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与作家:那些成都的书写者们

更新时间:2023-12-17 作者:用户投稿原创标记本站原创 点赞:4372 浏览:12725

司马相如的故居就在琴台路附近
邛崃文君井
菱窠中的李人雕像
驷马桥上的司马相如

今天成都与司马相如确切相关的地方只有一处,那就是城市北部的驷马桥.

2000多年前,司马相如初入长安,决心干出一番事业.他出成都北门,必须通过升仙桥,桥边有一个送客观.面对着送行的朋友,司马相如在送客观的大门上提笔写下:“不乘赤车驷马,不过汝下.”那时的相如年方二十,正是青春年少,豪情万丈.

到宋朝时,升仙桥被改名为“驷马桥”,一直沿用至今.新中国成立后修建成渝铁路,原有河道被改道,木石结构的驷马桥便被拆掉了,改修了一座铁路与公路两用的小型立交桥,仍命名为驷马桥.如今的驷马桥是成都北部的一个较大片区,川陕公路从中穿过.

成都还有条著名的琴台路,是仿古街.杜甫诗说:“酒肆人间世,琴台日暮云.”司马相如与卓文君在成都的居所,后世被称为“琴台”,但琴台的具体位置,现在已经说不清楚了.晋人李膺的《益州记》说:“市桥西二百部,得相如旧宅.”如此推算,大概就是现在琴台路一带.

西出成都市区几十公里,到邛崃,还保存着文君井,相传为司马相如与卓文君开设“临邛酒肆”时的遗物.当地文物专家考证,此井确实为汉代遗物.井口只有两尺宽,井腹却有几丈宽,深度有三五米,如一口大瓮埋在地下,完全符合汉代的风格.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文君当垆,相如涤器.”两人开的酒馆大概就在这里.

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时代已经过去了2000年,不过邛崃的街头依旧弥漫着浓郁的酒糟味道,令人醺醺然.酿酒是邛崃的一大产业.如此看来,卓文君对世俗生活的影响比司马相如要大得多.

大汉盛世,京城长安外,全国性的大都市有五座,称为“五都”:洛阳、邯郸、临淄、宛和成都.在整个南方,只有成都可以和北方五个中心大城市抗衡.巴蜀大盆地优美的自然景物铸造着巴蜀文人的审美心理机制,他们较少受到北方理性规范的人文精神束缚,充满着自由和浪漫的,“巴蛇吞象”、“蜀犬吠日”带来了文艺上的冲击力.巴蜀作家只需要真实地写出自己的个性,就可以成为当时文坛的霸主.历史就这样选择了司马相如作为大汉声威的代言人.

杜甫草堂中的茅屋

《史记》上说司马相如是成都人,小名“犬子”.从小胸怀大志,因慕战国名相蔺相如而改名.相如家庭条件不错,父母资助他读书、击剑,并拜在蜀中大学者胡安门下.相如文武全才,写得一手好文章,不仅是个才子,而且举止高雅,传文称他“雍容闲雅甚都”.人才气质,都是一时之选.

汉武帝即位后,发现了司马相如的才能,于是召他如入朝为官.他的代表作两赋《子虚赋》、《上林赋》,两文《喻巴蜀檄》、《难蜀父老》,除《子虚赋》外,都完成于汉武帝时期.

《上林赋》是司马相如最辉煌的篇章,气势雄浑,文辞华丽,充满着天马行空般的想象,神话、历史、现实相融无间.在《中国美学史》中,李泽厚认为司马相如是中国艺术史上一个划时代的人物,即从司马相如开始,文艺获得了独立性,开始纯粹以审美为目的,从历史文献、祭祀典礼甚至巫术中分离了出来.“司马相如的赋区别于‘诗’和楚辞的地方,在于它处处讲求文辞的华美富丽,以穷极文辞之美为重要特征.虽然它也有歌功颂德和所谓‘讽喻’的政治作用,但构成汉赋最根本的特征的东西,却在于它能给人充分的艺术享受,并以给人们这种享受为自觉追求的重要目的.”

司马相如在成都度过了晚年,过他自己喜欢的生活.返家的司马相如,一面瞻仰蜀地先祖们留下的遗迹,一面浏览所能获得的全部书籍.除了继续练习击剑外,他还斗鸡走马,观看杂技.这时的成都是大汉帝国通往西南丝绸之路的起点,城中往来的有西南部各族商旅、艺人.世界在司马相如的眼中是广袤繁复的,充满了灵性和神秘感.


司马相如身后声名显赫,自然离不开同时代另外两个伟大人物――汉武帝和司马迁.

汉武帝才智过人,性格刚强,喜爱一切美好的东西:、珍宝、奇人、骏马、土地以及文艺.他精力充沛,头脑敏捷,倡导儒学并任用儒生以保持社稷永存.大汉帝国的赫赫声威,造就了华丽壮大的汉赋,使司马相如成为那个强健时代的代言人.我国古代以纯文人身份,又以文学作品为朝廷所重用,是从司马相如开始的.

鲁迅曾说:“武帝时文人,赋莫若司马相如,文莫若司马迁.”司马迁比司马相如小30多岁.在《史记》中,他给《司马相如列传》写下了洋洋9100余字,是《史记》中寥寥可数的人物大传之一.万世师表的《孔子世家》,才7700余字.《史记》中超过8000字的人物大传只有3篇.第一位是《秦始皇本纪》,9400余字,第二位是《李斯列传》,9200余字,《司马相如列传》占第三位.3篇人物大传,篇幅几乎相等.

