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无主义的历史主义根基

更新时间:2024-01-27 作者:用户投稿原创标记本站原创 点赞:32753 浏览:154237

摘 要:海德格尔根植于现代历史主义的观念,认为永恒的理念和超验上帝都基于对存在本身的误读,从而将一切思想理解成时间历史中的生存性解释.由于取消了哲学基础和上帝观念的合法性地位,海德格尔否定了道德哲学,其思想中也没有政治哲学的地位.因此,海德格尔将历史主义推到极端,一切都变成了某个历史时刻的决断,现代人行动赖以遵从的习俗、规范的道德根基丧失了逻辑地平,历史主义走向了虚无主义.因此,要真正克服虚无主义,走向非理性的存在主义是个不归路.只有从理性主义的内部,从前现代的古典理性传统中寻求资源,恐怕是目前抗击虚无主义的最好选择.

关 键 词 :历史主义;虚无主义;施特劳斯;海德格尔

中图分类号:K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2)06-0056-05

邓晓芒教授在其《欧洲虚无主义及其克服——读海德格尔〈尼采〉札记》(载《江苏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一文中指出,由于海德格尔在根本上没有超出“西方主体形而上学的限域”,仍然囿于“价值论和人本主义”的哲学立场,因而未能完成“克服欧洲虚无主义”这一理论任务.邓晓芒先生在文章最末一句宣称: “历史主义是克服欧洲虚无主义的钥匙.”[1]换句话说,克服虚无主义这一任务“在西方文化的语境中只有通过历史主义才能完成”.遗憾的是,邓晓芒先生在该文中未能对历史主义加以详细论证,使人对他的“历史主义”概念的所指不明就里.本文的论证从邓晓芒先生的结论入手,以施特劳斯对海德格尔的极端历史主义批判为立足点,认为,海德格尔虚无主义的根基恰恰在于其历史主义前提.那么,邓晓芒先生关于历史主义是克服虚无主义的钥匙的结论就显得自相矛盾了:

海德格尔的哲学努力不能克服虚无主义,历史主义才是唯一克服虚无主义的灵丹妙药

海德格尔思想前提恰恰是历史主义

历史主义不能克服虚无主义

批判性的读者或许认为,笔者的历史主义与邓晓芒先生的历史主义含义不同.为了澄清事实,避免范畴歧义和逻辑混乱,笔者先对虚无主义、历史主义的涵义及其自身发展加以廓清,并在此基础上对施特劳斯批判海德格尔的理由[2]加以分析和论述.

一、虚无主义的本质及其后果

虚无主义(Nihili)的拉丁文词根nihil意为虚无,即什么也没有.但是,虚无主义“并非绝对的虚无主义”,因为,它并不“意欲包括自身在内的万物全部毁灭,它只意欲特殊某物的毁灭:现代文明”.[3]由于现代文明既包括以自然科学为代表的技术文明,也包括道德文明,因此,更准确地讲,“虚无主义意欲的现代文明毁灭”是“就该文明的道德意义而言的”,并不包括“现代技术”代表的技术理性文明.[3](104)一般而言,虚无主义具有形而上学和道德两方面的意义.在形而上学上,虚无主义指不存在永恒不变的基础,如柏拉图以来的西方哲学所认为的那种“变动不居的经验之基础的上帝或存在”.如果存在只是“去存在”,而不是永在,或者上帝死了,那么就“只有生成变化,而没有固定的准则或永恒真理”.反映在政治领域,表现为没有所谓关于善恶、好坏的固定标准,因此做一切事情都是被允许的,结果,形而上学的虚无主义就转化为道德上的虚无主义.

