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1941年1月31日,托人给在苏联的两个儿子送去一批文学、历史、哲学书籍,《大众哲学》就是其中一本.1959年10月23日,外出要带走的一批书中,《大众哲学》又赫然在目.这本备受青睐的《大众哲学》的作者,就是当年蜚声中外的青年哲学家艾思奇.
一天上午,记者走进了北京南沙沟一栋普通的住宅.按响门铃后,一位老人缓缓引记者进入简朴的客厅.这位老人就是被誉为“大众哲学家”艾思奇的遗孀一.于是,在数个小时的一问一答中,我们解读到一个您想知道却并不真正切实知道的艾思奇.
一、
“艾思奇”,乍一听这个名字有点儿洋味儿,不知情者还常常发问,他是哪国人他就是李生萱,这位天生的哲学家,真是不惜拿自己的名字幽了一默,将一个标准的中国名字改成了一个很革命的外国名字.他也没有想到,“李生萱”销声匿迹了,而“艾思奇”却如雷贯耳.
据一告知,“艾思奇”这笔名的来历有三:一是“爱”“思奇”之意,即喜爱独特地思索,二是热爱马列主义之意,“思”即马克思,“奇”即伊里奇(亦即伊里奇列宁),三是他曾看过一部电影《爱斯基摩人》,爱斯基摩人常年生活在北极,不畏严寒,迎接大自然的挑战,顽强拼搏的精神令他敬佩,于是取“爱斯基”的谐音为名.一说,艾思奇青少年时的同窗好友黄洛峰曾确认、佐证过这些说法.
20世纪30年代的大上海,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然而革命风暴已如一股汹涌的暗流,默默地积蓄力量.当时左翼人士发起了文艺大众化、科学大众化的讨论,启发了年轻的艾思奇,成为他萌发把哲学大众化的重要思想契机.
1934年底,时任《读书生活》半月刊编辑的艾思奇,开始为每期的刊物连载一篇自己当时给学员备课的哲学讲话.他撩开哲学神秘的面纱,用生动通俗的语言撰文,使哲学从高高在上的神坛走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中.次年底,这些文章结集成书《哲学讲话》,由李公朴先生作序.很快,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一年中再版3次.于是,年仅24岁的艾思奇声名鹊起.出第4版时,因国民党当局的查禁,易名《大众哲学》.这本马克思主义的“入门”书,启发了千万颗苦闷彷徨的心,许多青年人在它的影响下,走上了革命道路.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就是背着《大众哲学》奔赴延安的.在解放前,共印行32版,创造了中国哲学出版界的一个奇迹.
1937年10月间,艾思奇经西安到达延安.初到延安,艾思奇被分配到抗日军政大学任主任教员,同时在陕北公学任教,还在不久成立的马列学院出任哲学教研室主任.就是在这个时期,一认识了艾思奇,并后来结为夫妻.
据一介绍,艾思奇兄弟姐妹5人,他排行老二.从小,艾思奇便继承了李家稳重、沉默寡言的性格特征,但沉默并不代表没有思想,他极爱思考,凡事有自己的主见,如遇是非问题,则尤其敢说敢做,据理力争.
“在延安,讲辩证法,朱德讲游击战,艾思奇讲大众哲学等”当年去过延安的人多半这样描述.艾思奇在陕北公学与马列学院任教期间,一恰是他的学生.尽管时光已一晃过去了近70个年头,但一对一件件往事恍若昨天:“他不善辞令,但讲课很通俗.他当时给我的是一个老夫子的印象,不苟言笑,比较严肃.不过,丝毫没有名家的架子,却有学者的风度,他能用最普通的语言讲明高深的道理.简明扼要,理论功底深厚.”“我们当时并没有直接的往来,但他也知道我.前几年读过他的《大众哲学》,现在又听了他讲的课,确实收益不少.”
