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现在想来,成长的路上,我确实有些幸运.总是充满许多机遇,也面临着很多选择.我不敢说搞科研这条路就肯定是正确的选择,我也不觉得选择了其他的道路就未必不精彩.只是,我从未后悔过我的选择,也坚定并坚持走了下来.这一路上,有恩师、有坚持、有遗憾、有愧疚等我偶尔也会想,如果当年父亲没有拿出我们六口之家的家底送我去上学；如果1950年我参军了；如果我没有当选院士等等我的人生又将会是怎样的呢?
“世界上最好的小学”
1985年,我重返阔别多年的故乡,接待的领导问我有没有什么心愿.我说我唯一的心愿就是去找一下我曾经就读过的小学.可惜的是,在当地民政局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几番查找,还是没有找到,终未了愿.记忆里,我所在的小学,条件简陋,曾是乡里的一座庙.
我上小学的时候,正值抗日战争,我们全家跟随父亲从福州退回到沙县的一个乡.乡里只有一所小学,两位老师.一位是校长,另一位就是校长的妻子.可那两位老师,对我们的教育却是多元化的,不光教课本知识,还教育我们爱国和做人.
在一次中法讨论会上,我跟一位法国人讲,我是先知道马赛后知道巴黎的,他听后觉得有些奇怪.我说,我在不知道巴黎的时候就会唱《马赛曲》,是我小学老师教的.法国人听了很惊讶,觉得我的老师很了不起.
男孩子童年时期都很淘气,我也不例外.当时,学校条件差,各年级的学生都在同一个教室里.老师上课进来的时候,手里提一个马蹄表,指定好下课的时间,时间到了就让我跑到教室外去敲钟,就算下课了.那个时候,我在班里个子比较小坐在第一排,老师又很喜欢我,敲钟一事就交给我了.当时我很淘气,会趁老师不注意把马蹄表调快一些,好早点下课.老师发现后把我叫到身边跟我说：“同学,你不要淘气,做人要老老实实的.”
我之所以觉得那所小学是世界上最好的小学,是因为我幸运地遇到了这两位好老师,好老师是一个学校的核心和灵魂.
那年福州：我的理想与激进
少年时代,血气方刚的我,理想是当一名军人.1950年,抗美援朝开始,学校里悬挂着的横幅上写道：“同学们,响应祖国的号召去参军.”当时我是班里的团支部组织委员,带头签字,号召全班同学去参军.不想几天过后,学校又通知所有的团员干部留下来,参加土改工作.我又积极地投身于农村土改.
在农村,我吃了很多苦.现在想来很值得.一年多的锻炼,使我具有更强的生命力.更幸运的是,我遇到了一位好领导,他的名字叫孙作青.在他的领导下,我学到了很多正确的工作思维方式.
我记得,当时计算土地多少是用算盘.到了晚上,我和领导在煤油灯下打算盘.我年轻,喜欢打瞌睡,总出错.孙领导就对我说：“小王,工作中不能粗枝大叶.”有一次,一位农民跑来跟我讲,他家有多少亩地,我就信以为真.孙领导听了后,让我去落实调查.后来发现那个农民对我讲的并不是事实.孙领导对我说：“工作中,头脑不能简单,要学会落实调查.”还有在土改中对待农民的态度,孙领导总会跟我说：“任何时候对人都要平和,要学会保护他人.”
而我能走上科研这条道路,要感谢的第一位恩师,就是这位孙领导.土改工作结束后,我被评为一等功臣,福州市委领导希望我留在市委工作.孙领导给我留言：“回到学校去,好好学习,带领青年们,攻克科学堡垒!”
回到福州一中后,同龄人已经上到高中二年级了,我落下一年的功课.参加土改工作前,我还很叛逆,有些功课底子打得很不扎实.受抗美援朝影响,幼稚地觉得英语是美帝国主义的语言.我是班里的组织委员,我跟团支书一块带领全班同学英语考试交白卷.现在想起来觉得可笑也后悔.实际上,我们的那个英语老师教得非常好.
好在当年福州一中各门功课的老师都很优秀.对我影响最大的是一位叫林童雀的物理老师.这位老师讲物理,从来不按照书本讲,他会根据物理现象来讲物理知识,引起我很大的兴趣去探索、专研物理.林老师对我的影响太大了,以至于我们全家大多是搞化工,而我却选择了物理.林老师不仅影响了我一个人,可以说,他影响了整个班级.1952年,我们班上有五位同学一起考上北大物理系.
