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 ]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冯契通过综汇中西哲学思想资源,创造性地提出了理想人格说,对个性与共性的关系以及理想人格的培养方式等问题作了深刻的反思,准确领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始精神.纠正了20世纪30年代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人生观的错误发展方向,这对于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人生哲学的深入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思想意义.
[关 键 词 ]冯契；理想人格说；马克思主义人生观
[作者简介]林合华,南京中医药大学人文社科部讲师,哲学博士,江苏南京210046
[中图分类号]B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9)08-0005-03
如所周知,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主要是在苏联哲学的影响下逐渐完成的,因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始终带有苏联哲学模式的烙印.尽管这种模式对普及马克思主义起过重大的促进作用,但因其日益教条化而最终禁锢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改革开放之后,重构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中国哲学界不得不面对的重大课题.冯契通过贯通古今、融汇中西的思想创造,建立了“智慧说”体系,在诸多方面推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诸如对实践唯物主义的提倡、对理想人格说的重视等等,都是证明.本文不拟对冯契所创立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作全面的探讨,而只拟关注其理想人格说对马克思主义人生观的转进.
一、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人生观
以李大钊、瞿秋白等为主要代表的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倡导合理的个人主义与合理的社会主义相统一的人生观,这种人生观对个性与共性之关系问题作了很有深度的探讨.在李大钊看来,真正的自由是秩序中间的自由,而真正的秩序是自由人之间的秩序.这种合理的个人主义和合理的社会主义统一的人格应该在劳动中、在革命斗争中培养.他认为这种人格是劳动者自求解放的结果,不是统治者或权威人物网开一面的恩施.他说：“真正的解放,不是央求人家‘网开三面’,把我们解放出来,是要靠自己的力量,抗拒、冲突,使他们不得不任我们自己解放自己；不是仰赖那权威的恩典,给我们把头上的铁锁解开,是要靠自己的努力,把他打破,从那黑暗的牢狱中,打出一道光明来.”在李大钊看来,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完全是可以统一的,这种统一即可实现于人类追求大同世界的过程中.他指出：“现在世界进化的轨道,都是沿着一条线走,这条线就是达到世界大同的通衢,就是人类共同精神联贯的脉络.这条线的渊源,就是个性解放.个性解放,断断不是单为求一个分裂就算了事,乃是为完成一切个性,脱离了旧绊锁,重新改造一个普通广大的新组织.一方面是个性解放,一方面是大同团结.这个性解放的运动,同时伴着一个大同团结的运动.这两种运动,似乎相反,实在是相成.”
瞿秋白则倡导利己与利他相统一的人生观.他认为个性动机总是利己的,而社会中的个性动机实际上又是社会的和阶级的.“人类往往以利己主义出发而得利他主义的结果,一切利他互助主义都产生于利己斗争的过程里.”在他看来,由个性而阶级,由阶级而人类,都是由利己而利他的过程.总之,瞿秋白与李大钊一样,都强调个人与社会、利己与利他的统一,以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不但各民族的文化自由发展,而且各个人的个性亦可以自由发展.但应该指出的是,瞿秋白后来的思想亦有所变化,即由起初讲利己与利他的统一,转变为强调个人是集体的一分子,要“自己对于自己的个人主义作斗争”,要依靠群众“克服他的个人主义”.质言之,即是将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对立起来,要求用集体主义来克服个人主义.就此意义上来说,其与李大钊始终强调合理的个人主义与合理的社会主义相统一的人生观又是有一定差异的.
与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上述思想相比,20世纪30年代以后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人生观则有较大的变化.这一时期的中国人在革命斗争中逐渐形成了一套比较系统的培养员理想人格的理论,这最后被归结为三大作风：在理论联系实际中、在密切联系群众中进行锻炼和修养,以及通过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来提升自身的思想道德素质.在党组织中,拿员的标准来要求其成员,使得党具有极大的道德凝聚力,并且因此培养了无数大公无私、为国捐躯的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就此意义上而言,的上述关于培养理想人格的理论是有其积极意义的.但在其后的发展中,由于革命斗争的需要、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中国人把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截然对立起来,批判自由主义、批判个人主义,这显然有其片面性.例如,作为当时党的核心领导人之一的刘少奇即认为,所谓“修养”,即是“用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去同自己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进行斗争；用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去同自己的各种非共产主义的世界观进行斗争；用无产阶级的、人民的、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去同自己的个人主义思想作斗争”.亦有相似的观点,在他看来,没有集体利益之外的个人利益的、大公无私的人,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由上可见,20世纪30年代之后的中国马克思主义人生观在群己关系问题上,过分强调了集体精神而忽视了个性解放；在个人修养上过多地强调了自觉原则、作自我批评,而忽视了自愿原则和自我实现、自我发展.
二、理想人格说对以往马克思主义人生观的超越
针对以往中国马克思主义人生观(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之后的)在处理群己关系问题上的片面性―割裂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个性与共性之关系―冯契通过提出自己的理想人格说,对该问题作了富有新意的深入探讨.冯契的理想人格说包含丰富的内容,就与本文所讨论的主题相关的而言,主要涉及两大方面,即个性(个人主义)与共性(集体主义)的关系问题,理想人格的培养方式问题.
(一)关于个性与共性的关系问题.在冯契看来,自然界的事物都有个性与共性,都是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统一,而共性寓于个性之中,类的本质体现于作为类的分子之中.但在无机界,个体间的差别人们往往加以忽略,因为对人来说,这种个体性往往并不很重要.我们不能像对待物一样对待人.冯契指出：“人是一个个的个体,每一个人都有个性,每一个人本身都应看作目的,都有要求自由的本质.”当然,讲人的个性并不是要否认人有其共性的一面,因为个人总是处于社会联系之中,他不是孤立的个体.正如马克思所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换言之,冯契的理想人格说是主张个性与共性相统一的,当然这种统一是一种辩证的统一,不能对之作庸俗化的理解.
