凑起具体的时间、场景,记忆是零散的,但是关于记忆的情绪线索却是清晰的：“那都是朋友,想怎么说都行,很精彩的.我崇拜他们,崇拜得五体投地,甘阳啊,周国平啊.欧阳江河,我读他的诗都激动,我都朗诵他的诗,完全是白发的,他的诗打动我,有力度,有穿透力.”
在赵越胜沙龙的众多参与者中,范竞马与赵越胜近年来还经常来往.“越胜出国以后,到现在就经营丝绸生意,那么大一个人物,他不做学问了.想想看,你的思想基础知识王国建立在中文的基础上,跑到一个和中文完全没有关系的社会,你在中国是个人物,说话再酷,到了国外,对方就只说：‘你懂吗’小孩都跟你这样说话.”当范竞马在法国的丝绸店铺看到赵越胜时,欣慰于赵越胜在丝绸下面藏了书籍,店里没客人的时候,赵越胜就拿出书来看,并且还伴有音乐,“我觉得他的人生是很有意义的,他完全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在上世纪80年代末分别后,柯云路再“见”赵越胜,是在媒体上看见他的名字.“我不是一个会刻意寻找历史的人,如果命运安排我们重逢了,我们会聚在一起,谈我们现在的事情,也不会光回忆过去,现在肯定有现在的话题.”而在2006年查建英《八十年代访谈录》出版之际,苏炜、周国平等1人,在面对这本书时,最先回忆起来的竟然是赵越胜沙龙,尽管赵并不是这本书中的主角. “我希望自己能用歌声把大家再聚起来.”范竞马希望有一天,他一唱歌,原来的老朋友再汇聚起来.
对话范竞马――“八十年代”是怎么来的
《新周刊》上世纪80年初,参加文化沙龙是怀抱什么样的想法
范竞马：那个时候我基本上是旁观者,我是不善于言辞的.那个时候就像一个文化沙漠,但是沙的底下有很多的虫挖的洞,很活跃.我们感觉自己就是那些沙子底下蠕动的东西,很活跃.就是那种从早上到下午的争论,激动、亢奋,尼采的一段话、马尔萨斯的一段什么,拿出来,大家你驳斥我,我驳斥你,很精彩.我崇拜他们,崇拜得五体投地,甘阳啊,周国平啊.欧阳江河,我读他的诗都激动,我都朗诵他的诗,完全是自发的,他的诗打动我,有力度,有穿透力.我是他们所有人的粉丝.
《新周刊》：要走进这些人历史里面
范竞马：对！那肯定是,只要哪里有聚会我就去.我觉得最好玩的就是那时候的郊游,去水库玩.我从来都是一个自由的人,他们叫我去,我愿意去就去.
《新周刊》：他们这群人是因为走进这个圈子才敞开心扉吗离开沙龙回到自己的世界里,会再封闭起来吗范竞马：你要这样想――我们之前那十年,在乡下、工厂,没有上学,没有大学在上课,这些人都在自己如饥似渴地读书,十年完全是一种自由的状态――虽然是什么都不让读,但其实在私下,大家都在用功.那时候我为了听那种西洋唱法的声音,自己花很多功夫找物理老师装的一个单管的收音机,矿石收音机,只有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才收得着信号,听边境地区的广播,一听到就觉得是天国里的声音.那时候传过来一本书,书都是被很多人翻得烂掉.十年后,这些人一下能够回到城里,能聚在一起,你能想象吗所以八十年代是怎么来的,怎么会有八十年代这些人是在之前十年内――这十年看起来是不存在,突然打开,一下子等
《新周刊》“八十年代”对你个人而言充当一个什么阶段文化沙龙又带给你什么
范竞马：纯属一个过渡期,一个醒悟的时期,一个从青少年的烦躁到了一个成熟的过程.那些知识分子,他们给我的诗歌、文章,他们的言谈,给我成熟.我观察他们的弱点,他们的可笑之处,对我来说都是一个帮助.他们给我打开了一个大门,在我封闭的个人世界里――我从大凉山来的井底之蛙,跳进他们那个井里以后,发现他们的那么宽敞,有那么多好玩的东西.他们是有局限的,他们当初谁也没出过国,但是当时他们的思想比我要宽阔、丰富得多,因为他们的书读得比我多.
