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 ：中国管理学借鉴西方管理学的成熟范式,将它运用到本土文化语境下,就能得到快速发展.中国管理学应深深扎根于中国现实管理的土壤中,坚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努力使这一门学科能够适用于理解和指导中国自己的管理实践活动.
关 键 词 ：管理学 中国管理学 西方管理学 方法论
1.当前中国管理学研究的趋向
当前中国管理研究的趋向,是以中国管理思想为核心,探求其现代价值.大量的工作在厘清古代管理的思想、原则、宗旨以及对这些素材做出当下的解读,并比照西方管理思想,探讨其异同或优劣.其着力点在挖掘思想、解释思想,其最高成就在成就一个兼容并包的管理思想体系.
东方管理学创始人苏东水构建“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人为为人”的三大理念,并把它作为东方管理学的理论精髓,形成治国、治生、治家和治身的“四治”体系和包括人道、人性、人缘、人谋和人才的“五行”管理理论,其终极目标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和贵”、“中和”与“和合”.
胡祖光采用文献梳理的人文研究方法,在《东方管理学及其在管理理论连续谱中的地位》中,将管理世界的对象分为人、物、组织三个元素,将管理理论分为以人为中心的管理、以物为中心的管理和以组织为中心的管理；并以此为依据对孔茨的“管理理论丛林”进行了新的解读；将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韦伯的官僚组织理论、法约尔的组织理论、梅奥的行为科学理论、马斯洛的人类动机理论等一一与之对应.按照人文研究的思路,胡祖光分析了中国管理学的思想,将中国管理学分为“纳言”、“用人”、“治法”、“处事”、“教化”五个部分.
2.当前中国管理学研究存在的问题
2.1西方管理学理论与方法在中国的本土化研究评析
基于管理学的社会人文性质,西方管理学理论与方法在中国的本土化问题不可回避.而迄今现有的管理学理论著作绝大部分都是以西方社会和西方企业市场为对象的产物.这些全盘西化的管理学研究最大问题是,缺乏对中国本土化管理的研究和解读,甚至完全以西方管理代替中国本土化管理.并且,在管理实战中隐藏着经济人、机械人的简单检测设,即依赖收入决定行为、刺激输入决定绩效输出的单一因果关系,管理学是理性的实证科学,其实际应用与文化背景完全无关,西方理论和工具可以完全照搬运用.
2.2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与西方管理学理论方法的现代结合研究评析
为数不多的中国式管理学派学者,在没有搞清楚中国传统文化源流以及体用关系之前,就盲目地把西方系统科学的数理方法和管理概念与中国古代的系统哲学作机械性粘贴.因此,目前国内大多数中西结合式创新管理理论实际上是对中国几千年博大精深学问的粗浅阉割,它既不能如实再现中国古代圣贤的管理智慧,也无法与源于西方文化背景的现代系统科学和管理理论相接驳, 因而产生了一系列问题：
3.管理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在管理学方法论上历来存在“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分野.科学主义认为管理学的研究完全可以采用自然科学的一套方法,将管理现实类比于客观自然的因果定律；人文主义则主张对管理对象进行深入理解,不轻易做出超出情景的定律.孔茨所谓“管理理论的丛林”正反映了这种方法论上的区别.
中国管理学与西方管理学的差异性和着重点在管理活动中的社会属性,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决定了二者在社会属性方面的差异.对社会属性进行研究,不必一定采用人文主义的研究方法.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实证主义的思想一直在社会科学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实证主义认为现实世界是客观的,由于客观规律和事实的存在,使我们对研究对象可以进行科学的测量,以此来解释、预测变量间的因果关系.近代社会科学正是在实证方法论的指引下,才脱离了哲学和人文科学的限制,开拓了一片全新的土壤.
对于管理现象而言,管理思想和文化并不只存在于书本之上、典籍之中,这种思想和文化已经深深渗透进具有本土特色的管理实践中.人不再生活在物质宇宙中,人生活在一个符号的宇宙之内.语言、神话、艺术和宗教是这个世界的部分.它们是不同的丝线,编制了一幅符号之网,人类经验纠结之网.人类在思想和经验方面的一切进步,改良和加强了这个网.而管理思想和文化作为“客观之网”是可以用实证主义方法加以研究的,离开当代丰富的管理实践和成熟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中国管理学的发展将受到极大的限制.
4.中国管理学研究的全球意义
到目前为止,中国管理学仍然处于不稳定、不成熟的提出阶段,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传统管理文化与管理科学不相容.大树比喻所提供的框架,可使二者在认识上从不相容走向互相促进.人本主义研究范式的提出,不仅有利于整合中国管理学的认识框架,从而为中国管理学的构建提供启发；而且有利于在更加全面和更为深远的历史和时代背景中, 重新审视中国管理学的全球意义.
在泰罗发起科学管理运动之前的漫长时期,西方世界中的管理学研究,其研究对象主要是管理实践中的艺术和哲学元素,主要采用人本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哲学与准哲学研究方法.泰罗的科学管理的意义在于使管理学研究开始将研究对象集中于管理实践中的科学元素,并开创性地引入了理性主义加实证科学的研究规范,逐渐形成了科学主义范式.接下来100 多年的西方管理学主流研究,在遵循和完善这一范式的同时也彻底放弃了哲学研究方法.虽然管理实践呼唤管理学界对哲学元素和艺术元素展开研究,并期望将其与对科学元素的研究合为一体,但是科学主义范式所固有的内在局限,使得哲学元素被长期排斥在管理学研究的认识视域之外,艺术元素也只是作为科学元素的附属品而零散地出现在管理学研究的对象范围中,成为一种可有可无的点缀.管理实践的现实需要,也吸引了一些西方管理学者,如德鲁克和圣吉从人本主义的视角出发,用管理活动中的社会、文化内涵,揭示管理实践中的哲学元素和艺术元素.然而,他们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科学主义范式的认识局限,甚至有所突破,但是却并没有达成科学研究方法与哲学研究方法的综合,没有实现人本主义、理性主义和实证科学的结合.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这些学者没有建立包含科学、艺术和哲学这3种元素在内的统一的管理学认识框架,也就没有在此基础上提出管理学研究的人本主义范式.
任何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传统文化,其中都包含独特的传统管理文化.管理科学与各国传统管理文化的接触,似乎也可以产生诸如“印度管理学”、“日本管理学”和“韩国管理学”等不同的管理学体系.对一种传统管理文化及其当代管理实践进行的研究,如果限定在科学主义范式中,只能产生出国别或地域意义上的管理科学的不同分支或学派,必然同样地回避人的主体性和完整性,摒弃管理实践中的哲学元素和艺术元素,不能达成其传统管理文化与管理科学的内在整合.中国管理学之所以有可能突破科学主义范式,避免成为一种仅仅是国别或地域意义上的“某国管理学”,是因为中国传统管理文化具有独特的管理内涵――中国传统管理文化在哲学的层面上把握住了战略这个管理的核心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