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不久前,从报上看到邓晓芒教授译、杨祖陶教授校的康德三大批判中译本荣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2006年度）一等奖,这既是意料中的事情,同时也是众望所归.回想此书刚出版时,我曾以一个学生、同事和见证者的身份参加过学校为之举行的隆重的表彰大会,感到十分荣幸,在那里我向两位老师在康德学术方面所取得的令世人注目的重大成就表示过热烈的祝贺和由衷的钦佩.时至今日我仍相信,这项成就将在中国当代西学东渐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并会对中国今后哲学的长远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因此,他们现在所获得的一切荣誉都是当之无愧的.
对于中国人来讲,研究西方哲学的途径必须是双语式的,正如西方人研究中国哲学必须是双语式的一样,因此,翻译代替不了原作,原作同样代替不了翻译.西方学术语言的发展经历了希腊语、拉丁语到各个民族语言转换的历程本身也说明了这一点.黑格尔在积极评价十七世纪著名理性主义哲学家沃尔夫对于德意志民族的贡献时,曾经这样写道,“只有当一个民族用自己的语言掌握了一门科学的时候,我们才能说这门科学属于这个民族了”.（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4卷,贺麟、王太庆 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87页.）康德的哲学同样如此,它是属于全人类的,当然也应当属于中国,但只有当它“化”在我们的汉语中才能真正属于我们.
翻译不仅具有转换、传达外来意义的功能,而且本身还具有建立新的语义场、塑造和丰富汉语本身表达能力上的重要作用.从这两个方面看,二位先生所做的工作是功德无量的,而且,他们在教康德“说”中文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成功经验,是非常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借鉴的,邓译三大批判问世以来,好评如潮,很多地方我就不再重复了,这里只想就翻译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简单地谈一点自己粗浅的感受.
凡是做过翻译的人,都会深知其中的甘难辛苦.当严复提出“信、达、雅”的标准以后,一直被奉为翻译界的圭臬,但真能及者,寥若晨星.的确,好的翻译实在太难了!当我还是一名外语系的本科生时,我曾深深地被朱生豪的莎士比亚的翻译、傅雷的罗曼罗兰、巴尔扎克的翻译所折服,他们的一个共同点是追求“神似”而不拘泥于“形似”,但他们所译的都是文艺作品,而有关翻译的理论探讨也主要集中于文艺作品.至于学术性著作,尤其是哲学应当如何翻译,可以说一直都是一个问题,人们缺乏对它进行深入、系统的反思和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它的自由度显然没有文艺作品那样大.虽说每一个人的翻译观不同,实践的结果也会不一样,但这里面是否还是有一些值得共同遵守的基本原则呢?
我们知道,在翻译中有两个极端：一个是“异化”,一个是“同化”.所谓异化,即直译、硬译,拘泥西语的外在形式,它往往会失之生硬,佶屈聱牙,令人难以卒读,最终起不到翻译的效果.因此,必须要“软化”,但软化得有个度,否则简单地被汉语所“同化”,或者完全迁就汉语的表达,尽管“顺”,但多不可“信”,经不起核对,“达”和“雅”也无以附丽,同样起不到翻译的效果,而这两个方面我们在邓译本中几乎是看不到的,这个“度”把握得非常好!
与之相联系,邓译本很好地体现了“形合”与“意合”的统一,这往往是极难做到的.记得已故著名人类学家、翻译家潘光旦先生曾说过,所谓翻译主要是一个拆句能力.西方语言,尤其是学术语言崇尚长句,从句套从句,所谓叠床架屋式,这最令中国人头痛,那怕学过外语多年的人都依然如此.这一点在康德那里更是突出地表现出来了,甚至有人谐谑道,康德思想之艰晦、语句之复杂,一个人既使十个指头都派上用场也不够,经常是读到后面忘记了前面.但现在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三大批判这个新译本,既兼顾到语法句式,又使意义通达晓畅,实在令人钦佩,这一切“没有对康德哲学的深厚理解,没有娴熟地掌握德语,没有精通现代汉语的表达功能的功夫,没有沉下心来为学术而学术的一往直前的精神,是无从谈起的”.（杨祖陶：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中译本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10页.）它不仅让我们在如此艰深的学术著作中具体领略到翻译的艺术魅力,而且还告诉我们这种艺术同样是“带着镣铐的舞蹈”.
几年前,著名的德国古典哲学专家梁志学先生曾提倡在中国建立一门哲学翻译学,（参见梁志学《关于建立翻译学的问题》,载《世界哲学》,2003年,第1期.）但似乎在学界响应者寥寥无几,然而在我看来,这个倡议是极有见地的,也是非常必要的.今天,杨祖陶教授、邓晓芒教授在学术著作尤其是经典著作应当如何翻译方面走出了一条很有特色的路子,摸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经验和方法,康德三大批判的成功翻译,还有近期杨先生推出的黑格尔《精神哲学》的中译本就是有力的证明,在祝贺两位老师获奖的同时,我热切地期待他们能拨冗将这些充满实践智慧的经验上升到系统的理论高度,让更多的学者能从中获益,以推动中国的学术翻译,尤其是哲学翻译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