张大可先生是研究司马相如的专家,他认为司马迁之所以为司马相如立大传,是因为他真正发现了文学的价值,“把文学提高到治国平天下的高度”.在司马迁笔下,司马相如不仅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而且还是一个卓越的思想家.他渴望建功立名,但并不迷恋权力,始终坚持个性的潇洒,不为世俗所约束. 草堂中的杜甫

“万里桥西宅,百花潭北庄.”杜甫草堂在今天仍是成都最幽静的所在.

一条浣花溪将繁华与喧闹隔开,使草堂自成一体,与城市若即若离.园内青砖素瓦,粉墙丹株,其间碧波萦绕,石桥相通,浓荫蔽地,幽花溢香,既体现出杜甫故居的雅淡清幽,又不失祠堂园林的稳重肃穆.成都人管杜甫叫“草堂先生”,就像杜甫在诗中称他的南邻为“锦里先生”一样,既显得亲切,又不失尊敬.

杜甫草堂本身就是一座优雅的园林

安史之乱天下残破,而成都却没有受兵火之灾,仍然物阜民丰,歌舞升平.759年底,即唐肃宗乾元二年,杜甫携家眷经过艰难的跋涉终于来到了成都.他感到自己仿佛来到了另一个世界.在《成都府》一诗中,杜甫叙述说:“曾城填华屋,季冬树木苍.喧然名都会,吹箫间笙簧.”杜甫对成都的第一印象,除了城内高大华美的房屋和冬天也郁郁苍苍的树木外,就是满城的音乐之声.他对这个音乐的赞美,在另一首诗《赠花卿》中更明显:“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

杜甫初到成都,寄居在西郊浣花溪畔的草堂寺里.他在寺中过完年,于次年初即着手营建草堂.在朋友帮助下,他选定了古寺附近浣花溪畔的一块景色宜人的地方为宅基,之后表弟王十五司马送来营建之资,又向当地附近的地方官吏索要了桤木、绵竹、桃树、松树,还向一位姓徐的果园坊主要来一些果木.不久,草堂便顺利地建成了.

浣花溪风景秀丽,诗人漂泊辗转的疲惫一扫而光.在这里,大自然的一切都引起他的兴趣.林木、花草、鱼鸟、昆虫、天上云、地上水皆可入诗.这些优美的田园小诗,洋溢着活泼自然的生活气息.《江村》一诗,就描绘了诗人惬意地享受天伦之乐:“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自来自去堂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但有故人送禄米,微躯此外更何求?”

杜甫在成都的草堂居住了3年零9个月,前后作诗约250首.成都这几年是他人生中最为安定舒适的一段岁月.诗人终于可以静下心来,仔细品味生活,享受闲暇时光,他观察和描写的视角与心态也就有别于其他时期.成都温润宜人的气候,草堂清新自然的景色,滋润了杜甫的内心.他暂时抛开了功名和世事的重负,享受平静、本真的生活.诗风也一改沉郁孤愤,而转向了恬淡、清雅和愉悦.

那些草堂时期的诗句仿佛是一幅幅鲜活的画卷.杜甫本就是一位表现自然之美的高手,他通过潜心把玩,精雕细刻,把在草堂居住期间所感受到的大自然的美好印象,用诗意留给了后人.今天仍旧能够感受到由夜雨、清风、红蕖、细麦、圆荷、榉柳、鸬鹚、飞燕等所组成的自然美景.

胡适后来在《白话文学史》(上)中评价说,杜甫“年纪大了,诗格也更老成了.晚年的小诗纯是天趣,随便挥洒,不加雕饰,都有风味.这种诗上接陶潜,下开两宋的诗人等因为他过的真是田园生活,故他的诗真是欣赏自然的诗”.

冯至则在《杜甫传》中论及杜甫草堂诗所歌咏的对象时说:“他运用了‘小’和‘轻’、‘细’和‘香’、‘嫩’和‘新’以及‘净’、‘弱’、‘微’、‘清’、‘幽’等那些字来形容它们.”此时的杜诗,与他早年所歌咏的壮伟不凡之物――凤凰、骏马、雄鹰等――已经不一样了.

在草堂的生活中,杜甫很快便融入了寻常百姓生活.他的成都诗中,有一首《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记叙诗人与邻家田翁一次饮酒闲谈的经过.杜甫被热情的邻居拉去喝酒,杂七杂八地谈着儿子、官员、家常,两人从卯时说到了酉时,一直喝到月初东山.诗人所表现的是典型的成都人生活方式.成都人无论是新朋还是故旧,无论是有约还是邂逅,只要有缘相会,便可以摆半天龙门阵.

除了与乡村野老打成一片,杜甫与当时成都周围的文人有广泛的交往,常常把酒唱和.

《徐九少尹见过》写的是朋友徐九厚以礼相赠,诗人以诗致谢,并邀约江梅开时再来赏花.《范二员外邈吴十侍御郁特枉驾》则叙写二人访草堂,未遇杜甫,诗人闻之而憾,寄诗望二人再访草堂.

杜甫与时任成都尹严武的唱和诗与寄赠诗有30多首,可见交往甚密.宝应元年夏,严武携酒至草堂,杜甫以诗纪其事:“竹里行厨洗玉盘,花边立马簇金鞍.非关使者征求急,自识将军礼数宽.百年地僻柴门迥,五月江深草阁寒.看弄鱼舟移白日,老农何有罄交欢.”