对西方文明传统而言,虚无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有着显著的负面影响.从理论视角看,虚无主义抽空了传统西方文明的根基,使追求永恒真理的哲学、信仰上帝存在的宗教丧失了存在的必要.在实践领域,虚无主义的蔓延导致“文雅虚无主义”和“野蛮虚无主义”的出现.所谓文雅虚无主义,是指由于“没有理由为困难的和遥远的目标而奋斗和牺牲.结果导致庸俗的享乐主义的流行,人们都追求最不费力的东西,并被片刻的所引导”.[4]这在施米特对中立化、多元化的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批判中得到深刻的表述.所谓野蛮的虚无主义,就是“试图摧毁一切准则,而确立自身为人类活动的最高目标”.纳粹主义通常被认为是野蛮虚无主义的典型代表.

那么,现在的问题是,虚无主义是如何产生的,它又是如何一步步走到极端,生出了法西斯主义这一怪胎.对于这一问题,由于立场和切入视点的差异,不同的哲学家有着不同的解释.

根据古内尔教授的考察,作为一个哲学概念的虚无主义是由雅可比(F.H.Jacobi)引入现代哲学的.雅可比是一位忠诚的基督徒.站在启示信仰的立场上,他反对斯宾诺莎及其追随者莱辛(G.E.Lessing)的理性主义哲学.在雅可比看来,休谟的理论已雄辩地证明了理性主义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怀疑主义,最终导致虚无主义.为了避免堕入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雅可比宣称唯一的正途就是拒斥启蒙理性主义,回归正统宗教信仰.虽然雅可比已不再为今天的学人所熟知,但古内尔认为,雅可比的理性主义批判对德国古典哲学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康德到黑格尔的整个唯心主义传统,几乎都是试图将理性主义从雅可比的批判中拯救出来的努力.”[5]

虽然雅可比功不可没,但真正的理性主义批判是由尼采发起的,虚无主义的深入人心也要归功于尼采.在《道德的谱系》一书中,尼采对柏拉图以来的整个西方理性传统大加鞭挞,尤其通过历史谱系的方法将基督教道德斥为奴隶道德,认为西方现代启蒙以来的平等主义是奴隶战胜主人,群氓战胜精英的结果.在尼采看来,所谓永恒不变的“理念”以及“上帝”的观念无非是软弱的奴隶意志的幻象和安慰,是心怀怨恨的懦弱者借以对抗主人道德的一种阴险伎俩.因此尼采呼吁要“从当今欧洲大获全胜的畜群道德走向领袖们的卓越道德”,[6]通过重估一切价值,用超人的权力意志创造绝对价值以取代“生命力萎缩”的旧价值,最终实现高贵的欧洲统一.

尼采的论断对西方文明产生了深远影响,尤其在海德格尔那里得到了发挥.在其一千多页的巨著《尼采》中,海德格尔对尼采思想作了存在主义式的解读.海德格尔同意尼采将虚无主义认定为是“最高价值贬黜、丧失价值的过程”.[7]但海德格尔认为这还不够,在价值层面谈论虚无主义,就把价值当作了未经批判的前提,而忽略了价值不过是存在的一个属性而已,是一个需要现象学还原的次生概念.在海德格尔看来,只有从此在的存在角度才能深刻理解虚无,此在作为有死生的存在者,在面对死亡、体味深渊般的畏与无中才能回到本真性的生存状态,因此所谓的虚无实质是生存中的此在的一种在世状态,是有限生命个体的历史性存在必须面临的一种宿命. 如果说尼采是在价值层面理解当今西方道德根基的无根性,海德格尔从生存论角度看待有死者的此在的虚无本质,施特劳斯则从政治哲学、或者说从探询纳粹主义哲学根基的角度考辨虚无主义的本质.从纳粹政治的根由分析,尼采要“对法西斯主义负责,其分量之多,一如卢梭之于雅各宾主义”,[8]而海德格尔之于1933年的纳粹事件,也不应当作是一时头脑发热的冲动之举,而是与其哲学思想有着直接的亲缘关系.换句话说,无论是尼采,还是海德格尔,在施特劳斯的视野中都是虚无主义的极端化表现者,是西方文化危机或现代性危机的理论推动者.尼采和海德格尔对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深刻批判,不是阻止而是更深入地推进了西方文化的危机.之所以会发生这种悖论,之所以尼采和海德格尔会成为虚无主义的推动者,原因是由于他们还囿于现代哲学传统的前提中,这一前提就是历史主义这一现代偏见.

