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要有道德真理
帕菲特希望他的书尽可能地接近完美,他希望回答所有可能的反驳.为此他把书稿送给所有他认识的哲学家,征求批评,有250多个人提交了他们的评论.他花了好几年的时间修正每一个错误.随着他订正错误、澄清论证,书变得越来越厚.他本来是想写一本小书,结果变成了一部厚达1400页的书.因为书稿在出版前已经广为流传,所以在这本书出版之前,已经举行过关于它的一场学术会议,出了一本批评它的文集.
帕菲特相信道德问题有真实的回答,人类通过直觉和批判性思考能够知道这些真理,但不管人类能不能知道它们,它们依然存在.没有道德真理,世界就会是一个什么都不重要的凄凉的世界.“我们就会没有根据地去决定如何活.这样的决定会是任意的.我们只能根据本能和行动,像其他动物那样活着.”
帕菲特1942年出生于中国,1962年入读牛津大学历史系,后转而研究哲学.在美国,他去听一位大陆哲学家阐述和生命的意义等重要的问题,但他一点也听不懂.他去听一位分析哲学家讨论一些琐屑的问题,但讲得很明晰.他就想,大陆哲学家能不能变得更明晰,或者分析哲学家变得不那么琐屑.他认为后者更有可能,便回到英国,在牛津大学全灵学院跟艾耶尔、彼得斯特劳森、大卫皮尔斯一起做研究.
帕菲特年轻时哲学界最耀眼的人物是伯纳德威廉姆斯.威廉姆斯比帕菲特年长13岁,已经声名显赫.他文雅、富有魅力、风趣,他承认帕菲特的著作有原创性,但公开地嗤之以鼻.威廉姆斯的生活很阔绰,享受着世俗的乐趣,驾驶过战斗机.跟妻子和女儿在伦敦一幢豪宅住过多年；跟别人的妻子有了婚外情之后舍弃妻子而去,与情人结婚后又有了两个儿子.他就职于皇家和政府的委员会,就、毒品、私立学校和（他喜欢说他做过所有的坏事）发表观点.他还写歌剧评论.
威廉姆斯从古典学着手,他的思想既受哲学也受到了古希腊悲剧的影响,他用命运、耻辱和运气等概念看待世界.他认为大部分道德哲学既空洞又无聊.他鄙视康德主义和结果主义,二者都要求你客观中立地思考,出于义务,认为他人跟自己一样重要,他认为我们不能也不应该变得中立,因为那意味着放弃赋予人生以意义的东西.不自私地偏袒亲人和熟人,我们就什么都不是.威廉姆斯认为道德真理的存在与本质等元学特别没有意义.他认为道德真理是虚幻的,哲学是艺术,不是科学,不是发现,而是冲突的事业.他没有提出过自己的道德理论,怀疑这样的理论的可行性.他的杰出之处在于他的破而不是立.
帕菲特敬佩威廉姆斯,他们的分歧让他感到不安,尤其是威廉姆斯的元观.威廉姆斯认为对于对错问题不存在客观真实的回答,在他看来,道德源于并依赖于人类的需求.这并不是说人对道德问题的感觉不强烈,如果有人觉得残忍是罪过,哪怕罪不是客观事实,他也会真心那样觉得.但对帕菲特来说,如果残忍不是真的错的,那它是罪过的感受就只是心理事实――轻薄、偶然、容易忘记.道德要是重要,就必须有关心它的真正的理由――关于什么是善的、值得追求的客观事实.如果像威廉姆斯一样,认为行动的唯一理由是我们的,那如果一个人想追求坏的或者疯狂的事情,就没有阻止他的确定的理由.“威廉姆斯说,不要像苏格拉底一样问我们该怎么活,而应该问我需要什么,我认为这会是灾难.”
