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近些年来,学术界的各种丑闻越来越频繁地见诸报端,广大读者已经敏锐地意识到,当前的腐败正在向着神圣崇高的学术领域长驱直入.这样下去,我国的精神生产和文化建设实在堪忧.例如,今年湖北省社会科学１９９４―１９９８年优秀成果奖政府奖的评奖活动、尤其是其中的哲学社会学组的评奖活动,就是学术腐败在政府评价体制中的一次公开的粉墨亮相.在本次评奖过程中,评奖主持人和个别评委利用职权,在哲学社会学组把一场严肃的评奖活动变成了一场一手遮天、结党营私、瓜分利益的丑剧,在湖北省哲学界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体现了搞学术腐败的典型方式.
一、一个人如何能够操纵评奖
人们必然会问,湖北省在全国是“唯楚有才”的人才大省,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人才济济,这样一个全省范围内的评奖如何能够由某一个人操纵呢其中自有奥秘.
身居湖北省社联主席、国务院学科评议组哲学组副召集人高位的武汉大学前校长、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陶德麟,在本次评奖活动中担任评奖委员会副主任和哲学社会学组的主持人.这位年届七旬、在中国哲学界神通广大、却不曾写过任何一本个人学术专著的“著名哲学家”,长期以来一直控制着湖北省哲学界的成果评奖、职称评定和社科基金评审的大权.本届哲学社会学组的评委主要是初评小组名单就是在他的一手操纵下确定的,他安排他的弟子、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汪信砚担任初评组的组长,他自己担任复评组的组长,把住要津,上下呼应,将神圣的学术评奖活动玩弄于股掌之中.以汪信砚为组长的初评组一共只有七名成员,初评采取的是先评出一批入围成果,然后各位评委给这些成果打分百分制,最低不得低于７０分的办法,然后按分排队.这种办法看似合理,其实包含着隐患.比方说,我们且检测定其他五名成员都是出于公心给Ａ成果打了８０×５＝４００分,给Ｂ成果打了７０×５＝３５０分,但只要另外两名评委并非出于公心,而是串通起来给Ｂ成果打１００分,给Ａ成果打７０分,那么Ａ成果就成了４００＋７０×２＝５４０分,Ｂ成果则是３５０＋１００×２＝５５０分,后者反超出前者１０分.在每一分压倒一大片的情况下,要将这一排序颠倒过来是很困难的,而排在后面的如果不通过复评来重排的话,显然等于被淘汰出局.至于其他五名评委在申报奖项很多的情况下必然分散、以致评委的串通和评审组长的舆论导向所产生的影响力更具有关键性的作用,这一点也是很明显的.
在初评中,由于没有匿名评审制度和健全的回避制度,尽管在评审到自己的成果时评委本人也装模作样地“回避”一下,但从评审的结果来看,评委们相互之间的心照不宣、彼此关照、利益均沾、互投关系票,已达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详后.在一次评奖的高级别奖项中票数如此集中在评委和某个身居高位的评委的弟子们身上,即使在目前腐败成风的学术界也是少见的.可以理解的是,一般评委慑于陶德麟的权势及其弟子们的威势,也不愿意给自己找麻烦,何况这次评奖文件上已规定与自己的评级、晋升、津贴等等利害直接挂钩湖北高校马上将实行“年薪制”,谁能没有一点私心呢该谴责的是这个已经成为利益集团的代表的评审体制,以及挖空心思制定并维护这个评审体制的少数权势人物.
初评结束,湖北省社联学术委员会还搞过一次初评的“复审”,即叫来一些专家,不看材料据说连材料的包都没有拆开,只向他们宣读了一下初评入围的名单,完全是做样子.
在第一轮初评过后,哲学社会学组在陶的主持下又进行了第二轮复评.这次复评是极其草率的走过场,据参加过复评的评委说,陶一上来就说时间紧迫,况且初评评得很辛苦,原则上就按初评的顺序不动.这就预先给复评定了调,初评中的极为不公就被包了起来.实际上,在总共只给了一天的评审时间里,要对数以百计的著作、论文进行复评也是根本不可能的初评花了五天,甚至对初评已入围的材料也看不了如陶自己承认,杨祖陶先生专门给彭富春教授的德文著作写的学术鉴定他就没有看过.何况初评的结果符合陶的愿望,除极个别微调外,也就基本未动了.
复评后,湖北省评奖委员会全体成员还进行了一次“终审”,但既然这个委员会的副主任又是陶德麟,其结果就不用多说了.所以,实质上本次评奖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初评的结果,有的评委恰如其分地形容为“一锤子写卖”,而这一锤子是按陶的意志敲定的.
