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方法的可能和必然

更新时间:2024-01-24 作者:用户投稿原创标记本站原创 点赞:27565 浏览:129475

中图分类号:F09 文献标识:A文章编号:1009-4202(2012)04-000-01

摘 要 哲学批判为多少学科指明了出路,现却羁绊了自己的脚步,并非哲学先天的不完整,在哲学学科之外也不可能为中国哲学史合法性提出完整的论证出路.现有的合法性论证手段本身就存在致命的“不完整性”,而批判一范式恰能弥补其不足且更为坚定.因此,“价值批判”不失为中国哲学史指出一条新路.

关 键 词 中国哲学史合法性史学论证价值批判

中国哲学的现状是,学科发展试图突破“合法性问题”.

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提出,我的中哲史史料学老师在其《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刍论》中具体的指出:“正如学者所归纳的,当下“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有“三重意义”:其一,站在西方中心主义立场,以西方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模式为标准,质疑中国哲学;其二,质疑以中国思想为原料,用西方哲学的方法来建构“中国哲学”历史、对中国思想作“哲学式”表达,是否能恰切反映中国思想内涵;其三,以往模糊哲学边界,无限地扩展哲学的外延,将思想的结果和意识活动的内容都堆放在“中国哲学”的名下,是否具有正当性.”也就是说,质疑中哲合法性的核心立场有二:1,以西方中心主义立场质疑中国哲学是否合法;2,西方构架体系下的中国哲学是否是真正的中国哲学.

笔者之答案是,当然是在里面.所以中国哲学的出路不是论证其合法性,而是站在史料的肩膀上,走它应该走的路.而他现在所面临的困难,就像迷茫的孩子受到外界干扰一样,但他的独特是注定的,所以他应该继续走出一条新路推翻已有的合法性论证体系,而不是自卑的在他人的质疑中迷失自己,丧失自我是注定要走向失败的.

“哲学”一词,源于希腊语“Φιλοσοφί,α”(philo-sophia),对哲学一词的介绍最初来自希腊思想家毕达哥拉斯.所以抛弃西方哲学构架来论证中哲合法性甚至研究中国哲学是否可能?我在一位老师书中找读到:“没有西方哲学背景,我们也许还可以从事中国传统哲学的研究;但没有西方哲学的背景,我们无法从事中国现代哲学的研究.因为中国现代哲学本身就是西方哲学的延伸等中国现代哲学的研究,无非两大内容:1,西方哲学的输入与探讨;2,传统思想的整理与诠释.两大内容都依赖于西方哲学”. 以“还原性诠释”来拨开这片云雾,以历史性学理基础为中国哲学正名,启发了我的批判史想法.

“还原性诠释”可以是说是试图将中国哲学剥离西方哲学体系而为其寻求合理性的一条路,但困惑我的是,史学证据难免是很零散的,对古文之研究、对历史之研究、取学问之用途、探求之方法都是影响史学证据之因素,而其影响不可避免,以此意义,史学之著即是各家之言,依此证据能够完全的客观的为中哲合法性正名吗?

既然不完全、不客观以及曲解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又选择如何的方式论证中国哲学史的合法性便值得深思了.

目前,前辈们较为认同的是,中哲史的对象为经学子学,经学谓之四书五经,子学谓之诸子及其学派传承之学.究其起源,《淮南子要略》视为“诸子之学源于救时之弊”,《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视之为“诸子之学出于王官”.而纵观思想史之发展,子学自春秋孔夫子繁盛,并非学理之研究,而更多的是政治之言说.而经学更不必说,其使命就是通过经学家们对经典的批评,将经典变得有济世之用而非架空之谈,以因象立教者为宗,推天道以明人事,如此而来能够对当时的政治、社会现实产生影响.


至于子学本身,史料中也并不乏“救弊”之论.《庄子天下》开“效用优先”之先河,《荀子非十二子》也认为学问不仅要“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还要“经过定分,为治纲纪”.立足于史料、立足于史实是“效用”之基础,原本的各家学问是不出于学理目的的,本来就是“效用之论”.我们尚且说,现存的史料,除各家各派传承之学尚有唯理论的可能性,其他史料都难逃效用之目的.

另外,谈及方法论,可依靠之证据尚且为器物、古址之证据与史料、注疏之证据,器物古址之考据秉考古之方法,而史料注疏之考据,属经验之范畴,“是”断不可证其“是”.参考分辨信史与伪史,“真”只能证伪而不能证实.也就是说,我们在经验范畴中,我们验证一件事物之真伪,第一事实发生之后,第二事实只能证明第一事实存在而不可辨其真检测,而需由第三事实辨别.若第二事实论其为真而被第三事实证伪,则第一事实为伪;相反,若第二事实论其为伪而被第三方证伪,则第一事实为真.(要证明A真检测,B只能证明A存在而不知真检测,若B→A,需有C→┐B,则A为检测;若B→┐A,C→┐B,则A为真)若第三事实仍为证实,则依旧不能作为辨真伪之手段,证明手段重复之.但第三事实并不能作为最终判定,如有质疑,证明过程继续.也就是说,证明一件事情之真伪至少需要第三方而又不止于第三方.

真检测之辨无法停止,而批判为证明另辟蹊径,因为它允许甚至鼓励“曲解”,中哲之目的,恰为“以因象立教者为宗,推天道以明人事3”,由此看来,批判史及其方法论的建立,不仅必要,也属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