严武曾邀杜甫入幕为官,但杜甫已不习惯官场生活,很快便辞官了.但严武并不因杜甫辞幕而疏远其关系.他还常到草堂与杜甫共赏浣花溪的风物美景,饮酒赋诗.杜甫也到过成都周边访友,比如到蜀州拜访高适,游览蜀州附近的新津、青城山等地.《和裴迪登新津寺寄王侍郎》就是诗人登临新津寺,因秋景而引发的游子之叹.《丈人山》是诗人游青城山所作.

对于草堂这个辛苦营建起来的家,杜甫充满了感情.如果不是好友严武突然去世,他本打算在此为农终老.后来杜甫离蜀东去,还时常想念浣花溪畔的草堂.他在《怀锦水居止》的结尾感叹:“惜哉形胜地,回首一茫茫.”内心深处,始终难以割舍.

杜甫于永泰元年(765)离开了曾令他魂牵梦绕的成都草堂.他身后的历朝历代,无论是政权如何变换,帝王将相怎样更迭,有一点却不变,那就是人们没有忘记过胸怀苍生的诗圣.1000多年来,每当草堂衰败之时,总有人出面倡导修复振兴,以彰显斯文.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老诗人冯至在《杜甫传》中写道:“从此这座朴素简陋的茅屋便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块圣地,人们提到杜甫时,尽可以忽略了杜甫的生地和死地,却总忘不了成都的草堂.” 菱窠中的李人

菱窠是李人的故居,在成都东郊的狮子山下.原先此处是乡下,桑田密布,水网纵横.因门前有一水塘种着菱角,所以李人将自己的家命名为菱窠,意为菱塘边的居巢.近些年,城市化的速度实在太快,菱窠附近的农田早就消失了,种菱角的水塘也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宽阔的马路和新式高楼.好在,菱窠还在,而且刚刚经过了整修,面积还扩大了一些. 1939年,日本飞机轰炸成都.李人在友人资助下,于沙河铺修建了几间茅草房作为居所,命名“菱窠”.最初的菱窠是一座土墙草顶的房子,坐北朝南,隔为3间,东为客厅,西为卧室,中间书房,书房中一张书桌,数架图书,几幅宋画.1957年,故居进行了翻修,将草顶换成小青瓦,阁楼升高为一楼一底,楼上楼下均以走廊环绕.底楼布局、功能不变,为餐厅、客厅、书房、卧房,楼上为藏书楼.藏书楼中存放其苦心收集的4万余册中外文图书和千幅古今字画.现在房屋的格局并没有变,当年的家具也保留了下来.因李人家属早已将其全部藏书捐献,所以现在的藏书陈列,都是工作人员后来照单搜集的现代版本.

从1939年春举家迁入菱窠,到1962年12月与世长辞,24年间,李人一直在这里居住、创作.他完成了长篇小说《天魔舞》和《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三部曲的修改和重写,出版了中短篇小说集《好人家》,翻译了相当数量的法国文学作品,梳理成都地理历史、风土人情的《说成都》、《二千余年成都大城史的衍变》等,也是在此所作.现在的成都已经不再是李人笔下的面貌,但他的故居还尽力维持原样,作为城市记忆的一部分而顽强存在着.

李人原名李家祥,出生于1891年,其一生经历了晚清、民国和新中国三个时期.他当过衙门小吏,办过报纸、杂志,曾赴法国留学,在大学做过教授,做过自由撰稿人,担任过机器厂的经理,合股开过造纸厂,开过饭馆,还在新时期当过成都市副市长,主管文化与城市建设.他交友广泛,五行八作,三教九流,上至达官显贵,下至江湖中人.他为官,为商,亦为文.

李人把过多的精力投入在文学之外,但他还是写出了被称为“大河三部曲”的《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和《大波》,反映了从清末至民初成都社会的巨大变迁.

如果想通过文学来了解“老成都”,最好的选择就是读李人.他本身就是巴蜀社会和文化所孕育出来的“土生土长”的作家.除了少年漂泊和留学法国的短暂时光外,终其一生,都固守本土.成都平原物产丰足养成的人文性格,众多名胜古迹等文化美学积淀的熏染,市井酒肆中的说书、道情、清音等民俗艺术的影响,都铸造着李人的艺术个性,使其作品散发着浓郁的市民趣味.

他的朋友、现代文学史家刘大杰如此评价:“(李人)所经验的四川军阀所造成的畸形怪状的社会,半新半旧的男女青年的种种情态,旧文学与新文学的矛盾冲突的场面,他用写实的笔法,平淡无奇地客观记录下来,把四川40年来――尤其是成都――社会的实在面目,一齐搬上舞台.那舞台上,有各色各样的人物,衰老的、新鲜的、腐败的、前进的、美的丑的、文的武的,组织一个热闹极生动的场面.”

李人是成都历史的忠实记录者.他在创作时大量收集四川的各种社会资料,包括一些家谱、族谱,一些流水账式的东西,乃至外国传教士向本国宗教团体介绍四川风土民情的信件,他走访事件的当事人,了解四川辛亥革命、重庆独立的史实,为了一句话可以翻阅几十万字的资料.甚至在细枝末节上,他也力求准确.他在作品中描写的那些成都名胜古迹、街道、消防设施、日常用品、生活时尚都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比如小说中经常写到“允丰正”的绍酒,《成都通览》就记载,晚清时期,绍酒“允丰正为著名”.

李人写吃,也是有滋有味,不矜持,不炫异.如他写猪肉:“成都西北道的猪,在川西坝中又算头等中的头等.它的肉,比任何地方的猪肉都要来得嫩些,香些,脆些,检测如你将它白煮到刚好,切成薄片,少蘸一点白酱油,放入口中细嚼,你就察得出它带有一种胡桃仁的滋味,因此,你才懂得成都的白片肉何以是独步的.”“胡桃仁味”的白切肉片究竟是怎样的味道?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口腹之欲,而上升为饮食的艺术了.