当年“艾教员”的课给许多学员很深的印象.陈云夫人于若木也曾是陕北公学第五队的学员,她也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这样回忆:“艾思奇讲课不是以声情取胜,更多的是有敏锐的思想、严密的逻辑、通俗的表达方法.”昔日听过他课者,并不感到有什么负担,笔记下来,就是一篇工整的文章.一说:“在教学中,他循循善诱,乐于解答问题,也给学员们留下难以忘怀的记忆.”马列学院毕业后,一被先后分配到学院宣教研究室与直属宣传工作队工作.下乡回来后,她参加了延安的整风运动.
至1942年,这段工作结束后,宣传工作队的成员到杨家岭作工作总结.“当时,艾思奇是研究院文化思想研究室主任,他们的整风也是告一个段落,也住在杨家岭.1942年底,我们在窑洞外聊整风,聊经历,他也常常参与.那时,延安没有电影、没有公园,也就没有多少娱乐活动,是史沫特莱把交谊舞带到延安杨家岭大礼堂.周末,年青人都跳起了交谊舞.在舞会上,我常常碰到艾思奇.他的舞步活泼轻快、节奏感强,一反平常给人那种沉稳、凝重的印象.从这时起,我们又多了一层交往.”
艾思奇爱好文艺,特别喜欢海涅的诗,利用业余时间翻译德国诗人海涅的诗集《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长诗).一天,艾思奇翻译完其中的一节诗《母亲》后,找到一请她朗读,看看是否有诗的韵味.不多久,一又亲眼见到艾思奇用口哨吹意大利民歌,音域宽广、节奏鲜明.这时,课堂上那位曾经性格古怪的“老夫子”,仿佛一时间换了一副面孔:能歌善舞,原来他也是一个很有生活情趣丰富的人啊！
“当时,康生他们大搞所谓‘抢救运动’,使用‘逼供信’斗争,而时任解放日报社副刊部主任的艾思奇,在报社学委会上直言反对这种逼、供、信的做法.那时候,他所在的副刊部被诬蔑为‘包庇特务的宗派’,开会批判他,但他不为所动,坚持实事求是,保护同志.有人暗示我揭发他,我很了解他,自然不会做对不起他的事.”在“抢救运动”中,一被怀疑是“特务”,被隔离审查近一年之久,期间“两人不能通信,也不能见面”,但他们的心是相通的.到运动快结束时,1944年5月,一才被释放出来.1944年7月,一与艾思奇在延安正式牵手,举行了简简单单的婚礼.
二、
尽管艾思奇比年轻得多,但深得敬重.毛视艾为知音与益友,有时“略有疑点”,便登门拜访,促膝交谈,相互切磋.当时,延安城内、凤凰山麓留下了毛艾两人探讨哲学的身影.一珍藏的文物级别的两封信函,便足以看出伟人与秀才之间交往的因缘.
1966年3月25日,高级党校礼堂.天寒寒,人哀哀.在艾思奇这天的追悼会上,最引人注目的中心位置陈放着主席敬献的花圈.这个花圈寄托着对艾思奇的无限哀思,也凝聚着和艾思奇之间的切切深情.
抗日战争爆发后,艾思奇被调往延安,从此也就开始了与互敬相长的来来往往.艾思奇到延安之前,在长征途中的就在研究哲学了.不管情况如何艰险,对理论研究一直没有间断,许多东西丢失了,唯独一些翻译的马列著作始终带在身边.1936年冬,他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7年又相继发表了哲学名著《实践论》、《矛盾论》.这年10月的一天,当得知艾思奇已经来到延安时,他高兴地说:“噢,搞《大众哲学》的艾思奇来了！”当时,还把他的“两论”油印本,亲自签名送给艾思奇,并希望他阅后提出修改意见.艾思奇所提意见大多数都被采纳了.
1936年10月22日,发电给叶剑英、刘鼎,嘱其速购一批书给干部阅读,“要写一批通俗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哲学书”,“要经常选择真正的通俗的而又有价值的(例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之类)”.1941年1月30日,给当时在苏联的两个儿子去信时,勉励他们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并给他们在苏联的“各小同志”送去一批文学、历史、哲学书,其中就有一本《大众哲学》.1959年10月23日,外出视察前也指名要带《大众哲学》,以供途中阅读.