在讨论个性与共性的关系问题时,冯契特别对教条主义者对共性的抽象化、绝对化理解提出了批评.冯契指出,教条主义往往将共性理解为抽象的共相,反映在对人之本质的理解上,即是把人看成是一大堆的抽象名词的化身.殊不知,在理论上,实不能将本质与一般相等同.以为本质的即是一般的,实是一种严重的误解,事实上,一般并不等于本质.“我们说人是目的,指的是一个个的人,本质即存在于具有个性的个人之中(当然并不是说他没有共性).”这一点在文学艺术、学等领域有很典型的体现.文学要描写有个性的人.典型是一个个的；道德行为所要对待的也是一个一个的人,不把一个一个的人视为目的,即离开了道德的根本原则―人道原则,而这是有悖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初宗旨的.
冯契所理解的人不是抽象的存在,而是具体的、有个性的、有血有肉的一个个的人,他所要培养的理想人格是自由的、平民化的人格,是多数人可以达到的.这样的人格也体现类的本质和历史的联系,但是首先要求成为自由的个性.自由的个性就不仅是类的分子,不仅是社会联系中的细胞,而且他有独特的一贯性、坚定性,这种独特的性质使他和同类的其他分子相区别,在纷繁的社会联系中间保持着其独立性.
教条主义者只知道抽象的共相(共性)而不理解“具体的共性(共相)”―有个体作为承担者的共性(共相),因而必然会割裂个性与共性、个人主义(个性自由、个性解放)与集体主义(大同理想)的辩证统一关系.冯契的理想人格说通过对“共性”、“本质”与“一般”等概念内涵的重新厘清,因而使得这三者与“个性”之间不再是互不相融的对立关系,真正实现了个性与共性、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辩证统一.
(二)理想人格的培养―集体帮助和个人主观努力相结合.与其在群己关系问题上强调集体主义相一致,30年代之后的中国马克思主义人生观在论及人格培养的问题时,亦是片面强调集体帮助的作用而忽视个体的主观能动性(自愿原则).针对此种人格培养方式的弊病,冯契提出了集体帮助和个人主观努力相结合的人格培养原则.
按冯契的观点,个性只有在受到尊重、信任的条件下才能得到健康的发展,如果受到歧视、压制,使人感到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那么人的积极性就不能够充分发挥,个性也就不能够正常发育.因此,人格的培养既需要客观的社会条件和集体的帮助,也需要各人的主观努力.从个人这方面来说,不能等待客观条件,而应该积极主动地发挥自己的能动作用,在实践中磨练自己、培养自己.每个人不管客观条件如何,都应该立志做一个自由人.“‘我’在我所创造的价值领域或我所享受的精神境界中是一个主宰者.‘我’主宰着这个领域,这些创造物、价值是我的精神的创造,是我的精神的表现.”
冯契指出,我们过去过分地强调集体的帮助,对个性的自由解放,个体自身作创造性的努力这方面有所忽视；在教育中总是实行灌输的一套,对于启发性教学、因材施教重视不够；过分强调做“螺丝钉”,对个性特点、个人的能动性强调得不够.因此,培养理想人格的合理做法应是将集体帮助和个人主观努力有机结合起来,要充分发挥个体的创造性、能动性,不能把群众看作“阿斗”,自己则以诸葛亮自居,而应该启发群众为自己的解放事业进行自觉的斗争.
三、理想人格说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始精神
综上不难看出,冯契理想人格说在群己关系问题上,主张个性与共性、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统一,在人格培养方式上强调集体帮助与个人努力相结合,其思想所体现的基本精神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始精神是完全一致的.
以马克思、恩格斯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始人虽然没有在著述中明确讨论上述诸问题,但在诸多地方亦时有从侧面有或多或少的论及.就个性与共性、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关系问题而言,马克思、恩格斯所持观点与冯契理想人格说中的观点无异,都是主张个性与共性、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辩证统一.马克思、恩格斯倡导科学社会主义以及共产主义理想,因而重视人的共性以及集体主义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对于这一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基本没有什么异议.问题主要在于：马克思、恩格斯等原始马克思主义者对于人的个性、个人主义到底是持何种态度如何看待它们与人的共性、集体主义的关系问题据马克思、恩格斯的著述来说,他们从未割裂个性与共性、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辩证统一关系,对于人的个性自由与个性解放,他们更是持积极的赞同态度,甚至将之视为共产主义理想实现的重要前提.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合著的《宣言》中曾明确指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前提.”不难看出,既然马克思和恩格斯把每个人的自由发展看作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前提,这就表明,在他们看来,“个人”和“一切人”之间不但存在着重大的差别,而且相对而言,“个人”居于更重要的地位.换言之,个人自由、个性解放相对于集体(一切人)的自由、解放而言,实是更加基础性的.
综上所陈,作为马克思主义创始者的马、恩在关于群己关系问题上的态度是旗帜鲜明的,他们力主个性与共性、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辩证统一,他们从未片面地强调抽象的人的共性或孤立地谈集体主义,他们实际上是很重视个性自由与个性解放的,他们甚至将之视为共产主义理想实现的前提,就此意义上而言,在马、恩的思想框架中,个性相对于共性实是居于更加基础性的地位.冯契作为20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在改革开放之后秉持党“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通过扎实研究、深刻钻研,准确领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始精神,创造性地提出了理想人格说,对20世纪30年代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人生观的原始精神之片面化理解作了一种纠偏的工作,这对于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入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思想意义.
[参考文献]
[1]李大钊.李大钊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2]瞿秋白.瞿秋白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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