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在句下

唐人死在沙场,宋人死在古藤荫下,明人死在芍药栏边一片冷石上.清人最憋屈,死在字下.近代以降稍好,死在句下,倒也别有一番风流.

“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唐诗的豪情,入宋便阑珊,徒增了些悠闲苍老.宋人偏好幽暗里的静谧,连阳光都害怕,更何谈塞外?请看排行头四位的文人,苏东坡说：“惟有柳湖万株柳,清阴与子共朝昏.”王荆公说：“春风取花去,酌我以清阴.”陆放翁说：“百花过尽绿阴成,漠漠炉香睡晚晴.”辛稼轩说：“病起小园无一事,杖藜看得绿荫成.”秦少游晚年受党争迫害,徽宗即位始起复,无奈归途中卒于藤州.他有一首词《好事近梦中作》,其中两句“醉卧古藤阴下,了不知南北”,便被宋人视为词谶.

宋人的古藤阴固比不得唐人的沙场,然究竟是天地间的山水,自然界的花树,到了明代,死所更狭小了,只是检测山检测水、亭台楼阁.汤显祖渴望后花园里的死,牡丹亭畔,湖山石边,梅树依依可人,生生死死随人愿,便酸酸楚楚无人怨.义仍的挚友袁中郎也说：“与其死于床第,孰若死于一片冷石也?”

明亡,天下是别人的了,只留下故纸堆.清人的死,颇印证了中国传统思想之劣根性.清人的学问号称“朴学”,其实一点儿也不朴素,在在透出贵族气、权势味.清人整理经典,字字皆追根溯源,此一步骤固然重要,却非根本.须知字在句中方“活”,离了句的字是“死”字.清人走上歧途,把全部精力都用在“死”字上.只问字的出身,不问实际作出的贡献,出身决定一切,丝毫不得乱来,等级森严,界限分明,于是创造力与自由精神皆被扼杀.

从“死”在字下到“死”在句下,实可以见出近代学术的转向.西学东渐,传统再生,近现代哲学、史学、诠释学等一道道新视线,开始贯注于古代经典之上,拂其尘土,焕然重光.

近代以降,死在句下最著名的例子,当属王国维的“三境界”之说：

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人间词话》）

王国维早岁研习叔本华、尼采哲学,故有此一番创见.王国维“死”在句下,死在这三句话中,他将随这三句话一起不朽,而尘世间的种种遗存,如坟墓、如纪念碑、如毁誉、如流言,岂能免东海扬尘之变乎?

无独有偶,近现代不少哲学家有着与王国维一样的嗜好,以文学经典之句表述哲学思想.如熊十力《十力语要》卷一《答谢石麟》：“今日治哲学的人,如有超出眼光,能理会《中论》玄旨于文言之外,必另有一般乐趣.宋人词云：‘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言虽近,可以喻远.”同书卷一《与张东荪》亦云：‘驰求知识者,反己自修,必豁然有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下自注小字：‘喻意,寻思熄处,冥证真理.’”

毋庸置疑,熊十力受《人间词话》影响甚深,只可惜熊先生没能死在句下.熊十力的高足牟宗三,总算是死在南唐冯延巳的句下了,其《中西哲学之会通》云：“康德的说法：现象是某种东西现于我们的眼前,现到我这里来,它就是现象；而我则喜欢如此说,即：现象是为感性所挑起所皱起的,此可以‘吹皱一池春水’来比喻.”

现代另一位杰出的哲学家贺麟,则死在了李杜的诗句下,《近代唯心论简释时空与超时空》云：

中国哲学家中陆象山、陈白沙可以说是持主观时空论的人.陆有‘宇宙即是吾心,吾心就是宇宙’的名言（宇即空,宙即时）等又诗人如李白“天地者（空）,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指客观无限之时间）之过客”,颇能美妙地道出常识中认时空为客观实在之见解.而杜甫诗中如“乾坤万里眼,时序百年心”二名句,则颇具主观的时空观之适度.此二语意思本甚含蓄,如要加以哲学的解释,则可释为“乾坤万里”（空间）与眼相对,“时序百年”（时间）与心相对；“乾坤万里”乃眼底之现象,“时序百年”乃心中之现象,眼识之外无乾坤万里,意识之外无时序百年.盖李较着重外界自然,杜较着重历史文化.

句下之死,除了创造性的阐释之外,还有一种,便是“死抠文字”.读书是需要“死抠”的,不能用陶潜的“不求甚解”来搪塞,因为陶潜接下去又说：“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此会意处,便是抠文字处,只是陶潜不愿意做注疏的工作,遂令后人无缘分享其死抠文字之乐.

《庄子人间世》引述孔子之语：“自事其心者,哀乐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盛也.”梁启超便死在了这句话之下,《饮冰室论诸子集》诠释道：“这个‘若’字极要注意.命的有无其不必深究,只是检测定他是有的,拿来做自己养心的工具.”

这一个“若”字便是儒家与释、道二家的区别所在,是儒家精神的精粹所在：“检测定”有命以养心,而实际却是继续做事,不认命,不服输,不甘心.

熊十力另一位弟子徐复观,在其《中国人性论史》中释《孟子》“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云：“‘乍见’是心在特殊环境下,无意地摆脱了生理的裹胁等此时的心,也是摆脱了的裹胁而成为心的直接独立的活动,这才真的是心自己的活动.”

“乍见”是必须要抠的,否则便不能理解孟子性善论的真谛.最后,也想举出本师的一个例子,《论语子罕第九》：“子贡曰：‘有美玉于斯,韫椟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善贾者也.’”胡晓明先生《灵根与情种：先秦文学思想研究》释云：“子贡的求善贾,与孔子的待善贾,一字之差,意义重大：‘求’有炫耀义、轻率义；而‘待’则是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不降志,不苟合.”

儒家主张的“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上不怨天,下不尤人”,“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等等,皆统摄于此一“待”字中.

阐释是一件比较危险的精神活动,弄不好就变成附会穿凿,深文周纳.王夫之感叹说：“一部《杜诗》,为刘会孟湮塞者十之五,为《千家注》沉埋者十之七,为谢叠山、虞伯生污蔑更无一字矣.”中国历代的文字狱更是过度阐释的结果,多少文人因之死在自己的句下!这时的“死在句下”已不复风流蕴藉,而沦为恐怖残酷了.故阐释应恪守其精神活动之纯粹性,不能为政治斗争所利用.

阐释大致可分为两类：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前者固当以小心谨慎为宜,后者则自可洒脱快意,重情适性,当王国维书写“三境界”之时,目中岂有晏殊、柳永、稼轩诸子在焉?

既不违于常理,复含妙趣于言外,于古人名句下做一风流快活之鬼,远胜于尘世间庸庸碌碌之死百倍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