评审结果的消息透露后,湖北学术界舆论大哗,特别是有些学术界德高望重的老先生如哲学系杨祖陶教授所申报的产生了很大影响的成果落选,使以陶德麟为首的评审小组感到面子上有点挂不住,于是他又向省评奖委员会建议,增设了一项徒有虚名、没有奖金的“荣誉奖”,不经过评审,专门用来安慰几位落选的老先生们.这是原来所印发的“评奖实施方案”中所没有的.陶竟然可以在评审结束之后随意改变原定奖项结构,其为所欲为、一言九鼎的权势亦可见一斑.
为了减少震荡,评奖结果一直拖到一个多月后的除夕前一天,高校放检测、职工回家过年的时候,才神不知鬼不觉地公布在元月２２日的《湖北日报》上,并采取了不标明学科分类、全部混在一起的方式排列,以免各学科的评奖结果过于刺激人们已经不满的情绪,真可谓是煞费苦心.那么,这次评奖为什么这么见不得人呢我们来看看评奖结果.
二、见不得人的评奖结果
从评奖结果来看,哲学社会学组在最后评出的总共３个一等奖中,陶和另一位复评组评委各分其一；在总共６个二等奖中,有３个分别被三位评委其中包括初评组组长汪信砚所得,另外两个则分给了陶的两位弟子.就是说,在总共９个一、二等奖中,身为评委的占了５项,占５６％；陶和他自己的弟子占了４项,占４４％；而既不是评委、又不是陶的弟子的获奖只有两项,只占２２％.考虑到这次评奖的淘汰率达７５％以上,陶的弟子和评委们自己的获奖比例就更是高得惊人.此外,陶所在的武汉大学哲学系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研室总共八人,加退休反聘的共九人,申报了七人,竟有六人获奖一个一等,三个二等,两个三等,命中率达８５．７％,而外国哲学教研室七人,加退休反聘的共九人,只申报了三人,全部都被斩尽杀绝,这难道是偶然的吗论实力,同样是１９９８年截止的教育部第二次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中,武大哲学系外国哲学教研室获奖４项,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研室则剃光头,如果获奖代表着学术水平的话,我们究竟是相信教育部的评奖呢,还是相信湖北省这一畸形变态的评奖结果?它能代表什么
下面,我们来看看几个典型案例,就更清楚事情的实质了.
１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的哲学一等奖正如湖北省哲学评奖组组长一职一样,历来都是陶德麟的专利.在上一届１９９５年省里的评选中,陶的一篇反“和平演变”的辅导报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党的事业》获得哲学一等奖,当时陶也是担任哲学评奖组的组长.在本届评奖中,陶再次获得一等奖的是一篇向美国人介绍中国情况的讲演词《中国当代哲学回顾与展望》,这篇文章的粗制滥造和硬伤累累,学术界已有人揭穿.然而,不论文章的学术水平如何,只要是陶德麟的文章,必定就能获得湖北省的一等奖,这一点在湖北省哲学界已成为不言而喻的惯例,因为在湖北省哲学界没有人能惹得起这位重量级的“著名哲学家”.
２与陶同在一个教研室的雍涛教授这次不可思议地落选了否则该教研室申报奖项的命中率就该是百分之百了,这其中有什么奥妙吗原来,１９９５年的上届评奖中雍教授曾作为评委之一对陶的文章获得一等奖提出过异议,说文中的一些提法已不符合南巡讲话的精神,虽然这并未能阻止陶获奖,但从此就结下了怨仇,数年后的今天终于遭到报复.雍教授申报的《哲学研究》一书是在省内被认为具有权威性的“武汉大学学术丛书”之一,在该书基础上发表的文章《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贡献》入选了组织的“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二十周年理论讨论会”论文集全国有１４２篇入选,湖北省只有４篇入选,同志在人民大会堂对入选作者颁发论文入选证书,湖北省社联换届工作总结报告中对这４篇入选论文予以高度评价,认为代表了湖北省理论研究的最高水平.然而由于上述非学术因素,该书连三等奖也没有获得,而陶的一位弟子的一本《谋略》的通俗读物却获得三等奖,真令人啼笑皆非.
３在国内哲学界享有很高威望的杨祖陶教授的论文《德国近写作技巧性哲学和意志哲学的关系问题》在１９９８年《哲学研究》第３期头条发表,同时还发表了“编者按”称该文“是一篇有思想深度的论文,在研究态度和方法上也有启发意义”,并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