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本期的发稿标志着“本土知识与生态建设”栏目连续刊载进入了第四个年头,3年多来本栏目一直得到作者们的大力支持和读者们的关爱,在此一并致谢.然而在受到社会各界欢迎的同时,也给本栏目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作为栏目主持人深感责任重大,为了不负众望,力图创新,团结更多的作者推出一系列关乎国计民生的高质量论文,一直是我们的办刊宗旨.
有幸的是,本期推出的3篇文章,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投合了我国可持续发展之所急.希望通过这3篇文章的发表,引起社会各界的注意,引导社会各界在认识我国的生态建设时,更加关注我国正在和即将面临的重大生态挑战,并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言.
敖仁其的近作《对蒙古高原畜种改良研究的反思》,其研究的切入点是内蒙古高原上的乌珠穆沁黄牛,这是我国蒙古高原上草原“五畜”中的优良畜种代表之一,但在近年来所实施的畜种改良过程中,却引发了濒临灭绝的悲剧.由此而引发了作者对畜种改良研究取向的深层次反思,从而对畜种改良科研取向提出了原则性的质疑.在文中明确指出,此前的畜种改良研究往往单就短期的经济效益,就对科研成效做出了无保留的全面肯定.然而,草原“五畜”各优良品种的育成,乃是蒙古族牧民世代选育的结晶,这些优良畜种无一不是成功地适应了蒙古高原上独特的自然和草原生态环境.它们的存在和利用本身就兼备环境适应和蒙古族文化传承两大功能,因而它们都是草原生态安全可持续运行的基本保障,这是其他任何外来优良畜种都不可能替代的禀赋.为此,作者建议今后的畜种改良的科研评估指标必须全面调整,不能单就短期的经济效益下结论,必须在大尺度的时空场域内将生态维护和民族文化传承纳入评估体系之中,以此避免我国的草原生态建设重蹈先发展后治理的覆辙.
这篇论文还有另一个不容忽视的特长,该文研究的视野突破了国界,将整个蒙古高原上的畜种改良工作都纳入了探讨的范围.文中征引了来自蒙古国的近期研究成果,注意到中蒙两国在畜种改良研究中的得失.随着中华的崛起,本土生态知识的发掘,生态建设的调整在我国的沿边地区必然具有跨国性,而且与我国的国防建设休戚相关.在这样的国内国际背景下,不关注我国周边各国和各民族的本土生态知识发掘和生态建设,就无法顺应我国快速发展的需要,也不能对我国的国防建设做出有益的贡献.这篇论文的刊出希望成为一个良好的开端,希望广大作者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开展跨境民族的文化生态研究,为本刊提供相应地稿件,对这一紧迫的国计民生大计提出有益的建言.
杨成提供的论文《中华蜂传统饲养业的兴衰对当代石漠化灾变区扶贫开发的启示》,首次将本土生态知识的发掘利用与我国当前的扶贫攻坚联系起来,给本土生态知识的研究赋予了现代化的可利用价值.可望为我国扶贫攻坚的14个特困片区的扶贫开发工作提供一个全新的思路,有助于将石漠化生态灾变区的生态恢复、苗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和我国紧迫的扶贫开发行动有机的结合起来,通过振兴传统生态产业而收到三重生态建设成效.该文提出的建言,扶贫成本出奇的低廉,既不需要额外的资金投入,也无需成套技术和成套装备的引进,只希望相关部门授权在石漠化灾变区设立“中华蜂保种基地”,在相关地区禁绝外来蜂种放养,并做好相应的示范和生态产品论证工作,此前久扶不脱贫的石漠化山区就可望在彻底脱贫的同时做好当地的生态恢复工作.这一建言具有鲜明的可操作性,而且在紫云县宗地乡已经有了相应的实践基础.因而类似的论文不仅是本栏目之所急用,也是社会各界殷切期盼的佳作.
对各民族本土生态知识的研究,必须有发掘、传承、整理和利用四个方面构成.本栏目此前推出的作品,在发掘和整理工作方面取得不少的成果,但有关传承的研究却明显不足,肖冬平的论文《当代少数民族地方性知识的传播与习得途径研究》刚好填补了上述空缺.今后还希望有更多这一选题论文的发表.
该文突出的长处在于,具有鲜明的现代视角,没有把地方性知识的传承框死在传统途径的圈子内,而是将现代新起的各种传媒方式和传媒渠道都纳入了地方性知识传承研究的视野,综合评估了传统途径与现代途径的利弊得失.文中明确指出,即令是传统的习得途径在当代社会也发生了不容忽视的创新,而现代式的习得途径只要巧加利用,同样可以为各民族地方性知识的传播和习得做出贡献.该文的推出,同样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起点.恳请我们的作者积极参与这一领域的研究,为本栏目提供富有创意的佳作.
[责任编辑：蒲 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