他用成都人喜欢的“摆龙门阵”的叙事习俗,来讲述故事.他的“大河三部曲”,从保路风潮的兴起到辛亥革命的发生,来龙去脉,不少情节就是众人在摆龙门阵中讲出来的.比如《死水微澜》中写到天回镇赶场的盛况,便索性插入一大段关于川猪的叙述,体形、重量、饲料,甚至猪圈的修建方法、防病措施等等,应有尽有.在《大波》中写葛寰中进万县拜访陆知县,随后又将笔一拐,不紧不慢地大讲这位陆知县的戒烟史,对大补药“龟龄集”说得头头是道.读者仿佛跟着李人的笔,进入了“龙门阵”的现场,听得津津有味,意兴盎然.

李人的小说还将成都人的幽默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死水微澜》中写道罗歪嘴走进蔡大嫂的卧室,“看见等她那只御用的红漆洗脸木盆,正放在架子床侧面的一张圆凳上”.“御用”一词,调侃地表达出罗歪嘴对蔡大嫂的仰慕与爱恋,简直如女皇一般.《大波》里黄太太在悦来戏园看戏,给前来献殷勤的老妈子开了个玩笑,“逗得那坏东西连屁股上都是笑”.调笑幽默是成都市民文化的一部分.巴蜀大地没有太多正统文化积淀,天府之国物产丰富,生活相对轻松,调笑氛围在成都有着广泛的民间基础.正如《通典》所说:“巴蜀之人少愁苦,而轻易荡佚.”

李人

李人始终是以一种近乎欣赏的态度来描摹他那如历历在目的西蜀古都.尽管他在作品中不时对于地方文化、国民性进行深入的反思和批判,但他又不自觉地因沉迷其中而减弱了批判的声音.

李人的为人,也有一种自由不羁的成都做派.他在《华阳国志》杂志的发刊词上写道:“在弄笔头这方面,也最讨厌门户派别.什么样的文章都喜欢,只不高兴寿序、神道碑、圣谕、广训之类,而尤其不欲过目的,就是专门攻击弱者,以献媚讨好于有权有势的强者,在时下,这好像还甚为吃香的一些东西.”对文坛的宗派主义,他已超然物外.

1949年初夏,李人闭门于菱窠,不闻外事,开始写《说成都》的第一个章节.他说:“像我就最好,终日躲在家里,不衫不履,写写字,看看书,醉来就高歌几曲,检测若你能享受家庭中静穆的幸福,其乐也未见得不较好于独处.”只可惜这部十六七万字的书稿未曾付梓,“”期间书稿散失,不知去向. “家”里的巴金

青羊区正通顺街,高大的西南剧院对面,是一个特别的标识牌.标识牌采用川西建筑中院墙元素进行设计,上书六个大字“巴金故居原址”,在四周林立的高楼中显得格外低调.这似乎印证了巴金的低调为人,也尊重了他生前的愿望:“如果过世后一定要有个地方让大家来看,钉个牌子就行,最多写上‘作家巴金诞生在这里,并在这儿度过了童年和少年’.”

巴金原名李尧棠,1904年出生于成都正通顺街98号的一个大家庭.1923年5月,19岁的巴金同三哥李尧林一起离开成都,前往上海读书.虽然远走他乡,但故土成为他取之不竭的创作宝库.

巴金性格中的许多优秀品质形成并稳定于人生最初的19年.他曾在《我的几个先生》中提到了他的几位老师:“母亲教给我‘爱’,轿夫老周教给我‘忠实’(公道),朋友吴教给我‘自己牺牲’.”

巴金一生漂泊在外,大部分时间住在上海,可他的五部最优秀的长篇小说以及众多短篇、散文,都是写成都生活的,其中《家》、《春》、《秋》、《憩园》又都是以成都大家庭生活作背景.繁华摩登的大上海在他的创作中,却很少留迹.

小说《家》最初的构思在《灭亡》写成之后,他计划以《灭亡》为中心,写五部连续性的长篇小说.但他却总进入不了作品描写的世界,直到1929年7月,他的大哥从成都到上海看望他,谈起老家的许多人和事,他才豁然开朗,抛开了原先的设想,回到他熟悉的大家庭来.他后来说:“那个时候我好像在死胡同里看见一束亮光,我找到真正的主人公了,而且还有一个有声有色的背景和一个丰富的材料库.”

从实际生活看,巴金的“家”并不是人们所想象的封建顽固的堡垒,尽管有大家庭的种种痼疾,但也比较早地接受外来新事物.开放的心态,是移民家庭的特点,也是成都人的特点,愿意接受新思潮.即使是小说中作为封建专制代表的高老太爷,实际生活中巴金的祖父李镛也有非常开明的一面.李镛让他的两个儿子留学日本学法律,归国后在成都开办律师事务所,还让孙辈们进入新式学堂,巴金得以进外国语专门学校读书.在这个家庭里,还有一整套最早翻译的西方小说《说部丛书》,这直接影响了巴金的文学创作.

新与旧、保守与开放同时存在,也是清末民初中国社会的典型特征.巴金常说他是一个很矛盾的人:对于大家庭,他一方面有着刻骨铭心的憎恨,另一方面,又有“剪不断,理还乱”的无限眷恋.