据一介绍,延安时期,艾思奇同、张闻天等曾一起研究、讨论哲学问题.有时找他去谈话,有时也去艾思奇住处,两人促膝交谈,相互切磋.1937年已是中国领袖并已写出《实践论》、《矛盾论》等光辉专著的,在读到艾思奇的《哲学与生活》这本书时,饶有兴趣地作了长达19页的长篇摘录,而且还提出了“差异就是矛盾”的卓越见解.在这里,所摘录的只不过是出自一个初到延安只有27岁的青年所著之书.与此同时,还附信一封:
思奇同志:
你的《哲学与生活》是你的著作中更深刻的书,我读了得益很多,抄录了一些,送请一看是否有抄错的.其中有一个问题略有疑点(不是基本的不同),请你再考虑一下,详情当面告诉.今日何时有暇,我来看你.
这封信的第一句话就对艾思奇的著作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而且谈到得益很多,又将摘录稿送艾思奇阅正.在用商量口气提出疑问时,不是约来聚谈,而是亲自登门造访.当时,延安城内、凤凰山麓留下和艾思奇深情交往的足迹.
一十分珍视的手稿,慎重保管,不负重托.1960年,一考虑到为了便于保存,便拿到荣宝斋装裱.由此被康生的老婆曹轶欧知道了,曹没有想到主席曾对艾思奇有过那样高的评价并写了那么多的字.当康生、陈伯达闻知这事,当即派人将给艾思奇的信件手稿拿去准备出版,并让他本人和所谓“当代书家”陈伯达题词写跋,艾思奇以“不要招摇”为由,毅然索回.粉碎“”后,一将这革命文物级的信函送交时任党校校长的,并转革命博物馆.1979年,艾思奇的《哲学与生活》一书重印时,给艾思奇的书信就收录其中.
对待名利、地位、荣誉,艾思奇总是淡然处之,就连与党和国家领导人合影时,他也是把前面的位置让给别人,自己往后站.1964年,领导与党校全体学工人员合影时,主席想找艾思奇握手,找了好几排人才发现他的身影.当时也在党校工作的一也见证了这一场合.今天谈起这段事,老人自己也被感动了:“一般人能有机会与主席合影是梦寐以求的,可是他却‘躲’.”
与艾思奇的这段没有任何世俗成见的高尚的心灵之交,成为哲学史上的美谈.战败的曾经大骂他的部属:为什么就能写出《大众哲学》,你们写不出来,全是吃白饭的！胜利的则称赞艾思奇不是天下第一个好人,也是第二个好人,原因是他的书能顶十万兵.
其实,仅一本《大众哲学》还远远不能代表艾思奇作为一位“大众哲学家”的全部内涵.1951年,艾思奇在人民广播电台播讲的《社会发展史》,当时全国各地有组织地收听和学习这个讲座的有50多万人,一时成为全国最大的课堂.丁玲曾对一说:“我母亲每次必听艾思奇的《社会发展史》.”后来讲稿被编印成书《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出版发行达100多万册,影响不亚于《大众哲学》.上世纪60年代,艾思奇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是新中国第一本由我国学者自己编写的哲学教科书.这本书在全国高校中使用时间之长前所未有,同样影响了几代人的世界观与人生观.“艾思奇言谈不多,性情属内向型的那种,但他思想非常活跃,总是不断地分析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领域里面临的各种新问题.他头脑冷静,勤于思考.”一说,艾思奇和都相继离开了人世,而他们在共同事业中建立的友情是纯真的,与世长存.
三、
在晚年,一把大量精力放在有关艾思奇的生平与思想的资料搜集与整理上.她在研究中发现,艾思奇与青年工作还有着很深的渊源,并且还为我们揭开了许多有关艾思奇的谜团.
早在1926年,16岁的艾思奇就积极参加革命的学生运动,并加入了领导的组织“青年读书努力会”,曾因参加纪念“五卅惨案”、支援“三一八惨案”的游行等险遭军阀逮捕.1939年9月16日由周恩来、凯丰、萧三、艾思奇、冯文彬、徐冰、罗世文等同志组成的“中国青年运动史编辑委员会”在《新华日报》上刊登征集青运史料的启事.这则启事的发表,标志着中国青运史研究在重庆首发其端.
