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苦难从海上开始
华人来到印尼拓殖和谋生,最早可追溯到汉朝,但有正式记录的第一个来到印尼的华人是东晋高僧法显,他由海路去印度取经时途经印尼.明朝航海家郑和七下西洋,曾看到爪哇与苏门答腊等地已有不少华人聚居.到了19世纪70年代,清朝政府对海外移民由敌视改为护卫后,出现了华人移居东南亚的,大量的破产农民纷纷到海外去开拓他们生存空间的新边疆.清政府也设置领事机构,对侨民实施保护.
华人前往东南亚地区,也与欧洲殖民者在中国东南沿海掳掠、诱骗廉价的苦力,即所谓"盗人"政策有关,这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1622年,在印尼从事殖民活动的荷兰人,从中国掠取了1150名华人,以密集装运的方式用船运往印尼.这些华人因腹泻、饥饿以及船上的苦役等原因,途中已死了半数,其中预定前往巴达维亚(今雅加达)的571名华人,在海上已死去475人,登陆后又死了若干,最后的幸存者只有33人.可以说,华人在海外艰辛苦难的岁月,在南中国海的波涛上就开始了.
从17世纪初到19世纪中叶的200多年间,华人在印尼从事最艰苦最危险的垦荒和种植工作,为印尼的开发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一点连许多西方人也不得不承认.达夏德神父1685年路过巴达维亚,他的感想是:"中国人勤劳聪明,没他们的帮助,根本谈不上生活的舒适.他们耕种土地,而除了中国人外几乎就没有工匠了."印尼作家甫榕沙勒也说:"华人虽受到各种压制,但以坚韧不屈著称.中国人开小商店,也当菜农、渔民、裁缝、木匠、打石匠和舢板船夫等作为货郎,他们整天背着沉重的包袱,从一条巷子走到另一条巷子去叫卖."尽管华人是以勤劳的汗水与合法的劳动来谋求生存,但他们所受到的种种不公平和惨无人道的待遇,绵延了数个世纪,直到今天.
洪丝丝先生在为《印度尼西亚华侨史》一书所作的序言第一句话就是:"源远流长的华侨历史是血泪斑斑的."
印尼华人所遭受的第一次大规模迫害是发生于18世纪中叶的红溪惨案.荷兰殖民者需要华人劳动力时,就千方百计掠取华人入境,并一度严禁华人入境后再离开.当殖民地华人人口激增时,殖民当局又严厉限制华人移入,未经批准登岸的华人,将受到逮捕和罚做苦役,乃至处死.1740年7 月,荷兰当局下令,凡属可疑的华人,不管有无,都先行拘押.几天后,巴达维亚盛传许多华人在押解途中惨遭杀害,尸体抛到海中.华人愤慨之余,人心惶惶,许多人逃出城外遁入山林.荷兰人惧怕华人起来造反,决定清除和追杀城里城外的所有华人.华人不得不以木棍、锄头反抗.10月9日,殖民者借口搜查私藏军器挨家挨户屠杀华人,华人区20多处起火,大部分建筑物化为灰烬.殖民当局还煽动一些愚钝无知的土人攻击华人,答应每砍一个华人的头,奖赏银钱若干.结果,全巴达维亚的华人,除少数依附当局者外,差不多无人幸免,、烧死、吊死或溺死的共有1万多人.流经巴达维亚的一条名叫红溪的河流,终于被华人的鲜血染红了.
关于红溪事件,后来荷属东印度的杂志有过这样的记载:"凡属华人,无论贫富、老少、有罪无罪,凡是被遇见的人,都遭无情杀害,怀孕的妇女,哺乳的母亲,无邪的儿童,颤栗的白发老人,都被刀剑所屠戮.这些手无寸铁的俘虏像绵羊般地被割断了喉管等不久,火焰和杀戮遍及全城.郊区的情形也是一样.河水被鲜血染红,尸体满街,死神到处狰狞横行等暴行并不因黄昏天黑而停止.受伤者的,人的疯狂叫喊,彻夜可闻."(转引自朱杰勤:《东南亚华侨史》)
惨案发生后,恶果很快就显示出来,巴达维亚的商业活动几乎陷于瘫痪,蔗糖生产停顿,经济大倒退,政府税收大减.大屠杀前的税收达13130银元,大屠杀后锐减至5530银元.
在邦加的椰树林中
印尼独立后推行一系列的同化政策,在经济与文化上对华人实行诸多限制.1965年"930事件"后,苏哈托领导的军方将苏加诺推翻,同时展开了规模空前的排华与大屠杀,华人遇害者人数一直未有正式统计,学界的说法从20万到30万不等.