少年离家18年后的一个傍晚,巴金靠着逐渐暗淡的最后的阳光指引,回到了魂牵梦绕的故居.从门缝可以窥见白色照壁上“长宜子孙”四个字依旧原样地嵌在那里,18年过去了,它们似乎连颜色也不曾被风雨剥蚀.只是昔日的李宅早已易主,故居外貌的变化让巴金感到不适却还有几分亲切:“我认识它们,就像认识我自己.”

1942年巴金再回成都治牙,住了三个月.这两次回成都,巴金都住在侄儿李致家里.他在李致的纪念册上留了四句话:“读书的时候用功读书,玩耍的时候放心玩耍,说话要说真话,做人得做好人.”可见说真话,做好人,对巴金来说,是持日已久的宗旨.

1956年12月巴金第三次回到成都,故居空着无人居住,往事依旧历历在目,如同浪花飞溅将他的记忆打湿.“我想,以后我还会再来.说实话,对这个地方我不能没有留恋.”正通顺街上那口双眼井被当作文物保留了下来,巴金说:“只要双眼井在,我就能找到童年的路.”

在家人建议下,巴金于1960年10月回到成都静心写作.在这期间他根据入朝采访的大量素材,陆续写了以朝鲜战争为题材的四个短篇小说《回家》、《军长的心》、《无畏战士李大海》、《再见》和一个中篇小说《三同志》.同时,他还修改了长篇小说《寒夜》.他的《成都日记》详尽记录了他在成都4个月的写作和生活情况,其中有观川剧、会亲友、访名胜、逛老街、品小吃、啖三花(啖,成都方言中为“品茶”之意)的闲情逸趣,也有他勤奋笔耕的创作以及多封家书.1990年,巴金将《成都日记》赠予成都市档案馆永久保存.

巴金是个川剧迷,据《成都日记》统计,在成都的123天中,他看了60多场川剧.巴金是个重视亲情的人,他关心承受着疾病和饥饿之苦的亲戚们.《成都日记》中记着:“去牌坊街看姑母,送去挂面点心”,“见到李致夫妇,留他们在这里吃面”.巴金十分钟情于成都小吃,他写道:“八点起,吃赖汤圆一碗等十二点吃龙抄手、钟水饺各一碗,酥锅盔一个(下夫妻肺片).”

晚年的巴金经常回忆起故乡,甚至一首歌都会勾起他对家乡的眷恋.“近来我常常怀念六七十年前的往事.成都老公馆里马房和门房的景象,时时在我眼前出现.一盏烟灯,一床破席,讲不完的被损害、受侮辱的生活故事,忘不了的永远不变的结论‘人要忠心’.我多么想回到我出生的故乡,摸一下我念念不忘的马房的泥土等”

1987年,巴金最后一次踏上故乡的土地,了却了他此前的夙愿,距离上次回家已有26年光景了.“这次回来,是想还多年的人情债,看望一下老朋友,还想闻一闻家乡泥土的芳香,带点家乡的泥土回去.”除了那口双眼井,还有一棵桂花树在等待故人归来,凭着那棵桂花树,巴金一脸笃定:“这个地方确实是我家.”

巴金

1927年,年轻的巴金在离开上海乘船去法国的时候写道:“再见吧,我不幸的乡土哟!”晚年,巴金才恍然大悟,这几十年来一直有一根绳子牢牢地拴住他的心,那就是故乡,那就是成都.

庆幸的是,成都还给巴金保留了两个去处:一处是位于百花潭内的慧园,这座园林于上世纪80年代根据《家》中的高家花园建成,园门前立有巴金雕像及冰心题写的“名园觉慧”石碑.另一处是位于龙泉驿区的巴金文学院,里面展出的巴金作品、图片及获得的意大利但丁国际奖奖章、法国荣誉军团指挥官勋章等,再现了这位世纪老人的风雨人生路. 鹤鸣茶社里的马识途

本来以为鹤鸣茶社是一个茶楼的形态,可跟着上午逛人民公园的市民人群走到湖边才发现,最醒目的是一座写着“鹤鸣茶社”四个字的仿古门楼,穿过门楼是一大片沿湖摆放的木桌和竹椅.大概因为略有阳光,上午10点刚过,湖边上的两排桌子都坐满了人.我站着不知问谁,这时就有人主动来问我是不是喝茶,随便挑了一个比较临湖的桌子坐了下来.茶很便宜,最贵的才只要30元一位,盖碗很陈旧,添水的暖瓶也是80年代的款式,可处处却透着传统的筋骨.

人民公园从前叫少城公园,前身是清朝时候成都少城的一座园林,也是成都的第一个公园.李人在作品里写过它的来历,宣统年间,玉昆将军把关帝庙旁边一片荒芜的野树、荷花池和周围空地开辟为公园,修了几所检测洋楼和亭榭,招了几家餐馆茶铺,门票是十铜圆二枚,生意很兴隆.鹤鸣茶社也跟着少城公园成了成都民国时候的名地,在电影《让飞》的原著小说《夜谭十记盗官记》里有段详细的描述.

《夜谭十记》的作者马识途今年100岁,除了关节炎腿疼,身体很好,头脑思路非常清楚.他的原名叫马千木,“马识途”不是一个笔名,而是他在党内的名字,因为参加“一二九” 抗日救亡运动而顺理成章地加入了中国,他觉得找到了人生道路,他这匹老马识途了,所以改叫马识途.他不是一个职业作家,从抗战开始到新中国成立,他是一个职业革命家,切断各种社会关系和亲朋好友的联系,从事地下党的秘密工作.“这是件很危险的事情,当时差不多熟悉的朋友,很多都牺牲了.我们都是随时准备牺牲,人一不怕死,勇气就发生了智慧.”在战争年代,马识途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在工作之余把惊险经历、听到的传奇、遇到的形形色色人物都记在心上,写到小说里,便有了革命家和文学家的双重身份.

