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 “徽州哲学”是指自宋代至20世纪上半叶的徽州籍哲学家在“徽州文化”的基地上创立的具有徽州特色的哲学体系.徽州哲学主要经历了从新安理学到戴震朴学、胡适新学的演进历程.从“理学”到“朴学”、“新学”的传承与嬗变,构成了一场具有历史意义的“思想接力”,这场接力对于实现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转换产生了深刻影响.
关 键 词 ： 徽州哲学；新安理学；戴震朴学；胡适新学；思想接力
中图分类号：B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3）05-0005-04
所谓“徽州哲学”,是指自宋代至20世纪上半叶的徽州籍哲学家在“徽州文化”的基础上创立的具有徽州特色的哲学体系.这种哲学体系以儒家思想为根基,以程朱理学为理论渊源并以对其进行扬弃、超越为要务.“徽州哲学”主要经历了从“新安理学”到“戴震朴学”、“胡适新学”的演进历程.乍看,新安理学推崇程朱理学,戴震朴学反理学,胡适新学尚西学,此三者之间似乎不存在内在的传承关系.然而,只要对“三学”的演进历程及其实质加以深入考析就会发现,这三者之间有着内在的逻辑关联和学脉传承.从“理学”到“朴学”、“新学”的演进,构成了一场具有历史意义的“思想接力”：
正因为有了程朱理学及其在徽州的广泛影响,才有了新安理学的问世.新安学者崇尚理学、深研理学,以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为旨归,以程朱理学为理论渊源,创立了新安理学,使徽州文化具有了形而上的意蕴.
正因为后期的新安理学将朱熹理学推向极致,才有了清代朴学家戴震既对理学“道问学”思想的承继与发挥,又对理学“以理杀人”负面价值的反思与批判.在一定意义上说,戴震反理学其实是对理学的否定性继承和发展.
正因为有了新安理学和戴震朴学的成就和影响,才使得胡适在接受西学洗礼之前,就深受理学和朴学熏陶,从而促使他后来力图将中西哲学加以融会贯通—既倡导科学与,主张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又力主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并由此出发建构中国的现代学术,实现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转换.
一、新安理学：徽州哲学的理论先声
“徽州文化”是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形成并获得极大繁荣的区域文化.其民间性、丰富性和辉煌成就使之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文化的一个缩影.徽州文化内容广博,学派纷呈且全面系统：新安理学、徽派朴学、新安医学、新安画派、新安文学等即是其主要表征.
“徽州文化”孕育了“徽州哲学”.徽州是“程朱阙里”,徽州文化的理论基础和思想内核是程朱理学.程朱理学在徽州的影响至深至广,理学的奠基人程颢、程颐和集大成者朱熹,其祖籍均在歙县篁墩.朱熹的母亲为歙县县城人,父亲朱松曾在歙县城南紫阳山老子祠读书.朱熹尽管生于福建、长于福建, 但他深受桑梓之地徽州文化的熏陶,其著述常以“新安朱熹”署名,并多次讲学于徽州.朱熹曾三度回徽州省亲,每次逗留数月,徽州从其学者甚众.学行最著的有歙县祝穆、吴昶,休宁程光、程永奇、汪莘、许文蔚,祁门谢琏等.他们推崇理学,讲学乡里,使徽州成为理学影响最深的地区之一.新安学者“一以郡先师朱子为归”,视朱熹为最得孔孟之道的真传.据休宁茗州《吴氏家典》记载：“我新安为朱子桑梓之邦,则宜读朱子之书,取朱子之教,秉朱子之礼,以邹鲁之风自恃,而以邹鲁之风传之子若孙也!”徽州地区佛寺甚少,而书院众多,因而博得“东南邹鲁”之美誉.