《新周刊》：赵越胜二十年来有什么变化
范竞马：他是所有的人里、我的所有朋友里我最崇拜的人之一,最可爱的人.他爱憎分明,他从来不含糊.一次一个他认识十多年的老朋友去巴黎看他,他高兴极了,准备了酒和东西,把朋友接回家里；三句话不投机,就把人家给赶走了,能说出这样的话：“这个人不能住在我的屋檐下,搬到哪去我不管.”他的老婆半夜三更跑到外面去给那个朋友找酒店,他不能容忍这样的人和他在一个屋檐下.他一贯如此,为什么我这么多年和他还走得那么近呢,我觉得他非常纯粹,连撒谎都是透明的,不喜欢就是不喜欢,而不是像条变色龙似的跟着社会潮流去变,永远不变.
《新周刊》：他没有痛苦和遗憾
范竞马：我想越胜的内心一定经历和承受了极大的痛苦,但他似乎并不感到遗憾,因为他是一个爱憎分明的人,他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环的.他为什么道这样的生活他完全可以有更好的用场,他完全可以写漂亮的文章,他完全可以去发表演说,他为什么要去过现在这样的生活我觉得是必然的,他的个性,没必要去说为什么了.这样的人是很可贵的,永远保持着自己.
对话柯云路――八十年代的文化沙龙是诸子百家
《新周刊》：上世纪80年代的文化沙龙是少数文化人的聚会吗
柯云路：八十年代的时候沙龙比较多,不仅是赵越胜这一个沙龙,我们说“沙龙”,因为是广义上的,其实就是各种活动的思想变化圈,八十年代初,北京的思想文化特别活跃,很多很多人都在那里探讨中国发展的问题.这些人相对来讲比较单纯.有一点春秋战国诸子百家的状态.我在长篇小说《夜与昼》、《衰与荣》中用了很多篇幅描写这些沙龙的活动.
《新周刊》：沙龙围绕哪些话题展开
柯云路：沙龙既有体制内的,也有体制外的,讨论的目的就是想要改变命运,改变中国.确实想改变中国.赵越胜沙龙只是众多沙龙中的一个,当时影响较大的还有金观涛等人的沙龙.而金观涛作为知识精英对当年中国的思想启蒙贡献很大.一些体制内的如杜润生、马洪等身处改革第一线的高级干部,身边也活跃着很多有思想的年轻人.
《新周刊》：杜润生、马洪运些人算是当时中国官员中的主流吗或者说那时候这样的领导多吗
柯云路：他们人并不一定占多数,但是代表潮流,是一种改革的风气和潮流.他们是一批先进代表人物.
《新周刊》：你怎么进入赵越胜沙龙的
柯云路：赵越胜也是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人.八十年代的这些圈子都是互相引荐.见了杜润生,见了马洪,又见了他身边的许多锐意改革的年轻人,他们就会提到全观涛,也会提到赵越胜,“你要去,我告诉你怎么联系”；赵越胜的沙龙是一个比较纯的沙龙,基本上就是聊哲学,
《新周刊》：现在沙龙的成员还有活动吗
柯云路：现在大家早就各干各的了.几十年了,每个人生活的变化很大,命运也都不同.以前去沙龙,可以早预定,没预定的进了门也可以参与,没有现在这么多事儿；那时大家想怎么说怎么说,谁也不藏着掖着,不会提防谁.就想共同做事,研究一些问题.作为一个作家,当时我就是想要了解社会,参加沙龙的目的是多重的.
赵越胜沙龙
“赵越胜,前中国社科院哲学所‘青年研究群体’的主力之一,专业研究的是西方当代哲学,主攻马尔库塞.气质、长相十足像个河北农民,却是地道的‘高干子弟’――父母是副部级高干,住独家四合院.”(苏炜《爱乐琐忆》)上个世纪80年代北京文化圈内活跃着很多文化沙龙,赵越胜沙龙在当时的参与者回忆中,为当时京城“三大文化沙龙”之一,沙龙每个月都有活动,以聊天、讨论为主要形式,参与者多是围绕音乐、哲学,文学等方面议题展开讨论.
地处地安门街道的一处四合院,东三环的一套两居室公寓,都是赵越胜沙龙活动的地点.其后,主要成员苏炜在双榆树的“鸳鸯楼”公寓也成为赵越胜沙龙活动的地点.“两家都有的一流好音乐,便常常成为这种聚会上‘热场子’的最好媒介；而朋友们中间两位最受欢迎的音乐专业人士――同是音院受业背景的作曲家丽达和男高音范竞马(后来还加上乐团的梁和平),一个伴奏一个放歌,则就更成为聚会中最亮丽的一道风景了.”沙龙从上世纪80年代初期持续到80年代末,其间甘阳,徐友渔、陈嘉映、范竞马、苏炜、周国平,柯云路、欧阳江河等人都曾参与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