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 ：
谭嗣同的哲学世界观充满了矛盾,可以说是一个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典型集合体.本文着重展示他在后期唯心主义世界观中体现出来的可贵的进步新思想,即以“仁”及其中心范畴“以太”和“心力”彰显了他救亡图存、以心挽劫、普度众生的伟大精神.
关 键 词 ：仁；以太；心力
人们通常习惯于这样看问题：从事进步事业的人,总是拥护唯物论和辩证法的；而从事落后、反动事业的人,总是坚持唯心论与形而上学的.应该指出,这种常识并不是完全可靠的,它带有严重的片面性.因为人们不应把阶级斗争与哲学斗争等同划一,不应把政治思想与哲学思想等同划一.
谭嗣同是一位兼具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哲学世界观的历史人物.他并没有把早期的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贯彻到底.由于他在救亡图存的道路上并没有找到实现变革的物质力量,因此在1896年“北游访学”后哲学思想便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他改变了固有的唯物主义哲学世界观,幻想以精神解脱来摆脱人们的苦难,以精神感化来推动变法维新事业的发展,逐渐形成以主观唯心主义为主要特征的哲学体系,其著名的代表作《仁学》正是他此方面思想的集中体现.从此唯心主义的世界观便成为了指导其变革的唯一武器,但是他的这种唯心主义的仁学世界观却放射出了颇为耀眼的光芒.
一、著《仁学》以唤中国人之平等
“仁”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意识形态之一.从政治范畴来看,“仁”首先是维护奴隶社会等级制度的道德观念.在奴隶制度崩溃、封建制度兴起之后,“仁”又成了地主阶级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道德观念.从哲学范畴来看,中国不少唯心主义哲学家将“仁”作为基本的哲学概念,用以表示精神本体.
而谭嗣同则扬弃了“仁”维护封建君主专制和等级制度的内容,将它改造为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和等级制度的武器,从而使从事进步事业――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的仁人志士们可以利用“仁”来宣扬其主张,进而更为有利的为民族振兴、国家富强昌盛寻找出路.正如梁启超所说:“《仁学》何为而作也?将以会通世界圣哲之心法,以救全世界之众生也.”谭嗣同认为,“仁”是天地万物的本原.他对“仁”的主要规定是：“仁以通为第一义,通之象为平等.”（《仁学界说》）他认为“通”是“仁”的根本特征.所谓通,其政治含义是平等,而在哲学上则是指相联系、相沟通、相感应.他说：“仁不仁之辨,于其通与塞.等苟仁,自无不通；亦惟通,而仁之量乃可完.”“通者如电线四达,无远弗届,异域如一身也”,虽“星辰之远,鬼神之冥,漠然将以仁通之.”（《仁学》）他强调,不仅纷纭复杂的世界统一于“仁”,而且“仁”又将“中外”、“上下”、“男女”、“人我”通为一身、化为一体.因此,在谭嗣同“仁”的范畴中,平等的思想体现得淋漓尽致.他所谓的平等,不仅适用于人,而且适用于自然界,适用于整个宇宙、整个星球.这便扩大了“仁”的范围,彰显了“仁”的价值.
谭嗣同的这一思想,正是由于受到西方进步思潮的影响,认为人人生来都具有自由、自主、平等的权利.虽然“仁―通―平等”总体上是思辨的虚构,但它却从哲学的高度反映了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观念,与封建名教是尖锐对立的.这正是对中国封建等级制度的批判与否定,为解开中国人民身上的三纲五常的枷锁束缚而做出的积极贡献.从此,中国人民有了自己的意识,有了自己的地位与价值,人们会积极的加入到爱国救亡的战斗之中来,使自己真正的成为国家的主人.
同时,谭嗣同又精心挑选了两个名词来阐释“仁”这一范畴的具体内容.这就是“以太”与“心力”.“仁以通为第一义；以太也,电也,心力也,皆指出所以通之具.”在他的哲学体系里,“以太”与“心力”都是唯心主义的哲学概念.他在解释自然现象时,多用“以太”这个概念；在解释社会现象时,多用“心力”这个概念.虽然这两个概念都属于唯心主义范畴,但却在一定程度上是影响人们行为的进步思想以及推动变革的巨大力量.
二、中国近代科学、哲学乃至革命的巨大推动者――以太
“以太”本是英文Ether的音译.这一概念产生于古希腊,近代西方自然科学家曾设想它是一种无所不在的、物质性的媒质,用以解释光热传导和电磁引力等现象,进而说明物质的相互联系与物质运动的连续性,是个物质性的概念.20世纪初爱因斯坦建立相对论后,“以太”检测说被否定.大约是19世纪80―90年代,“以太”随同西方的一些近代自然科学传入中国.谭嗣同对它极感兴趣并产生了丰富、奇异的联想.一方面,他将“以太”作为精神概念,作为世界的本原,作为其宇宙观的出发点,赋予它以本体论的意义.另一方面,由于这个概念是直接从西方近代自然科学中吸取过来的,所以此概念又包含有物质的内容,具有客观实在性.所以“以太”是一个具有物质性的精神概念,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谭嗣同正是在此基础上建立了独特的“以太说”.
谭嗣同“以太说”的首要进步之处是,将本体论建立在近代自然科学的基础之上,用西方自然科学的“以太”来代替中国传统哲学的“气”和“阴阳”,这是使中国哲学近代化的一种尝试,这一尝试推进了中国近代的哲学革命.“以太说”虽是一种唯心主义的论断,但由于其蕴涵了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促进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对声、光、电等自然现象的研究,同时,促使人们更进一步地接触自然界,接触人以外的外部世界.这对于中国自然科学的发展起到了不可磨灭的推动作用,使中国近代哲学具有了自然科学的基础.