朱熹师从李侗,秉承程颐思想并援道禅思想入儒加以发挥,建立了致广大尽精微的理学体系.朱熹理学具有鲜明的现实性和实践性的品格,倡导经世致用、格物穷理,对新安理学的创立产生了积极影响；朱熹深究性命义理之学,主敬涵养,“以仁释理,以生释仁,把关注民生的孔孟仁学与《周易》强调的生生之德结合起来,为人民追求生存、生活的合理性提供本体论依据”,[1]使得新安理学重视对理欲、心物、义利、天人及其关系的理论论证.宋代以后,历代封建王朝竭力推崇理学,徽州学者对程朱理学更是信奉不移：凡六经传注,非经朱子论定者,父兄不以教,子弟不以为学,并在篁墩建“程朱三夫子祠”.当时,徽州书院林立,以“紫阳”为大.紫阳书院被视为传播程朱理学之圣坛.清代曹振镛称：自宋、元、明,迄今数百年,江以南之私淑文公,能于学校自表见者,必推我新安.
南宋时期为新安理学的形成时期.在程朱理学的影响下,程大昌、吴儆、汪莘、李缯、程永奇、吴昶等人跟随朱熹,精研性命义理之学,重在阐发“朱子之学”的学派宗旨.
宋元之交与元代是新安理学的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婺源的许月卿、胡一桂、程复心、胡炳文,休宁的程若庸、程逢午、陈栎等.他们大多是朱熹的再传弟子,针对朱熹之后“异说”纷起的状况,他们将排斥“异论”、发明朱子学本旨作为研究重心,致力于维护朱熹理学的纯洁性.
元明之际与明代是新安理学的盛极且复衰时期.这一时期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郑玉、朱升、赵汸、朱同、程敏政、汪道昆等人.元明之际是新安理学发展史上最辉煌的时期.而到了明代中后期,因受“陆王心学”之影响,阐释朱熹理学不力,整个学派呈现出衰落迹象.
新安理学建立了一个从宇宙本原的生成论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庞大理论体系,其主要著作有：解释程朱理学命题的《性理字训讲义》、《太极图书》、《近思录注》；阐发程朱学术思想的《四书发明》、《书传纂疏》、《礼记集成》、《六典撮要》等.新安理学作为徽州哲学的理论先声,对徽州文化的繁荣、国人抽象思维能力的提升、弘扬中国哲学的理性精神都产生了积极影响.
二、戴震朴学：接续与扬弃理学的范型
清代是新安理学的终结时期.这一时期,人们在清初学风的影响下,倡导汉学,涌现了一批以考据见长的经学家.随着封建社会的没落和理学的衰败,清乾嘉年间徽州出现并形成了“徽派朴学”.徽派朴学思潮导源于明末清初的黄生、汪绂等人,形成、兴盛于乾嘉年间,其主要奠基人为婺源江永.他一生笃信朱熹理学,注重经世致用,长于比勘,深究“三礼”.在经学、礼学、音韵和天算等方面皆有高见.徽派朴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戴震、程瑶田、金榜、方矩等都是他的学生.朴学推崇“实事求是,不偏主一家”的主旨,又长于考据,因而对哲学、天文、数学、历史、音韵、语言等都颇有建树.其思想虽源于程朱理学,但却不囿于理学,特别是“徽派朴学”的集大成者戴震,晚年对理学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与批判,实现了朴学对理学的接续与扬弃. 戴震出生于理学传统从未中断的徽州.他主张“王道”、“仁政”、“体民之情、遂民之欲”,这本身就是对理学的接续；而对朱熹杂取释、道思想的批判,其目的则是为了维护儒学的正统与“纯洁”.历史进入清代,由于朱熹理学在徽州被过度张扬,使得理学开始向片面化、绝对化的方向发展,“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被推向极致,以至于完全否定了民众正当的和需求,从而使得这一本来包含有合理因素的思想,成为禁锢人们的桎梏.徽州是受理学教化至深,亦是受其影响至大的地区之一,而徽州妇女又是受害群体中受害最为深重的特殊群体.古徽州,许多徽商自小就远离家门,成人后遵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回到徽州故里成亲.成亲后即抛家离乡,外出经营,有的几年乃至几十年不归.于是徽商眷属有的十几岁就成为“活寡妇”.徽州守寡者,有的婆媳同守,有的祖孙四代同守.因夫亡而投井、自缢者也不在少数.而徽州素来崇信礼教、理学,坚守“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信条,因此新安节妇烈女甚多.至今,在徽州城乡,留存的节烈牌坊仍随处可见.歙县城内仍保存有一座清光绪三十一年立的“孝贞节烈”石坊,这是为表彰徽州六邑孝贞节烈六万五千零七十八人而设立的.面对如此现状,徽州人戴震不无愤慨地指出：这是以理祸天下!