二、虚无主义根基:历史主义及其逻辑演进

说虚无主义的根基是历史主义,主要是指“历史主义的顶峰就是虚无主义”,[9]或者说虚无主义是根植于历史主义这一现代观念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里首要的问题是,我们要对历史主义的确切涵义加以总结,因为在不同的哲学家那里历史主义有着不同的含义.在施特劳斯看来,所谓的历史主义不过是一种现代偏见,是作为“一切的彼岸性或超验性”反对者的面相出场的:“对古典派而言,哲学化就是要走出洞穴等对我们的同代人来说,所有的哲学化本质上都属于某一‘历史世界’、某一‘文化’、‘文明’或‘世界观’ 等我们把这种观点叫做‘历史主义’”.[9](14)这就是说,在历史主义那里,所有的人类思想都是具体的或特殊的历史时期或历史时刻的产物,因而不存在超越时间、对任何历史时代都有效的思想准则,也不存在跨越地域、对任何民族群体都有效的行为规范.

历史主义绝非空穴来风,它有着自身的演进历程.施特劳斯的弟子盖尔斯顿(William Galston)模仿其老师“现代性的三次浪潮”的说法将历史主义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10]第一阶段是“进步”观念阶段.由培根等早期启蒙思想家倡导,坚信在摆脱宗教和古人的思想枷锁后人凭靠理性,尤其是科学技术的进步就可以在尘世建立人间天堂.但卢梭第一个打破了启蒙运动的乐观主义,指出科学技术的进步未必会带来人类的进步,相反是以牺牲人类自由的自然状态为代价的.康德接过了卢梭的问题将进步观念加以改造,这就是历史主义的第二个阶段:“历史观念”的阶段.康德认为,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发展可能带来人类的灾难,但历史的总体进程却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走向终点,即人类的自由—目的王国.黑格尔沿着康德的思路,将历史当做“精神”外化、回归的历史过程,这一过程由“恶”推动,并在他的时代达到顶峰即哲学的完成、历史的顶点.马克思反对黑格尔的历史终结论,认为真正的历史并未完成,甚至尚未开始,只有通过资本主义这一合理的“恶”,人们才能过上真正属人的自由生活.尼采则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极为不屑,认为历史是超人的权力意志创造价值的绝对时刻,这就构成了历史主义的第三阶段:极端的历史主义阶段,即把历史视为一个绝对时刻.尼采批判马克思的历史目标不过是“的平等主义的完成”,是“对自由的自由主义诉求的完成”.简单地说,尼采认为马克思的思想不过是西方文明的庸俗平等主义的一种精致化表达.马克思热衷的自由并非“为了等的自由”(freedom for),而仅是“免于等的自由”(freedom from).[11]在尼采看来,“免于等的自由”是缺乏生命力的表现,是缺乏的奴隶意志的表达,所以,马克思意义上的自由人只是“最末的人”、“最堕落的人”,而不是肩负绝对职责与崇高尊严的超人.与尼采将价值创造寄托于超人的强力意志不同,海德格尔将历史与命运相连接,强调某个特别时刻的突然来临或“绽出”. 这种绽出开启了后现代哲学的思路:“一切所谓的历史、世界、人,都是断裂的、破碎的、残片式的,一切都只不过是个‘突然发生’的偶在而已.”[12]