华人在印尼最容易被当作是最适当的政治牺牲品、社会矛盾的替罪羊和出气筒.在别有用心的人的唆使、误导下,不少原住民将华人视为夺取原住民财富的人,是政府官员贪污腐败的根源,是与高官显贵和军人勾结来欺压原住民的外来者,是专搞等非法生意的败类,是一群入乡不随俗、信异教的支那人,是剥削工人的老板.
华人背负着"占总人口3%的华人控制全国70%以上的财富"这一罪名.这一说法严重缺乏事实根据,事实上,印尼的许多重要产业如石油、矿产、林木、各种土特产、粮食、城市房地产建筑、银行金融、电力、汽车、等,都被有背景的原住民特权集团所垄断.印尼600多万华人(一说1000万)中,称得上富豪的只有数人,中产阶级充其量也只是几十万,仍有几百万属于中下阶层、甚至是赤贫阶层,和其他族裔其实并无太大的区别.许多华人一辈子都住在穷乡僻壤.一位已返回中国居住的印尼归侨通过因特网向印尼总统哈比比写信,信中说:"我含着眼泪等告诉总统阁下,邦加(按:印尼某海岛)这个美丽、迷人的原始小海岛,那里有着我祖先的辛酸泪、血汗史,埋葬着我祖先的骸骨和忠魂,更有我祖先开天辟地所创立的丰碑.有了千千万万华人猪崽的无私奉献,及其与原住民的共同努力,印度尼西亚独立后才能从荷兰统治者手里接收效益极佳、当时就可以充实国库的许多锡矿等邦加的椰树林中埋葬着我们数不清的当"猪崽"的先辈,他们静静地躺在异国他乡土地下,野草丛生,默默无闻.总统阁下,你们实在应该给他们补挂勋章,来表彰他们对当地经济的伟大功绩."
公然的
然而印尼当时的一些当政者为了迎合某些不健康的情绪,为了转移社会矛盾,对华人制订了一系列以歧视和排斥为主要内容的政策(当然,冷战的大环境也是造成这结果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而无视联合国关于人权和反的宣言和公约.
印尼独立后对华人的歧视政策举要(其中一些政策现已作修改或被取消.此处参考了暨南大学华侨所黄昆章教授的著作,特此致谢):
*严格选择入境对象,指定入境口岸,对华人入境者规定诸多入境条件.
*根据1958年第10号总统条例,10多万华人被强迫遣返中国.由于严禁华人入境,只出不进,此后印尼华人人口的增长主要依靠人口的自然繁殖.
*延长华人取得永久居留证所需的居留年限."930"事件后,政府更暂停华人侨民加入印尼国籍达数年之久.此后华人入籍时,手续繁杂,费用高昂.
*华人已加入印尼籍者,其居民证上仍被打上"非原住民"记号,即使此人已不会说华语.
*提高华人的各种税额.
*限制华人的居留地点、旅行和营业.
*限制华人的职业,限制华人在政府部门任职.
*取消对华校的资助,限制办学范围,并取缔部分华校.到70年代中期,华人子女基本上丧失了接受中文教育的机会.政府还限制华人青年报读大学.*1965年"930"事件发生后,印尼政府全面取缔华文报刊,禁止使用华语,禁止进口中文印刷品和华语音像制品,到印尼旅游的人必须在入境表上申报是否带有"危险物品
",包括毒品、武器和中文印刷品.
*禁止宣扬中国文化和习俗,提倡改名换宗,大部分华人社团被禁止.80年代中国太极拳风靡印尼,当局深感不安,下令太极拳要改名为"印尼疗法操",并配以印尼音乐.
*苏加诺时期,限制华人从事外贸、汽车贸易、碾米、木材等重要行业,禁止华人零售商在县以下地点经营.苏哈托时期对华人采取既利用又限制的政策,在限制方面,包括对转汇和转移资金、经营期限、股份比例、中标权等等的限制.
据印尼一个民权组织的统计,目前至少有 16项法律存在,其中13项是直接针对华人,涉及范围包括民事、政治和社会权利.
90年代最大的排华风潮发生在1998年5月.在亚洲金融风暴冲击下,印尼经济迅速陷入困境,面对前所未有的"反贪污、反"的政治改革运动,苏哈托政权故伎重演,有组织有计划地挑起更猛烈的排华浪潮,企图把要求政治改革、挽救国家经济的爱国学生运动,与抢掠烧杀、的排华混为一谈,同时让华人成为社会矛盾的祸根,然后再给予严厉的镇压和军管,从而度过政权危机.