从另一方面讲,“以太”是“通之具”,这就是说,人乃至天地万物之间的相互感应、相互沟通都是由于“以太”的存在而得以实现的.“以太”使得人与人之间破除了地域、国界的限制,使人们之间的交流与融合成为可能.这正是儒家之“万物一体,天地共融”,“天下一家”的景象.谭嗣同强调不再受宗法血缘的局限,立足于群体和社会的高度来讲“仁”的一种类似康有为的“大同”的最高境界.体现了谭嗣同在国家处于危难之时,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共同利益主张消除等级、提倡平等、提倡联合共融的爱国主义思想,是一种必要的思想上和行动上的大融合.
三、“以心度一切苦恼众生”即“以心挽劫”的仁学
在封建势力的压迫下,维新事业不断遭到挫折,因此谭嗣同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他说：“所学皆虚,了无实际,惟一心是实.心之力量,虽天地不能比拟,虽天地之大,可以由心成之、毁之、改造之,无不如意.等嗣同既悟心源,便欲以心度一切苦恼众生.”（《北游访学记》）谭嗣同继承陆王心学思想,对“心”作了本体论意义上的理解.断言：“一切唯心所造.”而且他明确指出要以“力”言“心”,把“心”理解为主体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活动的内在驱动力,即“心力”是主体精神范畴中的能动的创造力,主体的意志力.他一再说：“天下人之脑气筋皆相连者也.此发一善念,彼必有应之者,如寄电信然,万里无阻也.”（《北游访学记》）“我心之力,能感人使与我同念.”（《仁学》）这一切都说明“心力”有巨大威力.因此,谭嗣同决心要以“心力挽劫运”,“以心度一切苦恼众生”.
谭嗣同认为“心力”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机心”所产生的“心力”.世界上的种种坏事都是由这种“心力”所造成的,它所带来的“劫运”是妨碍历史进步的消极意志.这种“心力”越发达,其害处就越大.另一种是由“愿心”所产生的“心力”.它以“慈悲”为实体,世界上的种种好事,都是由这种“心力”所造成的.它是历史进化的动力,能兴乐拨苦,普渡众生,能够挽“劫运”,不仅能够拯救中国,而且能够拯救世界,实现天下大同,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积极意志.所以在谭嗣同看来,中国之所以贫困落后,逐渐走向衰败,就是由于中国人多机心而缺少愿心.为了改变中国当前所面临的亡国灭种的危机,改变落后的局面,就必须“先去乎自己机心”.
谭嗣同指出,只有改变人的脑气筋的动法,才能增强“心力”,才能“泯机心”,“挽劫运”.他把“心力”理解为一种具有目的性的理性化意志,认为“盖心力之实体,莫大于慈悲.”慈悲所包含的是超阶级的爱,也就是说,发一“慈悲之念”,则“天下之机心不难泯也.”他进一步强调说：“慈悲者,尤化机心之妙药.”（《北游访学记》）“感一二人而一二人化,则以感天下而劫运可挽也.”（《仁学》）可见,谭嗣同以佛教的慈悲作为心力的内涵,本质上是一种善良意志.他根本目的是普渡众生,是一种爱类的绝对体现.他不仅想要用“心力”来拯救中国,而且想要拯救强盛的西方国家乃至世界上所有的生物.因此,这种普渡众生之爱,是以“仁”为最终的价值取向和终极关怀的.
谭嗣同虽然选择了一条以精神拯救一切的道路,虽然他的哲学世界观由唯物转变到了唯心,但他的政治思想始终是激进向上的.他在中国还没有具备“发现”唯物史观的条件下,在马克思主义还没有传入中国的情况下,为了使灾难深重的中国自此“由苦向甜”,使整个世界的生灵都能够享受到“进入天堂般”的幸福与快乐,他坚持不懈地在黑暗中摸索,竭尽全力地提出了“以心挽劫”的仁学本体论,为追求真理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同时,谭嗣同的“心力”说还对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给予了极大的肯定,推动了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进程.中国传统哲学大都是以“天命论”作为主导思想的.“天命论”主张人们在上天面前是无能为力的,人们只能服从于天命的安排,惟有具有人格的“上天”的命令和旨意才能主宰人事的吉凶祸福.因此,“天命论”完全抹杀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彻底否定了人们的自由选择和自主创造,使人们只能听从天,或者更明确一点说,是听从封建专制统治的最高权威――君主的一切命令,这就彻底阻碍了个体的发展,使人民永远处于被压迫、被禁锢的牢笼之中,不得翻身.
谭嗣同把“心力”提升到本体的高度,主张“心力”有无限的创造力,强调个体的意志自由和个人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主体地位,具有反“天命论”、“天理论”的启蒙作用,具备了无神论的特点.在民族危亡之时,这种作用使人们不再相信存在着一个最高的、最具权威的绝对统治者,而是激发人们最大限度地发挥主动性、创造力和革命斗志,使人们在这种巨大的激励与鼓舞之下,形成前所未有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从而推动中国革命向前发展,为救亡图存、为中国美好的未来写下最美的篇章.
对于这个具有充满矛盾的哲学世界观的人物――谭嗣同的评价,不应以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作为评判的标准,而应以其思想中的可贵之处、以他对当时中国革命乃至中国近代化的进程所起到的巨大的推动作用来衡量他.在这种意义上,谭嗣同是一个把握住了时代脉搏的伟大的英雄人物,是中国乃至世界苍穹上闪耀的一颗永不消逝的金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