戴震朴学对理学的批判,并未停留于对理学各种命题的简单贬斥,而是试图通过概念思维对理学的本质结构和现实效果进行深入透彻的考察、分析、批判.
戴震在《孟子字义疏证》中认为：朱熹的“理”同儒家的精神不甚相关.因为圣人之道在六经,而“六经、孔、孟之言以及传记群籍,理字不多见.”[2]在他看来,理学以及整个儒家思想,虽然具有鲜明的现实品格,但理学并不是因关注具体的存在物而产生的,而是因试图探寻存在物之所以如此存在的根据和理法而创立的.“理”（或“道”）担负着统摄阴阳（形而下的万物）的使命.朱熹曰：“至于大传既曰,形而上者谓之道矣.而又曰,一阴一阳之谓道,此言真以阴阳为形而上者哉.正所以见一阴一阳,虽属形器,然其所以一阴而一阳者,是乃道体之所为也.”“凡有形有象者,皆气也.所以为是器之理者,则道也.”[3]戴震认为,程朱理学的“理”（或“道”）主要源于老庄和佛教特有的本体概念.佛老认为,无形无迹的本体才是真正的存在,而有形有迹的可感存在,只不过是幻象或虚无.朱熹虽然表面上将佛老斥为异端,但其“理”的概念无疑受到佛老本体概念的影响.
在此基础上,戴震对朱熹的“理”予以的谴责和批判.戴震认为,以理杀人之所以不正义,乃是违背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儒家恕道.“后儒以理欲相对,实杂老氏无欲之说.其视理欲也,仅仅为邪正之别；其言存理也,又仅仅为敬肆之别等今人以不出于私即谓之理.”后儒因此漠视常人的正常,导致“舍情求理,其所谓理,无非意见也.未有任其意见而不祸斯民者.”然则圣人之道,其旨归正是正德利用厚生,“使天下无不达之情,求遂其欲而天下治”.[4]
戴震抨击理学是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认为其所谓理者,同于酷吏之所谓法.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2]（275）以生存欲为基础的人的和要求被理扼杀、蹂躏的结果,导致理之外的人们的基本的和要求都被剥夺了其正当性.政治统治原本应该以满足人民的和要求为第一要务,但现在的为政者却对理、欲做出了有悖于常理的解释,将民众的饥寒愁怨、饮食男女等正当的情感和要求都归之于不足取的人欲.这完全是依据“理”做出的主观臆测.古人学问的重点在于忧国忧民,在于与民众的、要求相通.若学问取得了成就,则民众将随之受益.而后儒（宋儒）以主观冥想求理,这样的理较之于商鞅、申不害的法具有更加严酷的性质.而此种学问,造就了一批腐儒,无疑与造就了一批奴役百姓的酷吏无异.在戴震看来,人皆畏死望生,但其希冀的是具有尊严的、充实的生,而非蝇营狗苟的苟且偷生.
戴震针对理学的“去欲”、“禁欲”思想,提出“凡事为皆有于欲,无欲则无为矣；有欲而后有为,有为而归于至当不可易之谓理；无欲无为又焉有理!”[2]（328）进而批评被封建统治者所强化的理学是“残杀之具”,是“以理杀人”.在独崇理学的清代中叶,这种勇于挑战权威的理性精神,这种对理学实际效果的反思,开辟了中国哲学发展的新方向,戴震也因此被誉为我国早期启蒙思想家之一.其思想“发二千年所未发”,“是八百年来思想界之一大革命”（梁启超语）.