在黑色的五月,印尼华人被毁的商店和住所有数万间,财物损失超过20亿美元,10多万人出国避难,上千名华人遇害.至少有160 名华人妇女遭到了有组织的,被辱妇女从10岁到55岁不等.场面有的就在大庭广众之下,有的受辱妇女被暴徒用铁条捅入下体,有的遭后被推入火中活活烧死.
痛定思痛
印尼的社会动乱和排华恐怖引起了印尼华人的深刻反省:
一、必须积极地保护自己的权益,摈弃"不管政治,只顾赚钱,逆来顺受,打小算盘又不团结"等等消极的态度.华人社群借哈比比接任总统后解除党禁的良机,先后组织了一些华裔政党和团体,如中华改革党、印华百家姓协会、印尼华裔总会等等,以争取和捍卫华人的政治权益和其他权益.
二、成为纯华裔的政党并不一定有利,而参加原住民温和派领导的大党或组织以华人为主、有各民族参加的政党更为稳妥,如著名经济学家郭建义已成为梅加瓦蒂的斗争派党的主要智囊.华人作为少数民族,只有通过与全体印尼人站在协同立场,共同行动,方能有所作为.目前的政治形势对华人有利,无论是执政的专业集团,还是赖斯领导的伊斯兰教背景的国民公义党,都宣布了亲华人的政策(当然这与竞选有一定的关系).
三、理性地自我定位.动乱中一些华人离开了印尼并发誓不再回来,但绝大多数印尼华人仍然要在印尼生活下去.他们如果希望平安地生活下去,就必须首先将自己定位为"印尼人",其次才是"印尼华人",和所有族裔团结在一起,热爱印尼,建设印尼,勤劳致富但不要炫耀财富,和睦共处,为争取基本人权和平等的公民权而共同斗争.
争取阳光下的权利
华人是青石板下的小草,只要有阳光,在哪里都能冒出头来---但这又是怎样的一个"头"呢不错,赚了钱,盖起了中国式的华屋美居,成立了会馆,逢年过节热闹一番,与军方强人或政坛大佬攀上关系,孩子有钱去欧美留学等等等等.华人认为这就够了,华人只是来海外开拓生存空间的新边疆的,有一方热土能谋食活命繁衍子孙就可以了,至于当地的政治,华人一般总是谦卑地弯腰让开道路,让人口占多数的当地人昂首阔步据而有之.
海外华人对所在国政治的退避三舍,是多种因素造成的,譬如殖民当局的分而治之政策(让华人成为殖民地经济机器的主要零件,而让原住民参与公共行政事务,日本人占领东南亚后原住民的参政热情得到进一步的激发与扶持),原住民的人口众多和久居于此在社会权力结构中占据了一定的优势,此外,华人对政治的态度倾向消极也是重要原因.
海外华人希望通过自己的勤劳(其磨砺身心的程度令人惊讶)和机巧(这是"祖传心法")在海外过上比家乡乡绅更为富有闲适的生活,并通过与权势人物的利益结盟来保护身家的平安(这实在不能算作是"政治").
其实,避免卷入当地政治,是世界各族移民的通病.美国知名学者和评论家欧文豪在《父辈的世界》一书中写道:在美国生活的一切开放领域中,犹太移民涉足最迟缓的,便是传统的政党政治.在印尼,华人原本薄弱的参政意识被长期的军人专制高压所消磨,但1998年的黑色五月终于使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意识到应当以积极的态度参与政治,不是以走权势人物后门的方式,而是堂堂正正地以成立社团、竞选各级议会席位和公布自己的态度的方式来显示自己的存在和维护华人社群的利益.哈比比开放党禁、的开明政策所形成的"政策保护",成了历来对政治有畏惧心理的华人的一颗定心丸.华人政党已逐渐为外人所知:印尼中华改革党、大同党、印尼同化党等等,印尼华人已破天荒地赢得国会议席,尽管只有一个,印尼华人也积极参与到原住民的政党中去,为某种政治信念,更为超越族群的更大社群谋求权益.
黑色五月之后和今年6月大选之前,有不少华人携家眷细软逃往国外,但印尼华人的大多数只能留在印尼,作为印尼国民尽义务、谋生存、求发展.笔者相信,通过不懈的努力,印尼华人一定能够搬掉压自己身上的种种"石板",挺直腰杆站立在阳光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