在四川,地下党的许多接头都是在茶馆里进行的.“那个时候茶馆里都是小桌子,桌子后面是竹藤椅.我们说话的时候用的是隐语,接头的能够听懂,外面人听到也没关系.茶馆都不关心别人说什么,所以特务就容易被识别,因为特务非常关心茶馆里都在说什么,看见有人偷偷摸摸东张西望,基本就是了.”马识途说.

经常泡在茶馆里,马识途对茶馆文化很熟悉,专门写过四川茶馆的文章.他告诉我,四川是明末清初从外面移民过来的,各地混在一起,这里又很富庶,所以都喜欢喝茶.四川茶馆实际上办公、做写卖做生意、调解纠纷、流氓打架都在这里.《盗官记》写到的鹤鸣茶社里写官卖官就确有其事.马识途告诉记者,大家求官就在那里跟政府的师爷喝茶,哪个县多少钱都是公开交易.山西票号还做这种生意的相似度检测,写官没有钱可以跟票号借,票号派一个会计跟着去上任,搜刮的钱先还了票号,后面才是自己的.国民党时候任人唯亲很严重,都是金钱和亲属的往来,老百姓就认为写官没什么奇怪的,把它当一种生意来做.

成都人在茶馆里的消遣就是摆龙门阵.茶水便宜,喝完还可以不断添水,很闲适,大家就什么都谈论.《夜谭十记》就是以坐冷板凳的科员轮流摆龙门阵的方式来结构的,电影《让飞》的原著《盗官记》只是其中的一篇.“普通人摆龙门阵就是坐着聊天,不熟悉的人也可以过来听,可以来谈,甚至可以给你讲的事情里加一些东西,一件事情在茶馆里传来传去就变得丰富了.这也是种民间创作,对生活的理解非常深刻,我从中取得了很多素材.”马识途告诉记者,《夜谭十记》里很多事情都来自于在茶馆听摆龙门阵的经历.“《盗官记》开头写一个人写官以后坐轮船上任,那时候的轮船不像现在有码头,都是用小船把人送过去,结果他下轮船的时候,船一晃动他落到水里淹死了.票号为了把钱收回来,让随从接着当县长,告诉外面掉下去的才是随从.上任县长掉水里这件事就是真实存在的.”马识途说.

马识途小说里的人物,非常生动活泼,这也是长期工作中的积累.他告诉记者,因为工作需要,他随时随地要改变身份和名字,用过多少名字和身份都数不清、记不住了.“我当过科员、流浪汉、小生意写卖的人,当过很长时间的中学教员.前面我还在大学教英语,任务变了,我就要改变身份跑单帮.在不同的身份里,就要有符合这个身份的语言、衣着和性格,我平时就会观察周围的人,把这些都记下来.”

《夜谭十记报销记》里马识途写了一个隐姓埋名的会计,他一身都是灰色,从灰毡帽到灰衣服、灰鞋子,还有从灰毡帽边露出来的灰头发.脸上也是灰色的,一脸晦气.衣服上还堆上一层灰.他是一个最没有味道的人.大家说他大概一辈子没有吃过盐巴,做事没精打采,说话淡而无味.只知道埋头办公,把一身埋到报销单子里去.这个会计年轻时候曾在一个县里的粮食局工作,给粮食局长倒卖粮食做检测账,事发之后差点被灭口.马识途告诉记者,他潜伏的时候也做过会计,当时按手印领钱,上面要他做检测账亏空公款,不但10个手指用上了,连脚趾都脱了袜子按印泥.

除了人物形象鲜明,他的小说里也涉及大量四川的方言和民俗.马识途说,从技术上说选择使用方言是为了凸显人物的形象.而且四川的叙述方法本身就喜欢幽默和讽刺的东西,它不像普通话一样很直接,四川的对话经常是用拐个弯、很有趣味的语言来表达,这是很优美的.“所以我们四川好几个作家把方言当作一个很重要的创作手段,像李人、沙汀还有我,都喜欢用方言写四川的故事.描写四川的故事当然是用四川的方言才更生动真实一些.” 书房中的洁尘

与作家洁尘见面的地方不太好找,在东玉龙街的一座灰色庞大的办公楼里.坐电梯上三楼,然后再走上半层,才发现别有洞天.那是一个酒吧、茶馆连带餐厅的场所,百余平方米的屋顶大花园,将餐厅和酒吧分开.花园里建了鱼池,种了小树,天气好的时候,可以舒服地晒太阳.第一次来的时候,总要朋友推荐才能按图索骥.这里似乎与城市刻意保持着距离,既触手可及,又需耐心寻觅.

每隔一段时间,洁尘都会约朋友在这里聚谈,从下午15点到晚上20点.喝茶吃饭都在一个地方.“我们都是20多年的老朋友了,也都是搞文学和艺术的.”洁尘说. 1997年,洁尘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随笔《艳与寂》.在接下来不到20年的时间中,她一共出了30多本书,其中有3部长篇小说,其余则是散文、随笔和影评集.在成都作家圈中,她是出了名的劳模,大部分时间都待在书房里.洁尘现在居于城市南郊的家中,每天早上7点起床,然后遛狗、吃早餐.9点钟,准时打开电脑写作,12点钟结束.其他时间,读书、会友、看戏.周末,她也会像上班族一样,彻底休息两天.洁尘最敬佩村上春树的自我管理能力,每天晚上10点睡觉,早上4点起床写作.“作为一个职业作家,我必须要自律,心力、体力要配合好.”洁尘说,“我的很多同行都已经被自我消耗空了.而我仍在痴迷写作,未曾厌倦,感觉仍有好多的东西可以写出来.这是让我感到最幸福的事情.”

