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财政学理论作为经济学学科的一个分支,自亚当斯密以来,逐渐随着经济学理论及分析方法的不断发展而推陈出新,经历了从传统到现代的重大转变.纵观经济学学科中财政学的发展历史,不难发现,财政学的发展是在其理论和实践不断交互作用下实现的.该文详细分析了当代财政学发展历史的脉络,从而总结出当代财政学的发展成果,同时指出我国当前的财政在税收政策、公共怎么写作、公共财产建设等方面的发展趋势和所面临的挑战.
财政学作为经济学学科的一个分支历来受到各国理论工作者和社会实践部门的关注及重视.尤其是在18世纪中期,自亚当斯密为其搭建了专属的基本框架以后,财政学更是在不断的理论及实践中一步步发展壮大起来.但从上世纪末开始,由于其他经济科学的研究对财政学的渗透以及财政学自身的学科名模糊等问题的出现,使得财政学的发展方向逐渐变得模糊不清,财政学的去处以及出路成为了当代财政学所面临的重要问题.
一、财政学的历史发展脉络
在18世纪中期,由英国苏格兰人亚当斯密所写的《国富论》的出版标志着当代财政学和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正式诞生.随着社会的发展,财政学和经济学的发展紧密连接着,财政学的理论更是在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的不断推动下而推陈出新[1].对于西方的财政学发展史而言,其学者在研究的过程中经常将财政学归为两大传统,即“盎格鲁-撒克逊”传统以及“大陆传统”.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经过经济学家对两种传统理论的不断融合和创新,逐渐使得传统财政学向现代财政学进行转变.
“盎格鲁-撒克逊”传统.“盎格鲁-撒克逊”传统是由英国古典学派经济学家所开创的.亚当斯密对财政学持有的思想特点在于自由放任,其认为政府在国家财政上应充当“守夜人”的角色.在《富国论》中,亚当斯密提到政府应该履行在提供国防、司法及公共工程建设三个方面的职能,因为其认为在国家的财政运行中,政府的支出是非生产性的.在这个观点提出后,亚当斯密《富国论》理论的追随者李嘉图、萨伊和马歇尔等持有经济自由主义观点的古典以及新古典经济学家将其逐渐深入,继而发展形成了西方财政学的“盎格鲁-撒克逊”传统[2].“盎格鲁-撒克逊”传统主张“最好的政府是管理最少的政府”这一理论,其推崇在资源配置中市场机制所具有的神奇作用,认为“看不见的手”会将私人利益引向公共利益.这一理论传统自18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三十年代一直处于财政学以及经济学的主导地位.由于这一理论传统所持有的观点对政府的影响,使得政府过于注重对税收的研究而忽视甚至根本没有涉足对公共支出的研究,这也成为了该时期财政学的主要特征.该特征主要表现为在财政理论体系中税收原理处于无与伦比的最高地位,而财政的公共支出主要用于维持国家政府部门的自身运转.
“大陆传统”.与英国古典学派提出的“盎格鲁-撒克逊”传统相对的是由奥义学派和瑞典学派所开创的“大路传统”.尽管在18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三十年代由亚当斯密所开创的经济学体系长期占据着欧洲主流的经济学地位,但还是有一些当时的“非主流”经济学家对其持有不同的观点和看法.相对于“盎格鲁-撒克逊”传统而言,这些“非主流”的经济学家在国家的经济职能方面更加注重其对于公共支出的积极作用,并对其进行了一系列的详细分析,逐渐形成了国家公共财政理论的另一传统,被人们称为“大陆传统”.“大陆传统”这一理论的代表人物分布在欧洲的各个国家,并且形成了不同派系.其中包括德国历史学派,代表人物有罗雪尔、瓦格拉；瑞典学派,代表人物有经济学家维克赛尔、利达尔；奥意学派,其中包括奥地利和意大利的财政学家.值得一提的是,在“大陆传统”这一理论中,作出最大贡献的就是瑞典学派的维克赛尔[3].其不仅对普通的经济理论发展作出了贡献,同时也将国家的公共支出和税收相结合并进行研究,得出国家公共部门的决策实际上是国家政治和集体选择的过程这一理论.其后布坎南正是由于吸收了这一理论的重要思想并加以发展,从而创立了对世界财政学影响广泛的公共选择理论,同时该理论也成为了现代财政学的基础理论.
当代财政学的诞生.“盎格鲁-撒克逊”传统与“大陆传统”这两种学派理论体系分别侧重了政府功能的两个方面,但由于国家社会经济问题以及俩派学者思想交流上的阻碍,使得对于理论需求方面相对匮乏,故两派理论体系是在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的催生以及众多经济学家不懈努力之下,经过了漫长的社会变革继而慢慢融合到一起并归入财政理论学之下[4].在此之后,财政学才拥有了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同时也打破了从18世纪中期所建立起的传统主流经济学只关注国家税收的理论传统.在全球经济危机后,由凯恩斯提出的宏观经济理论逐渐渗入到各国的经济理论体系当中,该理论强调了在稳定宏观经济的过程中政府应该起主要作用,倡导应由政府的财政支出来带动国民的经济增长,突出了公共部门的重要性.这一理论的提出使得传统经济理论学对于财政学的解释完全不能满足国家进行对公共部门活动的分析.在此前提下,经过布莱克、鲍文和布坎南等经济学家的不断努力,使得财政学理论终于在20世纪中期发生了由传统财政学向当代财政学的转变.充分重视公共支出是当代财政学理论的基本特点,其不但分析了公共部门的决策过程及决策效率,还强调了在国家财政控制中政府对经济干预的必要性,继而使得财政学的研究领域及研究方法得到了极大的扩展.1980年《公共经济学讲义》的出版代表着财政学公共经济学进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5].