一介绍说,1938年五六月间,世界学联代表团梅德勒和雅格女士等继斯诺之后到延安访问,艾思奇专门接待了他们.1939年,在延安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大会上,当时兼任陕甘宁边区青年艺术剧院理事的艾思奇与、胡乔木等都是主席团成员.会前他在《新中华报》上,还发表了特稿《五四运动在今日的意义》.两年后,他还在新成立的延安青年艺术剧院出任理事会成员.可以说,他十分乐于参加青年工作.
《伏尔加纤夫曲》是一首著名的苏俄歌曲.它作为我国最早传唱的俄罗斯民歌之一,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传入中国,受到广泛欢迎.但令人不解的是,这么一首著名的歌曲,经过这么长时间的传唱,至今译配者却为“佚名”.到底这首著名歌曲的译配者是谁为什么会这么长时间“佚名”原来这首歌的译配者并不是音乐界人士,而是我国著名的哲学家艾思奇！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当中华民族处于危急关头的严峻时刻,对青年影响最大的有一本书和一支歌.一本书是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当时就有此书动员了10万青年参加革命的说法,一支歌是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曾激起了千百万人民的抗日热情.也许是历史的巧合,艾思奇和聂耳都是云南籍人.一说:“(20世纪)50年代,每当艾思奇听到罗伯逊唱的《伏尔加纤夫曲》时,便情不自禁地跟着唱起来,这是一首反映劳苦大众心声的俄罗斯民歌.艾思奇对这首歌曲怀有特殊的感情,是他早年从日本带回并翻译成中文,送给他的老乡、著名音乐家聂耳,并和他一道传唱.”
采访期间,一找出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出版的《艾思奇文集》,上面所附刊的艾思奇年谱上记载:“1928年(18岁)等艾思奇从日本秘密运回许多日、德、英等文的马列主义经典原著等还将一些革命歌曲带回昆明,并将《伏尔加纤夫曲》译成中文,交给聂耳在昆明教唱.”
一番讲解,让人茅塞顿开.原来是艾思奇早在1928年将《伏尔加纤夫曲》译配成中文,并交给聂耳在昆明首先传唱.由于艾思奇是哲学家,工作精力全在马列主义哲学的研究、宣传、教育方面,译配外文歌曲只是偶尔为之的业余爱好.他在译配好歌曲交给聂耳后,从未去关注过此曲译配者的署名问题.而聂耳这位中国著名的音乐家又英年早逝,也未来得及解决这个问题.终使《伏尔加纤夫曲》的译配者成为鲜为人知的“秘密”.
《大众哲学》的问世可以说已广为人知,但《资本论》中译本的问世鲜为人知.采访中,一就这个问题也给出了我们答案.1936年,郭大力、王亚南开始着手翻译《资本论》,他们曾与上海、广州、北平等国内各大书店联系但都被婉言谢绝出版发行.后来经人介绍,他们找到了当时在读书生活出版社工作的艾思奇.艾思奇一听,明确表示:“两位先生做了一件伟大的工作,我们出版社为能做这样的巨著,哪怕是卖床铺门板也干！”于是,他与出版社经理黄洛峰等商议后,从社里周转资金中抽出2000元专款在银行另立账户,每月支给郭大力、王亚南二人80元大洋作为预付稿酬.曾潜心研究过艾思奇生平的一说:“他俩有了这样的牢靠的经济保障,完全解除了生活上的后顾之忧,便埋头翻译.1938年,《资本论》中译本终于出版并和读者见面了.”
四、
在“”的帽子满天飞的日子里,艾思奇被打成“中右”分子而下放到了河南.对于往事并不如烟的“杨艾”(杨献珍和艾思奇)风波,一看得亦重亦轻,不想争辩.
1947年,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推进,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提高干部的理论水平,加强干部进行马列主义教育,决定重新开办马列学院.10月,学院在河北省建屏县(后并入平山县)李家沟开学,首期学员为106人.命运在这里给艾思奇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早在1938年延安马列学院创建时,他就是教员,中间历经10年,数易其职,却又回到新开办的马列学院重操旧业,这也许就是哲学上的否定之否定吧！
建国之初,艾思奇很多,忙得不可开交.人民需要了解,于是他面临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如何适应社会上渴望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经验,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武装千百万干部群众.
