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由中国小说学会主办,广东商学院承办的中国小说学会第九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于11月30日至12月3日在广州珠江宾馆召开,会议以“二十一与中国小说创作”为主题,并分为三个论坛：新媒体、新人类、新文学；“底层写作”与转型期的中国经验；全球视野下的中国小说.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雷达、汤吉夫、陈骏涛、李星、夏康达、陈公仲、吴义勤,广东省作协专职副主席吕雷,广东商学院院长吴家清、党委副书记马明华,暨南大学党委书记蒋述卓,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王保生、孟昭毅、林岗、王列耀、陈剑晖,作家陈冲、韩石山、潘向黎、王松、葛水平、杨显惠、张悦然等120余人出席会议.来自文艺报、文学报、广东电视台、南方日报、南方都市报、新快报、信息时报等国内专业报刊与新闻媒体参与报道.
文学环境多元化
陈骏涛在致辞中对承办本次小说年会的广东商学院致谢.陈骏涛认为,2000年是中国小说年会真正进入发展阶段,冯骥才会长创办年度小说排行榜和三年一度的小说学会奖,从而确立了小说年会的独立的发言空间.中国小说排行榜已举办七次,在文坛内外以至在海外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今天已形成了老中青三代共同发展的富有活力的队伍,小说学会在各方面的帮助下,将会以积极主动的姿态面对21世纪的挑战.本届小说年会的主题是“二十一与中国小说创作”,这是一个开放的命题.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小说发生了剧烈而深刻的变化,全球化、信息化、娱乐化、市场化对中国文学产生重大影响.中国文学已形成了表达国家意志和主流意识形态的主流文学、表达知识分子理想形态的精英文学和适应市场化、娱乐化的市场化文学三足鼎立的局面.现在的文学环境是多元化的,如对于网络文学,有人将其妖魔化,也有人认为网络文学是新媒体、新文学,但我们不能忽视的是,至2006年,网络长篇小说已达相当数量,包括了15岁到25岁的广大年轻人和年轻的作者和读者,这与年均一千多部的纸质长篇和有限的读者是不可同日而语的,网络文学已成为独特的存在,但无论怎样变,文学作品,尤其是长篇小说,要作用于人的精神,应该总体上让人看到希望,文学应该成为人类灵魂的栖息地.
吕雷代表广东省作家协会致辞表示祝贺外,还以一个作家的身份指出当下小说创作的困惑,如当下小说作家的创作感情资源困泛,作家不断地重复自己,当下作家的想象力匮乏等.由此提出作家要有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作为本次年会的主办方,广东商学院院长吴家清在会议上指出承办本次小说年会对于广东商学院的发展是重要的大事,对于我们的人文学科、人文学院的建设和发展有重要意义.
新在困境中突破
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雷达在主题发言中指出,新是在市场经济条件比较成熟的时代里成长起来的,新的文学环境改变了我们的时空观念、思维方式和道德标准,使得新的精神严重缺失,思想启蒙被边缘化,作家创作出现“伪崇高、伪宏大、伪权威、伪浪漫”等不正当的精神取向,作家告别神圣、庄重与豪迈,走向日常的自然经验的成熟和个人化的成熟,并且受到商业化、市场化的严重影响.但新世纪的文学创作失去轰动效应后仍努力寻找突破口.取得较大成绩的有乡土叙事,乡土叙事在传统背景下拓展与变奏,表达城乡之间的矛盾,超越政治与经济层面而进入文化层面,代表作有《喊山》《世界上所有的夜晚》《秦腔》《高兴》《笨花》《生死疲劳》等.另外在中国新世纪的小说已在多层面上重述历史,较为优秀的作品《圣天门口》《檀香刑》《历史的天空》等.而在表达知识分子人格和人的再发现方面,作家们也有深层次的探询,如《无字》《心爱的树》就是其中的代表.
对于底层写作已经引起关注,打工文学给都市文学注入新内容.对此雷达提出了“亚乡土文学”概念,认为“乡下人进城”形式在文坛仍占重要位置,因为“亚乡土叙事”最能体现现实,不是停留在启蒙话语表达,而是体现政治、道德、、人权、性权力、人生理想等精神建构.另外他提出从爱走向善,维护大爱,不是批判才能深刻.雷达在会上点评了麦家的《风声》等作品,以此提出新世纪作家面对的最大困境就是创新,认为创新是文学的生命.