盖尔斯顿的说法大体上符合施特劳斯的思想逻辑,因为施特劳斯确实是在现代性危机与历史主义滥觞的交互影响中展开其学说体系的.但二者之间也有着明显的本质性区别.一是在施特劳斯看来,历史主义的肇端“很难说在现怎么发表展的那个关节点上”,因为思想史上并没有发生历史主义与传统哲学的“非历史” 路数的公开决裂.[9](14)在这一点上,盖尔斯顿的阶段划分具有将问题粗暴和简单化的倾向.二是施特劳斯将历史主义公开亮相的标志认定为历史学派的出现.历史学派是作为法国大革命的反动出现的,它主要受益于卢梭思想中对理性主义拒斥方面的思想资源.而盖尔斯顿第二阶段的历史主义主要着眼于卢梭和康德、黑格尔之间关于普遍意志的内在关联性,这是卢梭思想中对理性主义的肯定方面思想的延伸.[8](40-43)三是盖尔斯顿的历史主义三阶段划分让人容易产生一个错觉,即历史主义的三个阶段都具有批判永恒性和超验性的理论共同性.但事实上,18世纪的进步观念虽然深刻修正了古典哲学关于超历史的最佳政制的观点,但这种超验观念却以“天赋权利”的形式保存了下来.至于19世纪的历史主义,尤其是历史学派的保守派则是打着“永恒知识是可能的”旗号崭露头角的.只是到了历史学派的革命派以及其后的激进的历史主义那里,更为极端的此岸性形式以及反超验、反永恒的论调才明目张胆地加以宣扬.因此,盖尔斯顿的历史主义三阶段论述只是在概念把握历史主义的明晰性上具有一定作用,而不能将其认作历史主义发生发展的真实历史过程.

还需要澄清的是,历史主义与历史的研究方法之间有着本质的差别.历史的研究方法可以是历史主义的,也可以是非历史主义的.例如巴特(Karl Barth)在其《〈罗马书〉释义》(1919)初版前言中确立了一种不同于历史主义的解释学原则:“仅仅关注主题”,强调历史学方法只能在屈从《圣经》永恒真理的前提下进行,从而使《圣经》研究摆脱了现代历史学方法一统天下的阐释局面.同样的,施特劳斯也非常强调非历史主义的历史学研究方法.他的大部分著作和论文如《论僭政》、《柯亨与迈蒙尼德》等都是让古人和今人在其同一文本中面对同一问题进行对话,而不把对话双方所处的时代背景、民族文化等因素视为对其论题真理性的威胁要素.在施特劳斯看来,“一切的哲学思想所关切的都是相同的根本主题或者说相同的根本问题”,在一切的历史变迁当中,只要“根本的问题保持不变,那么人类思想就有可能超越其历史局限或把握到某种超历史的东西”.[9](25)相反地,认为历史理解是“视界融合”,相信今人胜过古人,读者可以更好地理解作者,古人的思想已经过时等观点已经取消了超历史的哲学问题的可能性,是囿于历史主义这一现代前提的表现. 在施特劳斯看来,历史主义是导致现代西方文化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历史主义的视角下,“现代西方人再也不知道想要什么——再也不相信自己能够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8](32)由于好坏、对错、最佳生活方式和政制的问题都是政治哲学的主题,因此,现代性的危机首要地表现为政治哲学的危机.为什么政治哲学会在学术领域遭遇到如此的窘境呢?施特劳斯给出了两个理由:一个是实证主义的盛行,一个是历史主义的崛起.在实证主义看来,真正的知识只有科学知识,科学知识只涉及事实判断,无法赋予价值判断以效力,而政治哲学的前提是要合理地赋予价值判断以效力.因此,“实证主义必定把政治哲学当作彻底的非科学的哲学加以拒斥”. [11](103)而在历史主义那里,理性知性的范畴隐含了评价原则,这些评价原则与知性范畴一样都是历史地可变的,不存在政治哲学期冀的超历史的正义原则或最佳政制的问题.因此,历史主义将政治哲学当作超历史的理论独断加以拒斥.正是在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的双重挤压下,政治哲学作为不精确的价值学说和非历史的永恒追求遭到遗弃.施特劳斯进而指出,在根本上,政治哲学的衰败最终来源于理性主义的危机.启蒙运动不再希冀彼岸的天堂生活,而是依靠纯粹人类的手段在尘世建立天堂.当理性主义不再能证明自己可以完成赋予自己的最高目标时,尤其是世界大战证明理性走向毁灭时,现代文化作为一种理性主义文化必然处于危机之中.