她虽然不像李人那样,把成都当作书写的内容.但在她的小说和随笔中,成都确实是一个实在的背景――故事、情绪和观察都来自这座城市.洁尘有时会反思自己为何从未离开,她确实有很多的机会换一个地方生活写作.但迄今最长的一次是去东非旅行,前后只有20多天,就感到厌倦而必须返回.“如果工作中需要协作、资源和平台,成都比不上北京、上海,但对于个体创作者来说,成都却有一种特殊的魅力.”

几年前,成都画家何多苓在上海做一个回顾画展.主办方邀请洁尘写一篇文章,讲一讲何多苓与成都的关系.写之前,洁尘问何多苓:“你去过那么多城市,最喜欢哪里?”何多苓回答,喜欢纽约,因为纽约更像成都.在那篇文章中,她用“灰”和“紫”两种颜色来描述成都.

马识途

何多苓本身喜欢用灰色作画,灰色在他笔下非常独特.而洁尘认为成都也是灰色的,这种“灰”会打消人的很多妄念与自我膨胀.“在成都,我很多朋友都没有凌空蹈虚的时候,略有一点抑郁.这种心境比较适合个体创作者,让你感觉很沉静、踏实.”紫色则代表了成都丰富、乐享的一面.成都本来就是个温柔富贵之乡,物产丰富,不高.“所以成都的文学基因中没有太多对宏大叙事的渴求,甚至责任感、使命感都比其他地区的文学要弱.这种气质让人不由自主的‘内观’,按照自己的内心愿望去创作.比如何多苓就是避开所有的艺术潮流和市场潮流,画出他自己的想法,不去理会外面的标签.而我也是内观写作,在书房里面,拿我喜欢的电影、文学、艺术作为依托,用别人的酒杯倒我自己的酒.”洁尘说,所以成都特别适合艺术家生活.

严格来说,虽然出生在成都,但洁尘并不算是本地人.她的父母是上海人,北京铁道学院毕业后支援三线建设,安家成都.她从小是在铁路大院里长大,家里讲普通话,邻居们也是来自各地的移民.直到1985年,她去四川师范大学中文系读书时,才感到自己真正进入了成都.

80年代中后期的成都,是中国文艺浪潮的一个中心.成都本来就是中国诗歌的重镇.思想解放与新思潮的涌入,又催生了一大批四川本土诗人,包括翟永明、欧阳江河、钟鸣、白桦、张枣、李亚伟、石光华、何小竹等.洁尘也加入了这场艺术狂欢,她的大学生活就和诗歌运动裹挟在一起,过着一种“高度精神化”的日子.诗人和艺术家们就住在学校里,有崇拜者为他们奉上饭票.洁尘开始参加各种各样的文艺聚会,然后半夜三更结伴吃夜宵.“在那个时候,成都的价值观就和别的地方不一样.比如外界看艺术家,并不特别在意他们的头衔销量、一幅画能卖多少钱、作品是否改编成电影和电视剧.但他们尊重艺术家的身份.艺术家没有非要‘成功’的压力.我感到自己的大学过得特别值.”

1989年大学毕业后,她重新回到自己的母校成都铁路中学做了两年教师.1993年,通过考试,洁尘进入《成都晚报》做记者,同时也开始了自己的文学创作,先后出版了一系列随笔集,以及长篇小说《华丽转身》、《酒红冰蓝》等.

在这些作品中,洁尘零打碎敲地去叙述成都价值观.比如成都女孩的爱情,排在前面的并非物质和地位,而是看男孩“好不好耍”.“文艺这个东西就很‘好耍’,所以成都文青文艺都很有市场.成都对人的评价是超越功利的.”洁尘说.这样的文字写得多了,她也被一些媒体贴上了“成都主义”的标签.

2008年汶川地震后,她成为成都公益广告的代言人.她在一篇文章中的话,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共鸣――“我发现成都人的精神状态与成都的地质结构几乎一样,临危不乱,以柔克刚.”在那段时间,她的形象出现在成都的大街小巷.“成都这个城市说起来是很温软、安逸的,但其实骨子里还是很有力量的.”

2002年,洁尘离开报社,进入四川文艺出版社做编辑.两年后,她辞职成为一名自由作家.成都文化圈经常聚会.“这里的人没有抱团意识,没有派别,大家各干各的事,彼此互相体谅.吃饭也是钻苍蝇馆子,看重的是文人间的感情,不像别的地方,谁来了,谁就不能来.”

洁尘正在考虑写一部更加地道的成都小说.时间跨度几十年,有她自己的经历,也有父辈的故事,甚至可能追溯到民国、抗战时期的成都.“成都是一个很个人主义的城市,甚至让人感到一些虚无.”洁尘说,“我就是想写这种相对自由的、安静的、内省的、五色斑斓的、安闲的、自在的成都.” 郫县的颜歌

成都市中心往西,紧挨着金牛区的就是郫县.郫县出豆瓣酱,是川菜里的重要调料,也跟着川菜闻名全国.在女作家颜歌的文学世界里,郫县是小小的“平乐镇”,有东西南北四条街,南街发生的故事是《五月女王》、西街上是《我们家》.

