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不避难,义不逃责

房子灰扑扑的,一点也不打眼,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建筑风格,走廊很大,很空旷.汤一介觉得很不错.“能够住在学校里,每天能绕着未名湖散步,很好了.”

虽然有数次机会留在国外一流大学任教,薪酬、环境都要比国内好得多,他都放弃了,对于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来说,“活着就意味着责任”.

“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祖父汤霖是这样对父亲汤用彤说的,父亲汤用彤是这样对汤一介说的.

那一年,他想去延安

小时候的汤一介住在南池子的缎库胡同.对于汤一介而言,那真是个无忧无虑的童年.

父亲汤用彤是一个“为学术而学术”的学者,家里事都不大管.母亲张敬平出生于湖北黄冈大族,吃饭穿衣,生活起居,一应都是母亲安排.

童年的无忧岁月直到抗日战争爆发为止.父亲随北京大学到了昆明.母亲带着汤一介和他的弟弟、妹妹,从北京先到天津,再从天津到上海,由上海到香港,转越南,到昆明.时隔已经差不多六十多年,汤一介还记得当时的辛苦：“有半年都在路上走.”考进了西南联大附中,这一年,发生了一件大事.

比汤一介高一年级的同学余绳荪,北大中文系教授余冠英的儿子,不知怎地找到了一本《二万五千里长征》,也就是《西行漫记》,他们几个越读越觉得延安有意思,非常向往,于是各自拿了家里的钱和金子,决定到延安去.“我们几个先坐火车,然后坐那种非常危险的敞篷的运盐车,先到了贵阳,”他们当时想从贵阳到重庆,然后转到西安,再到延安.可是,一到贵阳,他们几个就被宪兵给拿住了,关在侦缉队里,而他们手上,还拿着本《二万五千里长征》.“当时心里非常着急,不知谁发现,屋子的地板有很多缝,我们就把书―页一页地撕掉,塞到地板里去了.”

延安没有去成,联大附中也不欢迎他们几个激进学生回去了,这样汤一介就转学到了重庆的南开中学.

考上大学了,他决一个哲学家

1945年1月,为准备考大学,汤一介回到了昆明,在西南联大的先修班听课,父亲还请来西南联大英语系的教授钱学熙来教他英文.汤一介跟着钱学熙,接触了他毕生难忘的克里斯朵夫依修午德的《紫罗兰姑娘》.“这本书说的是,我们虽然走得那么近,但是,我们之间的距离是那么的遥远,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是那么的遥远.再深刻的爱也挽救不了人们的孤独.”当时,由于妹妹的病逝,加上国民党政府的黑暗,使少年汤一介开始独立思考一些人生问题,《论死》、《论善》、《论生意义》等一些崭露他哲学家天赋的文章就出来了.

“我想人生到底是为什么.”当时的汤一介想,一个人生,就像一根蜡烛,可以慢慢地让它烧完,也可以让它很快地烧完,放出更大的光.他下定决心,还是要做那个很快烧完但是放出更大的光的人.

第二年,汤一介考上了北京大学.虽然原来对西方文学很感兴趣,但是,他还是选了哲学系.“我下定决心,我要做个哲学家,通过自己的独立思考,来探讨一些宇宙人生的根本问题.”

那个会上他做了一个演讲,非常轰动

改革开放以后,汤一介迎来了学术生涯的春天.1981年,汤一介在北京大学开课,先讲《魏晋玄学与佛教、道教》,后讲《早期道教史》.他的学生回忆,汤一介老师的课异常轰动,连换了三个大教室还是坐不下,最后只能以发听课证的形式限制人数.

随后,汤一介将《魏晋玄学与佛教、道教》一课修改成《郭象与魏晋玄学》,找出魏晋玄学发展的内在理路,探讨哲学方法对认识哲学思想变迁的重要意义,尝试把哲学的比较方法运用于中国哲学的研究领域,这些问题的讨论,极大地促进了当时哲学思想的解放.在由《早期道教史》一课修改成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中,汤一介大胆提出,必须把“宗教”和“迷信”区别开来,要肯定“宗教”和“非理性”对人类社会生活的意义,而这些探讨,均是此前的道教研究很少讨论到的,汤一介以他敏锐的哲学家的眼光,开新时期哲学研究风气之先.