登顶的诱惑
90年代中期,帕菲特开始读康德的著作.他以前没有认真读过,因为他总是觉得康德很烦人,句子很晦涩、夸张、前后矛盾,有一些显而易见的错误.他觉得康德最核心的概念“自律”是公然的欺骗：康德希望存在普遍有效的道德法则,而且他希望所有人都拥有能够确定道德法则的道德自律,他无法接受人们不能同时拥有二者.“我问一个康德主义者,是不是说,如果我接受康德的绝对命令,我就不用遵守它?他说不是,你必须接受它,只有这一条法则.这个回答令人发狂,就像苏联的宣传语,你必须,但只有一个候选人.”对康德来说很重要的东西――道德自律、动机――对帕菲特来说没那么重要.他认为个人本身不如别人眼中的他们那样重要,所以他对动机不是很感兴趣；他认为道德真理的存在独立于人类的意志,所以他不会赋予康德的自律多少价值.帕菲特关切的是苦难.他忍受不了看到别人受苦,哪怕想到抽象的苦难也会令他流泪.
帕菲特最初喜欢上的道德哲学家是跟康德完全不同的英国结果主义者亨利西季威克,他最著名的作品是《学方法》.西季威克非常无趣,无趣到他也认为自己很无趣.他无趣是因为他考虑得非常全面.他会用许多潜在的反驳、对反驳的反驳来为难一个论断,读者会愤怒地把书扔掉,或者搞不清那些搅局的对话者,因而不知道他的观点到底是什么.西季威克意识到了这一点,但他认为仔细比令人兴奋更重要.他是一个很谦虚的人.康德说,他的“批判”建立在非常稳固的基础上,是永久性建筑,在将来每个年代都会被证实是人类最高贵的目的不可或缺的；西季威克说他的“方法”什么也没解决,但也许能帮助一两个人澄清一下思想.帕菲特认为西季威克的方法正因为它的精确、枯燥而比其他著作把握到了更重要的真理.在他看来,西季威克这样一个用功的人比柏拉图、康德等天才写得狠一点也不奇怪,因为他相信哲学就像科学一样,会不断做出进步.
随着对康德的阅读越来越深入,他开始觉得过去激怒他的夸张与矛盾是康德的极端情绪造成的.对康德来说,没有“大部分”或“一些”,要么全部,要么没有.而他自己也是一个极端情绪化的人,无法接受介于全部与没有之间的答案.但当他开始欣赏康德,认为康德是古希腊以来最伟大的道德哲学家时,康德与西季威克之间、现代康德主义者与现代后果主义者以及二者与契约论者之间的分歧让他越来越为难.康德主义者认为,你应该依据你认为所有人都该遵守的绝对的道德法则去行动,比如,撒谎永远是不对的,哪怕当一个杀人犯要你告诉他你的朋友藏在哪里的时候.重要的是尽你的义务,不管结果如何.但结果主义者认为结果就是一切,重要的不是动机或遵守原则,而是带来最好的结果.契约论者认为关键的是一致同意,想出要怎么做的办法是想象出没有人会合理地反对的原则.三个阵营中都有非常杰出的哲学家,为何他们的分歧无法化解呢?能否证明他们的分歧只是视角不同造成的幻象,在某一点三种进路会交汇,就像登山者从一座山的不同的侧面攀登,在顶点碰头?这样的话,他就会更加自信地确信道德真理的存在,从而有可能发现它们.
2002年,他有了他的解决方法的初稿,开始传播他的书稿“登山”.他的主要任务是证明康德主义与规则后果主义并不矛盾,他把康德主义与契约论的精华结合在一起,“人人都应当遵守所有人可以理性地意欲其普遍可接受性的原则”,他提出结果主义也会支持同样的道德原则.最后他提出了他的“山顶公式”,他的三重理论：最佳、唯一、普遍可意欲,无法被合理拒斥的原则不允许的行为才是错误的.这些原则是结果主义的,因为它们会带来最佳结果（“最佳”）；它们是康德主义的因为它们是普遍可意欲的；它们是契约论的因为没人能合理地拒斥它们.美国哲学家萨缪尔弗里德曼概括说：“作为一个结果主义者,帕菲特试图把康德纳入结果主义的巨伞之下.”但结果主义与康德的道义论本质上像对与错一样是水火不相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