我与大师们的“因缘”
1952年,我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正值全国院系调整,原北大、清华、燕大三校物理精英合并,建成新的北京大学物理系.这里聚集了一大批领军人物,我幸运地赶上了这个鼎盛时期.1955年,国家作出了建立和发展中国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1956年,我作为首批毕业生,幸运地被分配到原子能研究所钱三强先生小组,开始了我的科研工作.在我工作的道路上,钱三强、王淦昌、朱光亚、周光召等先生给了我极大的帮助与影响.
毕业后,我去钱老的科研小组工作,钱老了解到我在大学的时候相比实验更偏爱理论,所以他让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推导一个公式.我用两个礼拜的时间推导出来后,钱老让我开始做实验,并对我讲了一句话：“苏联第一个反应堆的首个操纵员是一位院士.一个科技工作者,不仅要注重理论,更要重视实验.”
潜心科研、工作三年后,钱老将我的资料推介到苏联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但是我的资料竟被退回来,附言写到：请派有学位的人来.钱老坚持自己的决定,再一次将我的资料寄过去,苏方同意了接收.我去苏联前因钱老工作繁忙未能有机会相见,何泽慧先生代钱老跟我说：“要给中国人争气.”我牢牢记住了这句话.后来,钱老去苏联开会参观我所在的实验室,问我的室主任――诺贝尔奖获得者费朗克院士我表现怎样,室主任这样回答：“我很满意,但你们满意不满意,等他回国后你们就知道了.”
1965年,我们一批人从苏联回国后,朱光亚先生从名单中指定了部分同志去九院工作,其中一个就是我.
我与光亚老师的相识是在北京大学,1955年我就读北大技术物理系,光亚老师为我们讲授核能谱学课程. 在之后的科研工作中,我虽与光亚老师接触不多,但每次汇报工作,光亚老师都是认真听取每一位同志的讲话,他不多言,很少讲话,总是一边听一边做笔记.事后会发现,需要他解决的问题他一一去解决、落实.在光亚老师身上我得到一个启发,那就是做事情要三思而后行.他总跟我们讲的一句话就是：“思考、思考、再思考,发展战略、蓝图思考.”
到九院后,我就到位于青海的金银滩去搞科研.我的工作任务是试验中近区物理测量工作.王淦昌先生是我们的分管领导.我与王老的缘分要追述到1959年.
1959年,我到了苏联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后,领着我去见实验室主任的人正是王老.没想到的是,那一次的带领,竟让我与王老结下了一生的师生缘.
我在九院工作期间,王老一直是我的分管领导.1978年,王老因工作调动从九院到原子能院,当时王老向组织提出了唯一的要求,将我作为他的助手一起调到原子能院.此后,我开始了粒子束和氟化氪激光聚变的研究工作.
跟随王老这么多年,让我受益最深的是王老对他人的关怀及对学生的爱护.他总是对我说：“小王,我对你比对我儿子还好”.这句话确实是真心话.在苏联的时候,王老的夫人经常在我们中国人开业务讨论会时,煮鸡蛋给大家吃,非常关爱我们.回国后,在一起工作,王老喜欢早起,我有时候睡得晚起不来,王老就每天早上5点半,亲自来敲我寝室的门,一边敲一边还喊着：“lazy bone,lazy bone.”起床后,我陪着王老锻炼身体,从南区步行到北区上班.在这个时段里,王老会给我讲很多的知识和人生感悟.有一段时间他知道我在学习英语,为了提高我的英语,他就用英语来跟我对话.1987年,我在医院做眼睛手术.手术当天,他老人家亲自坐在手术室外面,临进手术室之前,他握着大夫的手说：“拜托您了,这只眼睛就是我的眼睛啊”.大夫忙说：“给您眼睛做手术,我压力可大啊,您就放心好了.”后来王老身体不好,住在医院,他总不放心我们,让我带着实验室的学生们一起去病房向他汇报工作.护士看到后批评我们不懂事,王老笑着说：“这个可比吃药管用啊.”一直到王老已经不能言语,他还让我们去汇报工作,他觉得对的地方他会点头,不对的地方他会摇头,我们离开病房的时候他还会跟大家作揖致谢.他去世后,我很悲痛也很怀念,他留给我最宝贵的“遗产”就是早起,直至今日,我都是5点半准时起床.
说到我与王老的师缘,我还要感谢一位师兄,那就是周光召先生.
我去苏联学习,当时他是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中国方的支部书记.我到了苏联后,光召跟王老说：“请你带王乃彦同志去见研究室主任.”