综上可见,历史主义与虚无主义在施特劳斯那里具有着本质上的家族相似性.二者的共通性表现在:在理论层面,它们都拒斥永恒的、超验的、彼岸的“善的理念”或上帝存在;在实践道德领域,二者都拒斥绝对价值标准的神圣性与客观性,因而使人的具体行为变成了自由的筹划或决断,最终付诸于纯粹主观性的标准;在发展阶段上,历史主义是虚无主义的前期表现,“历史主义的顶峰就是虚无主义”;最后,在后果上,历史主义导致了相对主义、多元主义,消解了人们曾有过的思想和信念,“人们在这个世界上有完完全全的家园感的努力,结果使得人们完完全全地无家可归了”.[9](19-20)

三、存在主义的政治哲学批判

在对虚无主义和历史主义概念清理之后,我们现在集中考察一下海德格尔历史主义和虚无主义特质.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海德格尔的历史主义主要体现在他对存在的时间性理解方面.在其早期代表作《存在与时间》一书中,海德格尔通过有死性来界定特殊的存在者——此在,通过对此在的本质性生存结构的描述展开对存在的时间性理解.这就在存在的最高意义上转换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方向:在后两者看来,最高意义上的存在(to be)是“永在”(to be always),而海德格尔最高意义上的存在意指“去存在”(to exist).在这一点上,施特劳斯批判了海德格尔哲学前提的不彻底性.因为,柏拉图明明是把流变的存在转换成了不变的理念,但海德格尔在《柏拉图的真理学说》中却将柏拉图“洞喻”诠释的“理念论分析”解释成一个存在史事件,从而将柏拉图的“永在—理念”转换成了“去存在—生存”.[13]这种以今视古,我注六经的自傲之举被施特劳斯视为是根植于现代偏见的产物:“海德格尔之所以回溯到古希腊,乃是受了彻底的现代性精神的支配,即关于人类生存的历史主义情怀.”[13](210)由于海德格尔将不变、永恒的理念诠释为历史时间中生成变化的去存在,因而抽空了理性主义哲学的真理之根,从而否定了探讨逾越时空的人类基本问题的形而上学之维.

(二)海德格尔贬黜了上帝存在的永恒性和真理性.海德格尔不仅破除了哲学领域的理念之根,而且也否弃了启示信仰的前提:上帝的超验存在.虽然与尼采彻底的神学批判不同,海德格尔的存在史考察中还留有基督教的残余,如海德格尔采用一种“基督教化的人类学说法”来说明人类的存在结构,如以良知、罪过和沉沦来描述道德的各种基础,[14]但海德格尔却排除了上帝存在的可能性.因为,在海德格尔看来,自然的存在是自我启示的:人作为有死性的存在,面对深渊般的虚无体验,命运般的良知呼唤会使人面对本真性的自我生存,从而积极“筹划”以摆脱共在的沉沦状态.对施特劳斯而言,海德格尔的这些论述因其“神秘性和难以捉摸的特性”而只能视为空想家提出的“异想天开的希望”.海德格尔强调的“关键的字眼是决断(resoluteness),至于什么是决断的对象,他却语焉不详.”[15]施特劳斯从犹太人问题出发质问海德格尔,对那些纳粹集中营里的犹太人而言,除了受死,还能决断什么.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以拯救西方危机为使命的海德格尔,1933年的决断却使他走向纳粹等