当时,艾思奇把自己的全部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建国之初我党亟待进行的理论、教育、宣传工作中去了.然而,他万万没有想到,这却引起了陈伯达等马列学院个别领导的不满,认为这是“不务正业”,“盛名之下其实难副”.
一记得有一次在食堂吃饭,身为副院长的陈伯达当着艾思奇的面竖起小拇指说:“教员是九品官,不要翘尾巴.”回到家,一表示不解地问:“还分什么几品官,不都是为人民怎么写作嘛”艾思奇听后,一笑了之.采访时,一笑着说:“早在延安时期,艾思奇就担任过文委秘书长、马列学院哲学室主任、《解放日报》副总编等领导职务.1948年调马列学院只当了一名教员,他本人毫不介意,而陈伯达却以己之心度人,我当时感到不可思议.”
大概是因为“九品官”的位置,艾思奇外出当时也无交通工具.为了节约时间,一般是什么单位请他讲课,即由所在单位派车来接,如果无车,艾思奇就坐三轮车或那时极不发达的“木炭汽车”去讲课――“他全不介意,安之若素.而后交通条件虽有所改善,后来又当了高级党校副校长,即使有专车,凡因私事用车,包括看病,他一律计价交费.”
1957年的反运动,至今于一是一种心底的痛.这次反右运动是党内外许多知识分子的一场浩劫.高级党校自不例外,运动时间长,面大,“分子”达99人之多,其斗争复杂、曲折.党校哲学教研室更为轰轰烈烈,室内同志因为学术问题和政治运动裹在了一起,于是“思维存在统一性”问题的斗争全面开花了,艾思奇在这个旋涡中被认为是反党分子小集团的头头,被作为“中右”分子处理.第二年9月,幸免于难的艾思奇被下放到河南登封县.
艾思奇本人并没有把这次下放看做惩罚,而是相反当成一次难得的接触实际、联系群众的机会.当时,号称“千斤省”的河南,大放“钢铁卫星”、“小麦卫星”、“玉米卫星”,领全国“共产风”、“浮夸风”等五风之先.一直言不讳地说:“艾思奇作为一个下放干部,抱着学习的态度而来,刚开始也深为广大群众的‘热情’所鼓舞,并写文章赞扬过.但后来,他逐渐摸清了实际情况,发现‘大跃进’中的高指标、瞎指挥、共产风等主观主义的东西相当严重,但这些问题又不是单纯从基层就能解决的.于是,艾思奇写信给时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的吴芝圃,直言‘高指标不能提高农民生产劳动的积极性’.当然,当时的形势分明不是哪一个人所能左右的.”
1959年4月,艾思奇把“大跃进”中的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片面性的问题,提到哲学的高度,作了科学的分析和总结,撰文《有限和无限的辩证法》发表在《红旗》杂志上.在河南,艾思奇被下放近11个月,于1959年7月回到北京.
采访中,自然难以绕过历史上的“杨艾”风波.1956年,杨献珍赴苏考察归来之后,被任命为高级党校校长,艾思奇则仍为哲学教研室主任,后任副校长,并于1963年暂时主持过全校工作.两人都是哲学家,但杨献珍着重讲唯物主义,很少讲辩证法,主张学习经典名著,竭力推崇列宁的《唯物论和经验批判论》,艾思奇则通讲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并注重中国化和现实化.于是,引发了一场“杨艾”风波.对此,一表示:“这个问题我不想过多发表意见,我认为学术观点的不同,争论是正常的.只有允许争鸣,才能使学术繁荣.但是,不能把正常的学术争论与政治问题搅在一起,这样不好.可惜的是,当年的党内斗争很复杂,学术上掺和的政治因素太多.过去的是是非非,我无意争辩,但是我坚信艾思奇是以踏实的脚步走完了他的人生之旅,无怨无悔――尽管艾思奇也有弱点与不足.”
