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文简原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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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公文属于应用文体,重在实用,因此公文的写作应该言简意明.在我国漫长的公文史中,这一要求在曲折发展中逐步实现.从总体来说公文的文风经过不断变革,朝着简明、实用、通俗的方向发展.

关 键 词 :公文;简洁明了;公文史

[中图分类号]:H15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2)—18—0—01

公文是直接为社会公务活动怎么写作的所有文书的集合,属于应用文的范畴,因此公文具有实用性的特点.这一特性也决定了我国的公文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朝着简明实用的方向发展.

夏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有据可查的我国最早的公文名称是“誓”《尚书》中以“誓”为名者共五篇,其中《甘誓》是夏开国帝王启讨伐有扈时发布的军事动员令,《汤誓》是商汤讨伐夏桀前发布的军事动员令.从写法上看,它们大多中心突出,富于气势和鼓动力.如《甘誓》:

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罚.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

这篇不足百字的公文说明了举兵讨伐的缘由,明确了作战要求,规定了奖惩办法.慷慨激昂,具有很强的鼓动性.通过这篇公文我们可以推测出夏朝的公文总体来说具有简洁实用的特点.

商代的公文中数量最多的是以甲骨为载体的甲骨公文.甲骨公文字数很少,一篇文章只说一件事情.这成为以后的公文普遍遵守的规则,是公文区别于其他文章的重要标志.

春秋战国时期,外交频繁,变法兴起,文教事业繁荣,公文的体裁和文风出现了多样化倾向.当时的公文,散见于《左传》、《国语》、《战国策》以及后来的《史记》中,出现了李斯这样的公文写作大家.从总体上来说,这一时期的公文具有简洁明快,文风朴实的特点


秦代公文注重公文的内容而不讲究文采.秦朝短暂,秦代为数不多的公文大多具有“尚质而不文”的特点,即注重公文的内容而不讲究文采,如秦始皇的《除谥法制》:

朕闻太古有号毋谥,中古有号,死而以行为谥.如此,则子议父,臣议君也,甚无谓,朕弗取焉.自今以来,除谥法.朕为始皇帝,后世以数计,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

这篇出自秦始皇之手的公文,文章简短,表意明确,无浮词修饰,体现出了这一时期公文的特点.

西汉初期公文的主要特点是政论性强,有很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受赋体和骈体文的影响,自西汉中期开始,公文出现形式浮华而内容不实的现象.从西汉中期到南北朝,公文文风总的发展趋势是日益追求词藻华美,形式奇巧,而忽视公文的内容.

南北朝时期骈体盛行,多数朝廷的公务文书都是用骈体撰写.这种文体不符合公文务实的要求,是公文发展史上的一股逆流.但这一时期一些比较务实的政治家,也写出了很多以散文为主的佳作,如曹操的《让县自明本志令》、诸葛亮的《出师表》等.

隋代初年的公文几乎完全继承了梁、陈讲求文辞华美而忽视内容的形式主义文风,一些有识之士提出了改革文风的建议.隋初大臣李愕于开皇三年(583年)呈《上高帝革文华书》称自魏三祖以来“文章日繁,其政日乱”请求朝廷“屏黜轻浮,遏止华伪”.隋文帝杨坚采纳了李愕的建议,于次年“普诏天下,公私文翰,并宜实录,违者治罪”.由此拉开了隋唐文风改革的序幕.其年,泗州刺史司马幼之,以上表不切实际而获罪,使隋代的文风有所改变.

隋末唐初,王道撰《中论》,严厉批判六朝文风华彩有余,骨气不存的弊病,强调重道轻艺,文以载道,提倡“约以则,得以典”的现实主义文学风尚,由此揭开了唐代文风革新运动的序幕.文学风气的纠正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唐代公文的写作风格.唐朝初年,高祖李渊就于武德元年(618年)发布了改革文风的《诫表疏不实诏》,严厉批评了“表疏因循,尚多虚诞申请盗贼,不肯直陈”,“乱语细书,动盈数纸,非直乖于体用,固亦失于事情”的现象.初唐时期,唐太宗李世民提倡文章“叙政简要,议论博深”.唐代中期,骈体文又有所抬头,中唐时期韩愈、柳宗元等针对骈体文提出“文以明道”、“陈言务去”等主张并发起“古文运动”,把文风改革推向, 使骈体的浮华之风有所收敛.经过几辈人的努力,唐代公文总体上呈现出质朴务实的文风.

唐代文风改革一直延续到宋代,宋代公文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高,是我国公文写作的繁荣期.

元代的公文共有十六个文种,与其他朝代相比,文种减少.元代统治者重武轻文,机要多由蒙古、色目族官吏掌管,公文写作不重章法,缺乏规范.

明国之初,不少官吏起草的公文繁琐冗长.朱元璋对公文动辄数千言上万言非常反感.洪武九年(1376年),刑部主事茹太素上呈一篇长达一万七千字的公文.朱元璋让人念给他听,念到六千三百多字时,还不知讲些什么,朱元璋大怒,命人将茹太素打了一百大板;随后朱元璋命令中书省定立了建言格式,“颁示中外,使言者陈得失,无繁文”.自此臣僚奏章都写得很精练.为了使这一成果巩固下来,朱元璋与大臣刘基一起拟定了文章程式,规定每篇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个部分组成,名为“制义”.这种规定,当时在删削冗篇、精炼文字方面确实有过积极意义,但这种八股文,后来却成了束缚思想的文字枷锁.崇祯时期,明思宗朱由俭要求上书的官员将自己的奏疏用百字左右进行摘 要 ,贴在奏疏的尾部,这百字左右的摘 要 ,因为写在黄纸上,所以叫“贴黄”,这一制度即后来所谓的“贴黄制度”,一直沿用到了清代.

清代公文篇章众多,良莠混杂,文牍主义盛行,但也有不少公文具有朴实凝重,简练通达的特色,如林则徐的《谕各国商人呈缴烟土稿》,语言简洁明快,铿锵有力,是清代公文的名作.

在近代,太平天国发布了《戒浮文巧言谕》,要求所有的公文都应该简洁明了并且来不得有半点虚构,不允许任何编造.

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封建王朝统治,不仅废除了封建文种和封建恶称,而且确定使用白话和标点.文风朝简明、实用、通俗的方面迈进了一步.“五四”运动时期,人们起来打倒老八股、老教条,推动了文风大解放.国民党政府时期接二连三地对公文和公文工作进行了改革,虽然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因国民党政权的腐败,文风也日渐繁琐、冗长、僵化.

1942年,在延安领导了在我党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精兵简政和整风运动.这次运动对公文及公文工作进行了重大改革.这次改革以反对文牍主义,党八股,精简与调整文书工作机构以及改进公文工作为中心,使新公文向着正规化、科学化迈进了一大步.

1951年初,发布了《关于纠正电报、报告、指示、决定等文字缺失的指示》,对当时出现的篇幅冗长等缺点提出了纠正的措施.同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发布了《公文处理暂行办法》,明确要求公文的草拟要精炼,条理要清楚,篇幅要力求简短.2000年,国家公布了《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将“直述不曲”列为写作笔法要求.

公文从简原则的发展历史启示我们公文的写作必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力求平实,坚持实事求是的,努力减少空话套话,更不要故作玄虚.唯有这样才能保证国家、政党的精神和政策以一种十分平实并且严肃的形式被传达和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