戴震固然在一定意义上对朱熹理学体系进行了解构、批判,但同时也继承发展了朱熹哲学的合理价值.戴震的诸多论断,虽然看起来是对理学的无情指斥,但从维护儒学的正统与尊严来说则与朱熹理学一脉相承.戴震朴学对朱熹理学的扬弃,实质上是试图通过对理学的修正、改造,实现对理学的否定性接续和发展.与此同时,戴震朴学强调“实事求是”的精神,其实证的、科学的、批判的倾向和思想方法,在一定程度上仍属于朱熹理学“道问学”的知识论传统.
三、胡适新学：超越理学与朴学的现代哲学
胡适虽出生于上海,但对桑梓之地徽州却有着深厚感情与极强的认同感.胡适在口述自传中说：我是安徽徽州人.徽州话是我的第一语言.尽管胡适在成年后留学美国接受的是西学熏陶（美国实用主义哲学）,但却有着深厚的国学根基.他幼时读过朱子集传本《诗经》、《小学》,朱子集注本《四书》、朱子《本义》本《易经》,还有《尚书》、《孝经》等,并连注文一起读,且多能成诵.胡适认为自己幼时的启蒙教育,就是读了朱熹的《近思录》.其中“学原于思”的观点,引导他重视思想方法的研究.胡适的自由主义、实用主义思想深受朱熹理学、戴震朴学（包括新安理学、徽州文化、徽商精神）的影响.胡适融贯中西的“新学”内核,既包括西方的科学与,也继承了朱熹理学和戴震朴学的创新精神、批判意识和思想方法.
胡适留美期间所作的《论宋儒之功》（1911年）、《论宋儒注经》（1915年）以及《为朱熹辨诬》（1915年）等专论,通过对宋学与汉学的比较而对宋学、特别是对朱熹予以肯定.在《论宋儒注经》中,胡适写道：“宋儒注经之功,非以之与汉注唐疏两两相比,不能得其真相.汉儒失之迂而谬,唐儒失之繁而奴.等则宋儒所不为也.”“宋儒注经,其谬误之处固不少,然大率皆有所循.后人不知宋儒集注之功之大,徒知掇拾一二疵瑕以为宋儒诟病,非君子忠厚存心之道也.”[5]而在宋儒中,胡适尤为推崇朱熹,认为“朱子在宋儒中地位最高”,并作专论为朱熹“辨诬”：“朱子注《诗三百篇》较之毛传、郑笺已远为胜.”[6]在胡适看来,朱熹之所以能够开辟出研究诗经的新天地,关键在于“他大胆抛弃了所谓‘诗序’所代表的传统解释,而认定《雅》、《颂》和《国风》都得用虚心和独立的判断去读.”[5]（565） 胡适还认为,朱熹有一套“怀疑和解决怀疑的方法只是检测设和求证”.[5]（562）并将朱熹的方法与自己坚守的“大胆的检测设,小心的求证”联系起来,无疑在于证明自己继承了朱熹的理学传统：“朱熹的宋学为我后来治汉学开拓了道路.”学术界“近三百年来的批判研究”实际上是宋代的“批判方法”历经800余年而积累演进的结果.[7]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胡适在1919年发表的《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主张“重新估定一切价值”,要求人们用“评判的态度,科学的精神,去做一番整理国故的工夫”,从而对朱熹理学进行了反思：“朱子虽然有胆量去推翻‘诗序’的权威,等但是他自己的新注解,他启发后人在同一条路上向前走动的努力,却还没有圆满的成绩.传统的分量对朱子本人,对他以后的人,还太沉重了.”[5]（566）胡适指出朱熹等人学术上的不足,其实质在于呼吁学界研究传统文化,应该在研究方法上实现由传统经学向现代学术的转换.在他看来,现代学术的方法就是“大胆的检测设,小心的求证”.检测设不大胆,不能有新发明；证据不充足,不能使人信服.