只是在艾思奇身后,有人曾对他进行过超出学术范围的歪曲事实的诋毁,一时间使一身心俱疲.“作为一位普通党员,我看不能再重演那些教训.伤害太多,特别是知识分子.”而今,老人对并不如烟的往事看得亦重亦轻,不想争辩.她认为在给艾思奇所亲笔写的悼词――“党在理论战线上的忠诚战士”,是最实在的评价.
五、
艾思奇常年专心致志地工作,日复一日地超负荷的运转,使他的身体垮了下来,但他对自己的健康却从不注意.1965年12月30日,他应邀参加《新建设》杂志社召开的座谈会,顺路去阜外医院检查身体.医生发现他的心脏病已经比较严重,让他立即住院治疗.但他不以为然,笑了笑说:“让头脑闲着并不好受,适当地看点东西、思考些问题,对身体不会有坏处.”他自信还可以为党工作一二十年,并打算用文学的笔调写一本通俗哲学书,退休后写长篇专著.
1966年初,病情稍好的艾思奇就出院回家休养.一无意间发现艾思奇落泪,这是他从未有过的.一以为他是被疾病折磨,便问他哪里不舒服,他摇摇头.后来,一才知他是为2月8日《人民日报》登载的焦裕禄事迹所感动,并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我们应该怎样努力才不辜负为这样时代、这样国家的一名员呢如果有机会到河南我一定要到兰考县焦裕禄同志的墓前凭吊.”
让一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讲完这话不久,一个多月后这位严以律己的伴侣就离开了自己,离开了自己所珍爱的岗位.
这一年3月7日下午,应胡绳约请,艾思奇晚饭后去钓鱼台谈话,夜间突发心绞痛,曾服油缓解.8日清晨,请阜外医院大夫会诊,诊断为急性心肌梗死,紧接着住院抢救,再度好转.
22日下午,一到医院为艾思奇送去晚饭并照料他用餐,看到他食欲还正常,心中稍感宽慰.当一离开医院时,艾思奇攥着她的手艰难地说:“你放心吧等”
然而,由于数十年的艰苦工作,积劳成疾,严重地损害了他的健康.就在当天夜晚9点15分,艾思奇便与我们永别了.“当晚,河北邢台发生了第二次大地震,我记得.”这突如其来的噩耗使一无法接受,以致后来竟不知自己是如何从昏厥中苏醒过来的.
艾思奇猝然去世,一面对3个孩子,陷入极度悲痛和孤苦中.作为艾思奇的遗孀,自然对他的思想比较了解,对他的字迹比较熟悉,一在组织的安排下开始整理他所留下的许多手稿.终于,一从悲痛中站了起来.
后,一搬了9次家.每一次搬家都是迫不得已,每一次搬家于她都是一次折腾.有关艾思奇的资料太多了,她怎么也舍不得撂下,且担心在辗转中丢失或损坏.1994年,一再次去云南,将艾思奇生前残存的藏书与手稿844种、计2008册,捐赠给了云南省图书馆,以此了却他魂归故里的心愿.当时,一还将1万元的奖金捐赠给了云南社会科学界.1998年,一再次将艾思奇生前遗物137件,无偿捐赠给其故居展室.
2000年11月,中国社会出版社重版《大众哲学》,一委托长子李昕东将新版著作及艾思奇早年的照片与一份手稿,捐赠给上海图书馆中国文化名人手稿馆.当记者提出想见证一下《大众哲学》的多个版本时,一向记者透露,“非常遗憾,手上只有《大众哲学》早期的版本两三个.”
1968年,一也曾被下放到河南“五七干校”劳动,直至1972年因为患心脏病才被批准回京.前些年,一因为一次医疗事故,损伤了脑神经,病情严重.现在,老人患有脑血栓.
几十年来,一一直与病魔抗争,若有余力便把精力投入到有关艾思奇的资料收集整中去,偶尔也应邀参加一些有关纪念会、座谈会和学术讨论会,且参与整理出版了《艾思奇文集》,她说,“《艾思奇全书》不久也将出版.”
责任编辑 李彦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