80后走上世界舞台
广东商学院人文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江冰教授在大会发言中认为,从新世纪开始,中国在世界媒体上的面孔开始发生变化,姚明、章子怡、李宇春等人物的受到《时代》周刊等杂志的重视,代表着青春中国面貌,可以说,一个民族的发展在李宇春等人身上聚焦了.80后也逐渐成为一代人的命名.80后文学主要依靠两大平台,一是《萌芽》杂志的新概念大赛,二是网络.尤其是网络的“零进入门槛、交互式共享”,使得他们的语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80后一代在全球化、后现代化、网络化、消费化等社会形态下呈现出“无主题变奏”的局面,也引起青年文化的裂变.尤其是他们对传统的抛弃姿态表现尤为明显,再加上大众消费文化的发展,使得韩寒、郭敬明、春树、张悦然、孙睿等80后作品占了图书市场的半壁江山.总体来说,80后有三个派别,一是偶像化写作,如韩寒、郭敬明、张悦然等作品,追求形式的甜美,青春偶像化的包装,以及扣住“青春书写”的商业化运作.另一种是实力派写作,如李傻傻、胡坚等作家就是实力派的代表,他们的作品达到了80后作家的最高水准.另一种是另类派写作,以春树为代表,他们的写作有着区别于主流文学的另类因素,即情感焦虑、追求自由、崇尚品牌等.80后是中国文学发展的希望,但由于社会的裂变过于激烈,也给他们带来了很多弱点,如何弥补弱点,如何走向世界,正是今天我们要思考的.
论坛一：新媒体、新人类、新文学
网络文化复杂,要积极利用.夏康达一开始就提出自己的困惑：网络也反映伪民意,起哄的多.跨进“零门槛”,知识分子应该清理门户还是做点其它的东西?夏康达认为,我们总是希望有一个主流的东西能解决一切,但往往无助于事,有时宽容一点,反而更能有效帮助问题解决和思想素质的提高.一位80后博士研究生提出,掌握新媒体的人也是新人类,不在乎年龄大小,夏康达由此打趣说,希望能成为戴老花镜的新人类.作为80后文学的研究者,江冰谈了自己选题起因是,针对高校和学术界重复课题研究的资源浪费,认为做新课题虽然没有先例,但敢于挑战同样能赢得鼓励,剑走偏锋,也会有动力.就像80后文学,不能因为不是好作品就不研究.80后文学与媒体结合,已经不仅是文学问题,而且是泛文化、新闻学、传播学等问题.来自《羊城晚报》的资深媒体人何龙与江冰的观念一致,他在看了很多外国文化书籍之后,发现国内文学很大部分已经滞后.他认为新媒体对文学的影响,表现在传播的决定性,守门人地位淡化,读者干预强化,改写的简易,阅读群体的年轻化,炒作的爆炸性等特点.《小说评论》主编、评论家李国平称赞在广东对新媒体以及对“80后”的研究已经拉开规模.通过列举一些现实问题李国平指出高速的媒体运作对解决现实问题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文学不应该在社会生活中成为一个迟到者.他还介绍了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院今年上半年对“80后”问题进行调研的一些信息：现在成名的“80后”作家普遍集中在沿海城市和北京、上海这些文化水平高、信息发达的城市.调查中有48％的人认为“80后”成名靠写作能力,42％的人认为靠商业操作；有40％的人认为“80后”作家和作品不能流传下去,还有50％认为少部分作家有潜力,如果执著努力以后能成为大家.普遍认为“80后”的写作将很大一部分青年拉回到文学阅读的兴趣中,认为“80后”写作独特的青春视角,表达了一代人的情绪、生活、感情,传达了一代人的叛逆心理,填补了主流文学的空白,多数人认为“80后”的写作冲击了传统的写作和文学以及语文教育模式.
刘海涛指出网络传媒的零技术、零成本、零编辑等便利,让教师有了教学方式革新：让学生找出网上最感动的文章,以此写文论,编网上杂志,从月刊,到半月刊,再到周刊,现在已经有好几篇学生网络杂志的论文被外国大学学刊选登.
论坛二：
“底层写作”与转型时期的中国经验
雷达认为把文学限定在新世纪,不是突然降临的,是在市场经济条件比较成熟下生成.新世纪改变了我们的时空观念、思维方式和道德标准.新延续九十年代文学,告别了启蒙、虚幻、浪漫、神圣豪迈,走向解构、图文政治、自然经验、务实、市场化和日常生活.他还提出知识分子和女性是高敏感人群,要积极面对文学缺乏重大社会意识的缺陷.底层写作已经引起关注,打工文学给都市文学注入新内容.雷达强调了传统文学中的乡土题材,认为乡土文学创作不但不会完结,而且会长足发展,因为它与民族性和社会转型联系在一起了.会上他提出了“亚乡土文学”概念,认为“乡下人进城”形式在文坛仍占重要位置,因为“亚乡土叙事”最能体现现实,不是停留在启蒙话语表达,而是体现政治、道德、、人权、性权力、人生理想等精神建构.刘思谦认为,底层写作不是道德问题可以解决的,解决底层写作的问题还是要从社会学的角度去解决,在转型期关注底层人民的生存状况,绝不能以牺牲人民的利益为前提.底层写作中身份的分化,在转型期是相当普遍的问题,不可避免的,也是个人选择的问题.在底层写作的文本中表现更多的是,人民不愿意忍受这种屈辱和贫穷,他们强烈地要改变这种身份,通过自己的劳动和力量,享受安定、富足、快乐的生活,获得主体性的成长.曹万生认为,底层写作不是道德问题,而是价值的问题.小说展示的是善恶的判断,评论家评判底层写作产生分歧就在于善恶的标准争执,或是用传统的善规范现代的恶,或是用历史发展的善规范现代的恶.但人性善的变化是历史发展的过程,没有恶就没有进步,就没有一部分先富起来,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代价就要付出道德上的代价,而恶到一定程度就又会开始从善了.万莲子提出,公民女性主义是文化研究领域的一个概念,当它用到文学领域时,它是一种文学主体性的实践,是文学承载召唤和建构现代公体的责任和义务,把公民女性主义引入底层写作,是十分有意义的.