如果说戴震“反理学”是在儒学的基地上维护孔孟之道纯洁性的话,那么,胡适新学关于“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主张,则是对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重估”.胡适在《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一文中认为：中国旧有的学术,只有清代的朴学确有科学的精神,并将戴震作为清代学者以“科学精神”进行“大胆检测设”和“小心求证”的典范.胡适倡导的实用主义哲学,与戴震朴学对经验事实的关注、对学术研究方法的重视,具有异曲同工之妙.胡适在《戴东原的哲学》一文中首倡“戴学”,不仅勾勒出戴震哲学的思想主体以及后学体系,而且还探讨了戴震思想的渊源：颜元、李贽的反理学倾向以及顾炎武等重视客观证据、强调检测设与归纳的精神.在此意义上说,胡适大胆检测设,小心求证的实用主义方法是对戴震朴学方法的承继与超越.
胡适认真考察了中国的传统学术思想,发现从宋学到清代朴学都具有一种怀疑、辨伪、求是的基本精神.胡适认为实用主义“历史的方法”、“实验的方法”以及“检测设”、“求证”等等一套思想规则和运作程序与中国传统考据学、训诂学有相通之处.胡适指出：“在那个时候,很少人（甚至根本没有人）曾想到现代的科学法则和我国古代的考据学、考证学,在方法上有其相通之处.我是第一个说这句话的人”.[7]（103）胡适认为,清代朴学的方法论原则,主要表现在每一种新见解必须有例证即“举例为证”,是“归纳和演绎同时并用的科学方法”.并认为,清代朴学的主要代表戴震充分发挥了“因物求则”、“有证据的探讨即无证不信”的方法论原则和实证精神.他特别欣赏戴震提出的“但宜推求勿为株守”的八字方针,认为这是朴学的真精神.胡适还认为自己从考据学着手,逐渐地掌握了校勘学和训诂学等方法,并把这种方法运用于自己的理论实践中,在写作《中国哲学史大纲》和对《红楼梦》、《水浒》、《西游记》等古典小说进行考证以及为戴震的《水经注》辨诬时,都采用了这种方法.
胡适虽然推崇戴震的治学方法,用“实学精神”和“朴学方法”来诠释杜威的“实用主义”,力图在把握其精髓的基础上,解决中国的学术问题和现实问题；但同时又将中国传统的朴学方法与西方现代方法论加以融会和改铸,用西方的逻辑概念整理戴震的考据方法,以接续并超越明清以来“经世致用”、“实学救世”的经学传统.
章学诚曾有言曰：“高明者多独断之学,沉潜者尚考索之功.”（《文史通义》“答客问”）然而胡适既是“高明者”（开风气者）,亦是“沉潜者”（精通考据学）.尽管胡适的哲学思想没有后来的冯友兰那样系统、熊十力那样深刻、金岳霖那样思辨、冯契那样辩证等但胡适毕竟是将中国传统的义理之学加以现代转换的开风气者,其治学方法,对融会贯通中西文化作了有益的尝试,其所体现的科学实证的理性精神,对于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方式的转换,用哲学方法取代传统的经学方法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胡适新学也因此成为超越理学与朴学的现代学术形态.
由上分析可见,新安理学、戴震朴学与胡适新学之间存在着内在的逻辑关联.对这种逻辑关联的探究,有助于进一步深入理解徽州哲学的传承与嬗变,有益于把握徽州哲学的地域特色、理论渊源、思想脉络和演进规律；亦有助于发掘新安“理学”（包括程朱理学）的知识论价值、戴震“朴学”的求是理念以及胡适“新学”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对于整个中国哲学及其文化的繁荣和发展所产生的深刻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