二、财政学的近期成就
目前财政学的发展已近深入到经济学的各项领域,并且成为了经济学中微观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逐渐吸收了计量经济学和理论经济学中最前沿的理论思想和实践工具,使得当代财政理论学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
税收理论发展.帕累托有效税收的结构研究.所有财政扭曲都是由政府税收导致的,但是财政扭曲数量的减少不会使税收制度总体的超额负担随之减少.基于这样的前提下,帕累托有效税收的结构是根据在给定技术的和其他方面进行约束时,在他人的近况变差下,没有任何一个人的境况会发生好转.具体的社会福利数据可能在帕累托有效税收结构中选择一个对社会能产生最大福利待遇的税收结构.在政府知道每一个国民所有信息的前提下,就可以根据每个国民的不同特征进行收税,因为一次性的总赋税可以体现出帕累托的税收效率.但是对于某些对信息约束其关键作用的方式,这样的结构所产生的结果并不如拉姆齐所描述的那样,比如闲暇和消费之间一旦分离就不会产生商品税[6]. 税收的激励理论.税收对劳动力供给、风险承担、企业融资、个体储蓄以及企业红利发放等方面的影响是税收的激励理论主要研究的方向.其中分析个人所得税对劳动者供给决策的影响以及对比累进税对劳动力供给的激励效应是国家税收对劳动力供给的主要研究方向.而税收对个人储蓄的影响主要是依靠分析利息税对个人储蓄行为的影响,并使用代数的推算方式表达出利率的变动,进而判断个人所得税的实际收益下降会对个人储蓄行为造成不良的影响.风险承担在税收过程中受到的影响则是通过分析税率的波动对投资者造成影响来进行判断的,其中如果税率的变化与风险投资资产的数量呈同比变化时,就会增加风险的几率.企业投资过程中如果受到税收的影响,则集中表现在税收抵免政策对企业投资的激励所产生的效应上.
2.最优化的税收理论
最优税收理论的研究热潮最初是由米尔里斯关于最优税收的研究取得显著成果所引发的,米尔里斯也凭借此项研究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在此之后就出现了大量有关于最有税收理论的相关文献.其中最著名的最优税收理论是拉姆齐法则,它指出在政府无法不能征收归总税的前提下,可以针对不同需求的商品使用不同的税收政策,以确保税收效率利益损失的最小化.当然有关于最优税收的理伦还有其他相关的法则出现,例如科利特-黑哥法则.其主张针对不同的商品进行不同程度的课税收缴,以实现最优化的商品税和所得税之间的联系.
公共选择的理论发展.公共选择理论是由布坎南与塔洛克发表的《同意的计算》一书所开创的,同时公共选择理论也是财政学的基础理论.其取得成就主要表现在对于规则的研究、对官僚制经济学发展的分析、探讨公共选择理论在实践中的应用以及关于讨论寻租理论的发展等方面[7].
政府预算的理论发展.在经济学家芬劳和瓦尔达沃斯基的不断努力下,公共预算理论构建在20世纪中期取得了迅猛的发展,使得渐进主义学派在国际社会中风靡一时,一度占据着公共预算理论中具有支配地位的主流理论.渐渐地各国的公共预算专家不再满意于公共选择理论和渐进主义对公共预算的解释,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了宏观预算模型（政策过程模型）这条新的用于研究公共预算的路径.
三、财政学面临的未来挑战
尽管目前财政学已经取得了丰富的理论成果和实践应用,但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经济水平的逐渐提高,财政学方面所需要解决的问题对理论上的需求已经大大超出了固有的财政学理论.当前许多新进的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并没有相应的财政学理论来提供解决办法,故这也就为财政学的未来发展提供了方向,同时也是财政学所面临的挑战.从当今社会发展来看,我国的经济生产力在国际中所占的地位在某种程度上取得了一定的提高,这种提高正是源于财政学在我国经济发展中所起到的促进和推动作用.尽管我国已经进行了市场化改革,但由于社会性质的原因,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与西方国家还存在着很大差别,西方国家的财政学往往无法适用于我国在现实中所出现的问题[8].而我国的财政学理论是随着社会发展由西方财政学慢慢引入的,所以在财政制度方面我国本土的可以借鉴的文献及著作并不是很多,故深入研究适合我国本土化的财政学理论是我国财政学领域所面临的首要问题.
自18世纪中期亚当斯密提出财政学的基本理论开始,国际社会的经济大背景开始了迅速的转变,这也使得我国的经济发展速度达到了突飞猛进的程度,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我国社会发展的脚步.但相对的也出现了许多问题,为了更好的促进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故建立健全中国本土化的财政学理论也就成为了我国经济发展中所要面临的新型挑战.
（作者单位：北京市密云县财政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