光召作为支部书记,对大家要求很严格.那个时候,我们的工资都很高,但他规定大家不能乱花钱.他总对大家说：“我们不能来享受人家苏联友人40多年的社会主义成果,我们要拿最低的工资,做最大的贡献,要在苏联一心一意地读书、搞科研.”所以在苏联的那几年里,大家都没有写什么东西.从苏联撤回来前,我们都想写一件礼物带回来,他才同意大家去写一件东西.王老和我都写了一部照相机,光召原本什么也没写,在我们的劝说下他才写了一辆自行车.
光召留给我印象最深的还不是他对我们的严厉要求,而是他扎实的演算功力.我在北大读书的时候,他是我们的助教.课上,教授有时候算到一半发现演算有错误,会让作为助教的光召重新推导,他总是很快就能演算出结果.
上世纪70年代后,我的研究工作在数学计算上有一些困难.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我有幸作为九院的六位代表之一参会,会上与周老相见.我把困难跟周老讲后,他很热情地说你拿过来,我来帮你演算一下,看问题出在哪里.在开会的几天里,周老一有空就埋头演算,最后竟然把最关键的几步推算出来了.周老这几步关键的演算对我的科研突破带来非常大的帮助.
我觉得一个人的成就,核心在于毅力.当选院士后,我有机会担任泛太平洋地区核理事会理事长.参加国际会议,英语自然很重要.我下定决心要将英语学好.那个时候,我已经60多岁了.但是,我依然花了2000元写来十几台收音机,一台一个频道.又花了不到30元写了一本《空中英语教师》杂志、一张光盘、一盘磁带.这就是我学习英语的工具.
每天5点半起床后,我带着收音机去操场上学习1个小时.上下班的路上的时间大概1小时,我让司机帮我放磁带听.晚上回家,从9点到11点,我学习3个小时.每天坚持5个小时学习英语.每天都有一点进步,从害怕到感兴趣,从不愿放弃到成为一种习惯.我把十几台收音机都用坏了.2000年在汉城,我任泛太平洋地区核理事会理事长,我已经可以在大会上用英语脱稿演讲、临场发挥,我的演讲赢得与会人员的热烈掌声.
“笑话”爸爸疼孙女
一个男人,到了四十岁左右的时候,还会几乎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工作上,但奇怪的是,到了六十多岁后,会突然间特别爱孩子.现在想想,最愧对的还是我的三个女儿.因为工作,我在苏联6年,青海15年,回北京后又在郊区的原子能院.在她们的成长路上,我几乎没有尽责.在孩子们还小的时候,因我工作忙,经常还会出现各种笑话.
我在青海的时候,我爱人带着三个孩子住北京的筒子楼.一间15平米的房间.三个小孩睡一张大床.有一年北京有流感,我的大女儿先感冒发烧,然后传染了二女儿和三女儿.三个小孩儿一块发烧,家里没有人.等我爱人回家后,三个小孩儿已经烧得很厉害,她一个人没法带着三个孩子去医院,邻居帮忙送到医院后,大夫说：“怎么这么高的温度不早带着来看啊?”邻居问：“大夫,多少度啊?”大夫说：“一共120度,你自己算吧.”这个笑话成了筒子楼里邻居间开我玩笑的大笑话.
另有一次,我爱人给我打说：“你快点回来一下吧,小女儿高烧一直不退,你回来看看这到底怎么了.”我跟单位请了检测回来,那个时候都是那种慢车,我从青海到北京需要一天多的时候,我回家后,一看小女儿不烧了啊,温度才35度,我还怪我爱人怎么小题大做.后来发现孩子呼吸困难,赶紧上医院,到了医院后才知道原来是高烧太长时间,小孩子没有体力了,温度就下降了.大夫指着我说：“你做父亲的,怎么连这点医学常识都不知道!”
我其实很喜欢女儿的,觉得女儿跟爸爸更贴心.只是当时工作的原因,不能在她们身边.我大女儿很懂事,经常带着两个妹妹玩,也替我爱人分担了不少家务.我从青海回到北京,大女儿已经去复旦大学读书了.我现在对我的小外孙女特别亲,总想拿出更多的时间陪着她,陪她看书、陪她弹钢琴、陪她玩跳棋等等.我三女儿说：“爸爸,我怎么感觉你对外孙女比对我们女儿还亲啊,这难道就是隔代亲?”其实,我不愿意跟她们讲,到了我这个年龄,我越来越觉得对女儿们很愧疚,但也只能把这种爱多放一些在下下一代人身上了,现在,孙女就是我的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