颜歌就是那个人们想象中的成都,大眼睛,身材很好,讲起四川话来细声细语,也是人们想象中“80后”女作家的样子,穿着时髦,留学、英文流利.可作品却不是刻板印象中的“80后”作家群体那些城市里的物质、爱情、青春的扭捏,她写的是郫县人的家长里短.最有代表性的是发表在《收获》杂志上的《我们家》,获得了第11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的年度新人奖.

洁尘

颜歌是笔名,她的本名更富于诗意,来自陶渊明的诗“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荷锄归就是走路,所以她叫戴月行.颜歌告诉记者,她出生之后一直没有合适的名字,一天晚上奶奶推开窗看到满天繁星,就想起了这首《归园田居》.

颜歌的爷爷从前是教私塾的先生,后来做了语文老师,奶奶直到现在还在写诗.如果有客人到家里,她就会拿出诗来跟人分享.家里上过大学的亲戚全读了中文系,爸爸曾经是县里文学杂志的编辑,妈妈因投稿跟爸爸相识、相爱.“我们家文艺氛围浓重到让人难受,有时候觉得他们挺作的.我们家人在一起基本就聊诗歌文学,过年坐一桌子人,大家就开始背诗,我爸特别喜欢苏轼,背着背着就落泪.”颜歌说.

当个作家,在家人眼里是顺理成章的职业,起戴月行这个名字也是觉得听起来就像作家.像“80后”作文写得好的学生一样,颜歌被推荐参加了新概念作文大赛,是当年的第一名.

但是颜歌走得更远,她很快脱离了青春文学的痕迹,把眼光放在自己生长的郫县.“我开始写小说的时候还是一个青少年,每天就是家和学校.这是一个很小的地方,我很讨厌这个,当时就想离它远一点.后来你离开越来越远之后,就会发现这个地方跟你最亲.”《我们家》写到第五章的开头时,颜歌正坐在美国的草坪上,周围是唱歌、跳舞的美国学生,她要在电脑上敲出四川美食来.“薛厂长想去街上吃麻辣兔头,我写到这里一下子就哭了,觉得眼前就像置身于迪士尼乐园,可这些外国人的生活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的灵魂能够找到平静的地方就是那样一个油辣辣、带着泥土味儿的地方.那个时候,你就体会到对故乡的感觉了.”颜歌说.

就像福克纳总是把约克纳帕塔法县和杰弗生镇作为故事发生的背景一样,颜歌的小说里郫县成了平乐镇.平乐镇上的人不可能讲普通话,她写了大量的四川方言.颜歌从小背宋词,虽然很多词已经想不起来了,但影响是潜移默化的,长大后的文字很美,有韵律,可以从头到尾读出来.她一直受的又是知识分子教育,并不市井,这样经过雕琢的普通话写对话非常难,永远像在检测装.而换成四川方言,感觉就对了,因为是她生活中真实接触到的.

用方言写出来的小说就像成都火锅一样红油翻滚,对读者来讲有种想用四川话念出来的冲动.颜歌告诉记者,她的方言都是经过选择的,因为要让普通话读者也能理解它的意义.“比如四川人讲安静,用的是‘清风哑静’,这是一个方言,但是写出来是有意义的.如果是在古代字典里才有的,就没意义.”她还很注重突出韵律感的特点.颜歌最近在《人民文学》上发了一篇小说,里面一句原话是“她孤独独的鞋跟子哒哒地踩着大家的心颠颠”,带着四川人很懒散的幽默感在里面,可改成普通话“她孤独的鞋跟踩在大家的心上”,韵味就消失了.

《我们家》写的是平乐镇豆瓣厂厂长给妈妈筹备八十大寿的故事,并没有跌宕的情节,但是充满了市井的细节,各种麻辣鲜香的吃食和充满智慧的家庭斗争.颜歌告诉记者,她想用一个最熟悉的小地方去表达一个时代的途径,混乱、生机勃勃的、有趣的、又脏又乱的,所有人都在往上走,这是“80后”一代都有的生活经验.

颜歌

如今的郫县已经道路笔直宽阔,高楼林立,跟成都市内差别不大,颜歌笔下那种“80后”小时候生活的痕迹难以寻找.颜歌说,如果小说有原型的话,就是郫县的鹃城豆瓣厂.可是鹃城豆瓣厂也已经搬迁两年多,老厂大门紧闭,不许外人进入.我们向里张望,临近门口的破败小楼才把我们拉回十几二十年的时光.厂门的右侧还留着“益丰和号”的标志,这家康熙年间就创业的调料厂在1949年实现公私合营,跟小说里薛厂长的妈妈曾经是豆瓣厂的女继承人相似.厂房的右边是老派的门市部,橱窗里摆着各种包装的豆瓣酱,郫县豆瓣浓重的h味道飘在空气里.

在窗口站了一会儿,不停有热心的郫县人来向我们建议应该写哪一种豆瓣酱合适,讲话的方式和语调像是带我们进入了《我们家》的时空.颜歌说,《我们家》的主角就是非常典型的四川人,他身为厂长最远只去过香港,而且一点都不觉得好玩,因为没有火锅也没有豆瓣.

“成都平原是很安逸的,不是说很富贵,但肯定饿不着,所以四川人没有什么焦虑,没办法变成一个很富贵的人,也不想费那个劲追求什么东西.就像成都很多诗人,总是在固定几个酒吧里,什么时候去永远在那里喝茶、喝酒,有一种关起门来自己乐的感觉.”颜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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