论坛三：全球视野下的中国小说
陈冲认为现实主义可以通过一个通道与现实对接,而伪现实、伪现代就找不到一个对接点.陈冲还针对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问题作出回应,他认为如果我们以美国文化为主导,那中国文学的出路还找不到.陈冲坦白自己看不下《我的名字叫红》,因为自己根本不了解土耳其的民族文化.迟子建的《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在美国根本就发表不了,但是在中国却获鲁迅文学奖.这就说明了中国与世界没有连接的通道.陈公仲认为：走向全球,心灵要自由.“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不仅是奥运口号,用在我们的文学与海外华文文学的关系上也很恰当,作家们要有同一个中国的梦.作家要有全球目光.他对严歌苓、张翎、虹影等华文文学作家大加赞赏,尤其是用人性去挖掘时代风云的严歌苓尤为突出,如《第九个寡妇》,国内的一些评论家认为书的某些情节失实,如八路军的胆怯、死刑犯藏于地窖三十年,这也在某些评论家看来是不真实,但对于表现第九个寡妇的善良的本性与对人性的执着,都是本土作家难以达到的.严歌苓由此表现出了超越国界的目光,在台湾获得九个文学大奖,但在中国大陆却没有获奖.由此,陈公仲特别强调,一个作家还要有全球化意识、忧患意识、批判意识、忏悔意识.陈公仲认为中国文学的国际化进程仍有明显差距,除了作品翻译水平不高外,更重要的是中国作家的创作环境和理念存在着问题.
小说家吐露心声
葛水平提出她对农村城市化的理解,她说,城市化的进程必然要牺牲三四代农民的利益.农民工进城的动机很单纯,就是为了养家糊口,但往往是事与愿违.葛水平还说,写《官煤》这样的书时,想到人应该是平等,但遭际却如此不同,这心情是十分沉重的.但了解到的东西会比我作品包含得要多.葛水平还说,她的下一部作品将会是长篇小说《裸土》,将会关注山西药材文化的流失问题.著名作家杨显惠承认自己是有苦难情结的,写苦难是为对后人起警醒作用.谈到80后的创作,杨显惠认为,80后的孩子们都很年轻,没有经历多少苦难,但随着时间的发展,80后的写作过程会逐渐走向深厚,走向大感情的.实际上所有的作家随着视野的宽阔、表达能力的增强,都是从小感情会走向大感情的.在80后作家中,杨显惠认为李傻傻的作品是关注现实,引起了他的注意.张悦然的小说《誓鸟》于2006年入选中国小说学会年度排行榜,这部作品被称为是80后文学“登堂入室”的标志.张悦然在接受采访时谈到这部“告别80后”的作品时称,《誓鸟》中的春迟与淙淙的女性同性之爱,不是自恋意识,与作品中贝壳的记忆的故事一样,都是想象出来的.张悦然说,记忆本身就是最具梦幻色彩的,不一定回归以前.但张悦然也对其中关于南洋历史的引用不满意.评论界大部分意见认为80后一代没有苦难经历,张悦然却归纳了80后的苦难.“茫然,孤独.没有机会成为英雄.其实80后不叛逆,反而太现实了.”她还说,在独生子女的这一代,性别意识淡,尤其是女生,女性意识很淡.80后女生从小接受的教育,都要求女孩男孩一个样,没有父母会教育女儿可以比男孩弱,以后让男孩养着.另一方面是80后英雄主义丧失,与上世纪七十年代人未知的世界不同,80后一出生就被告知世界是完满的.另外,80后的父母都是50到60年代的出生的,是接受传统教育最深刻的一代,这一代人教育出来的子女是最现实的.
本届年会新选出中国小说学会领导班子和小说排行榜的评委.汪政、阎晶明、李国平、何向阳等为中国小说会副会长,江冰、卢翎等为中国小说学会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