1983年,汤一介参加第十七届世界哲学大会,他的《儒家思想第三期发展可能性的探讨》的发言语惊四座,“全场掌声雷动,历久未息”,刘述先教授如此回忆.

但是汤一介并不仅仅满足于这些.一直以来,西方哲学是有其庞大的范畴体系的,而中国哲学的精华则散见于浩如烟海的古籍,需要进一步论证和推演,需要有更加严密的逻辑体系.汤一介开创性地提出做中国传统哲学范略体系,要从大量的史料里梳理、建构出一个中国哲学的体系.

作为一名学者,他想他必须肩负起这样一个责任,就是探讨传承我们自己的文化,在传承自己文化的过程中使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于是,汤一介在讲课的同时办中同文化书院函授班,一招生就是一万两千人.

最后两个心愿：一个是编纂《儒藏》,一个是传承的问题

“我想把《儒藏》做好,把中国解释学做出点眉目来.”汤一介说.

《儒藏》,是要集中华文化精髓之大成,将儒家文化瑰宝系统全面地“”；创建中国解释学,是要参照西方解释学的理论和方法,对中国注释经典的要义进行系统的研究和梳理,其意义则在以新的理论方法和新的语境对传统文化进行“开发”,即古为今用.如果只有“”,没有“开发’,则传统文化会一直束之高阁；但如果只有“开发”,而没有“”,则传统文化会陷于贫瘠.

“汤一介先生以其深厚的学养、深邃的目光发其端,构架《儒藏》和中国解释学这两大文化工程,是颇具远见卓识的.”学者王懋昌说.

对汤一介来说,最割舍不下的还是手中正在进行的《儒藏》.但是这个收集儒家典籍的工作浩繁无比,明清两代均有学者多次提出要编撰“儒藏”,终因工作量过大、牵涉范围过广,未能实行.

然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必须将文化接续下去”.更何况,现在做《儒藏》已经有些晚了.中华书局在新中国成立后整理出版了《二十四史》,那批老先生许多已经故去,没剩下多少了,再过十年八年几乎就没有了,而一些中青年学者的古文功底现在还难以完全承担起这样的工作.在汤一介看来,《儒藏》是一个抢救工程.

25所大学、300多人的编纂队伍,庞杂的组织协调工作,事无巨细的操心,正在一点一点耗费汤一介的体力和精神.2003年,汤一介发起并主持《儒藏》工程；2004年,汤一介被查出了肝硬化,病情一直反复.虽然老伴乐黛云一直在为他的身体忧心,但汤一介并不遗憾,因为能够编纂《儒藏》是他一直的梦想.“我的梦想就是让我们的《儒藏》成为全世界最权威的范本.”作为一位内敛沉厚的学者,这句话有着沉甸甸的分量.

人为什么而活着

现在,78岁的汤一介和老伴乐黛云过着平静的生活.

汤一介说,人到老年,总会考虑一些事情,人到底为什么活着是吃饭、穿衣,这样一天天活着,还是有理想和抱负当然,每个人的理想和抱负是不同的.父亲汤用彤告诉他的两句话,“事不避难,义不逃责”,汤一介说他一直努力在做.“做了自己很高兴,很喜欢的事情,那就很好.而且,我相信它会有一定的意义.”

“回顾我这一生,我没什么太多遗憾了.”汤一介平静地笑着说.

汤一介简介

湖北黄梅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1927年生于天津,祖父汤霖为光绪年间进士,父亲汤用彤为著名的国学大家.195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83年任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者,任美国俄勒冈大学、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麦克玛斯特大学等校客座教授,纽约州立大学宗教研究院研究员；1990年获加拿大麦克玛斯特大学荣誉博士学位；1992年－1994年任国际中国哲学会主席,1996年任荷兰莱顿大学汉学院胡适讲座主讲教授,现任中国文化书院创院院长、中国哲学史学会顾问、中华孔子学会代会长、国际儒学联合会顾问,并任南京大学、山东大学、兰州大学、北京理工大学教授.

(龙沙月摘自《光明日报》侯艺兵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