(三)海德格尔彻底否定了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的存在必要性.因为否定了理性哲学和上帝存在的可能性,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的根底也就被海德格尔的历史主义抽空了.在西方文明传统中,道德的根基或是基于传统哲学的理性原则,如康德实践理性的道德律,或是基于上帝的律法权威,如摩西律法.但根据上面两部分的论述,海德格尔将所有思想纳入时间性、历史,以及每一个思想者自己的时代中加以考察,哲学和上帝都作为无根据的玄设被取消掉了,因此普适性的道德准则也就丧失了存在的前提性.同样的,以探讨超历史的最佳生活秩序为己任的政治哲学也丧失了存在的前提.当一个社会没有了约束人行为的道德标准和判断好坏的价值判断,原子式的疏离感和无意义感自然会滋长蔓延,这就为野心家的政治阴谋留下了空场.其结果一方面是无教养的反理性主义,如法西斯主义;另一方面可能是伪理性主义的极权主义,如施特劳斯眼里的苏联的社会主义.因此,施特劳斯认为,尼采也好,海德格尔也罢,他们的极端历史主义和虚无主义不但没有阻止西方文化危机的蔓延,反而推动并助长了法西斯主义这一危机极端化形式的出现.因此,他们的思想是需要加以反思和批判的理论.

简要说来,施特劳斯对海德格尔的批判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原因:一是海德格尔的现代性批判的立场仍是局限在现代性的前提之内,即根植于“一种对人类生存的解释模式,它最终乃源于一些成问题的原则与现代哲学的危机”;[16]二是海德格尔基于尼采立场的知性真诚的褊狭性,因为这种知性真诚基于哲学探询的非政治性,它忽略并遗弃了古典政治哲学审慎而节制的美德,从根本上忽视了哲人与城邦的根本紧张;三是海德格尔取消了永恒、超验的哲学基础和宗教前提,也就取消了理性与启示的永恒张力,进而取消了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的存在,将虚无主义和历史主义推到了极端,从而走向了非理性主义的不归路;四是由于海德格尔的非理性主义,导致其没有重视传统理性主义与现写作技巧性主义的本质性断裂,海德格尔只看到柏拉图主义与基督教一脉之间的关联,忽略了中古犹太—阿拉伯一脉的思想资源对治疗现写作技巧性危机的借鉴意义,因此,海德格尔对理性主义的理解和批判具有论据上的不充分性. 总之,施特劳斯从自身体验中、从真实的历史经验中体会了怀疑,并随着时间的推移凭借其独立的思考克服了它.施特劳斯早年从学海德格尔,其一生的思考都可视为对海德格尔思想的诘问与对抗,即从现代性的最极端的哲学思考中反思走出克服现代性危机的出路.施特劳斯的结论是回到前现代的传统,在哲学与宗教、理性与启示的张力中理解现写作技巧性主义的失足之处.这就形成了海德格尔和施特劳斯提供现代性危机诊治方案的根本区别:海德格尔的重点放在古典哲学与现代科学之间的连续性上,让古典哲学为现写作技巧性主义的技术僭越负责;施特劳斯则强调古典哲学与现代科学之间的断裂,认为现写作技巧性的走火入魔是由于遗弃了古典理性主义的审慎和节制.正如施特劳斯所指出的那样,如果海德格尔的非理性主义路数的结果是促使西方危机走向更加极端的法西斯主义,那么在这条不归路面前恐怕我们只能折返回溯,只能从理性哲学的内部,从不同于现写作技巧性主义的传统理性主义出发,去思考克服虚无主义的良方.而在这方面,国内学术界的思考较之欧美而言可谓刚刚起步,这就是我们需要关注施特劳斯,跟随他重返传统经典的原因所在.


#93;.何子建译.刘小枫.苏格拉底问题与现代性 ——施特劳斯讲演与论文集卷二[C].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

[17] 伯恩斯.前科学世界与历史主义——关于施特劳斯、海德格尔与胡塞尔的一些反思[J].徐英瑾译.成官泯校.刘小枫.施特劳斯与现代性危机[C].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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