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下协谋汇智

新中国军事战略方针历来是党史军史研究的一个热点,但对相关问题的看法仍存在模糊认识.有人提出,“在人们的思维定势中,只有最高领袖才有资格考虑战略问题.”[1]有外国学者也认为,“中国在很多时候是一个信奉领袖魅力与领袖智慧的国度,这种文化基因使中国的决策者在很长时间内并没有真正重视智库的作用.”[2]本文依据相关史料,对上述模糊认识,进行辨析,澄清史实,以求指正.一、最高领袖之外的军队其他领导人对军事战略方针制定与调整具有重大影响力关于新中国第一个军事战略方针的制定,有论著认为这一战略规划的第一人是.如军事科学院编著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八十年》就认为：“关于反侵略战争的战略方针问题,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就已明确过.1955年4月,在书记处会议上重申：中国的战略方针是积极防御,决不先发制人.”[3]至于是在什么场合,什么情况下第一次明确这一方针的,并没有给出具体说明.关于反侵略战争的战略方针,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确有一些论述.1950年9月,指出：“我们所进行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建设事业,都要考虑到敌人就在面前这个情况来讨论和决定.”[4]但是,应该看到,在新中国成立最初一段时间,将更多精力放在应对残余军力上.1951年1月,他指出,“敌人进攻,只有蒋匪,不会有外国人.”[5]目前掌握的史料反映出,当时对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军事战略方针,并没有明确提出具体意见.与此相对应,早在1952年4月4日,粟裕就已经提出需尽早确立军事战略方针,并向军委呈递报告,列举了军事战略方针不明确带来的一系列严重问题,“海岸要塞的修建,各区只按自己的需要建筑,选在于整个战略无关重要的地点,而造成不应有的浪费.”[6]粟裕建议：“必须首先确定我们国家的整个战略方针,检测定敌国及其进攻的方向以及次要的进攻方向等,以制订我们的作战方案.”[7]不难发现,在军事战略方针问题上,粟裕确实见事早、思考深、看得远,对战略方针的及时确立作出了重要贡献.此外,在第一个军事战略方针制定过程中,主持军委工作的彭德怀也发挥了关键作用.1955年3月,作出“应付突然事变”指示后,彭德怀立即组织军委专题研究战略方针问题.4月,他向书记处明确提出必须解决战略方针问题.1956年3月6日,彭德怀主持召开军委扩大会.会前,他致信,说明战略方针问题同国家经济建设关系密切,建议邀请政府相关负责同志参加,得到批准.因此,参加军委扩大会的除93名高级将领外,还有国家计委、国家建委、财政部、交通部等领导.会上,彭德怀作了《关于保卫祖国的战略方针和国防建设问题》报告.4月2日,批准了这个报告.至此,在彭德怀的具体领导和主持下,积极防御正式被确立为指导新中国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战略方针.二、统帅部参谋人员对军事战略方针制定与调整具有重要影响力新中国军事战略方针制定和确立后,于上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初进行了第一次调整.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又进行了第二次调整.对于军事战略方针的第二次调整,目前权威论著又将其概括为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的战略性转变——“从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准备状态转到和平时期建设轨道上来.”[8]但是,对于战略性转变决策建议提出及相关决策过程,却语焉不详.近年来,新出版的回忆史料为厘清上述问题提供了史实依据.最新披露的回忆史料说明,军队建设指导思想战略性转变的决策动议并非源于军队最高决策层的预先谋划,而要首先归功于一个青年参谋军官群体的前瞻思考与大胆建议.上世纪80年代初,就职于总参作战部的张胜组织一群青年军官向军委提交了《关于制定和平时期国防力量发展方针的建议》,明确提出：“目前应该抓住国际上出现的有利的和平时机,把国防建设的指导思想从立足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状态,坚决果断地转入到和平时期建设的轨道上来.”[9]张胜还就此问题向主持军委工作的杨尚昆进行了汇报.这一建议引起了杨的重视,并要求张胜与军委主任李希庚共同研究.当时,李希庚正在为杨尚昆准备军委扩大会讲话稿.经过一番论证和斟酌,最终张胜等人提出的建议被吸纳进了杨尚昆的讲话稿,上升为军委的战略意见.据张胜回忆,“杨的讲话中到底还是用了我们建议中的一句话：‘要实现我军建设指导上的战略性转变,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转到和平时期建设的轨道上来.’”[10]随后,这一表述理所当然被总部印发的许多文件引用,成为阐述战略转变的固定用语.佟炜铭、章沁生、李秉彦等人先后参与这项工作.这群年轻参谋的意见直接影响了最高战略决策,这也有力说明了我军战略决策参与主体的多元化和决策过程的化.三、智库在军事战略方针制定与调整过程中的怎么写作咨询作用明显长期以来,许多人都形成了一种错误印象：智库对中国的战略决策影响不大,作用有限.实际上,这完全是一种偏见.揆诸史实,我军的战略智库早已有之.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等第一代领导人就高度重视智库在战略决策中的作用.1949年10月20日,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指出：“我赞成张文白先生的提议,组织个国防研究小组,开始做些工作,由张先生当组长,刘裴将军当副组长,蔡先生、傅先生当组员.”[11]这个国防研究小组,即新中国最早的战略智库.值得注意的是,新生的人民政权以无比广阔的胸襟吸纳了诸多“败军之将”作为决策高参.此外,军事科学院成立于1958年.作为军委直接领导的军事科学研究机关,直接承担为军委、总部决策咨询的职责.军科成立以来,向军委和总部提出了大量有价值的咨询建议,对战略决策产生了重要影响.例如,关于军事战略方针的第二次调整.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为重点应对苏联可能对我“三北”地区的大规模入侵,在军科院工作的粟裕提出：在战争初期,“要诱敌深入,以暴露敌之弱点,利于我军寻机歼敌；又要阻其长驱直入,以掩护我军战略展开和全国战时动员.”[12] 粟裕的这一认识,应该说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但是否应该在战略层面强调诱敌深入,引发了关于军事战略方针更深层的思考.军科院院长宋时轮明确提出不宜把“诱敌深入”作为战略方针.宋时轮指出：“如果继续沿用‘积极防御,诱敌深入’的八字军事战略方针,把诱敌深入作为战略问题,就等于放弃了沿海和三北地区的战略要地,放弃了中国80%—90%的国民经济和工业生产能力.”[13]1980年9月,宋时轮向军委正式提出建议,将“积极防御,诱敌深入”调整为“积极防御”.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元帅相继做出肯定批示.同年10月,军委召开全军高级干部战略指导问题研讨会,作出结论指出：“我们未来的反侵略战争,究竟采取什么方针?我赞成就是‘积极防御’四个字.”[14]这标志着军事战略方针第二次调整的完成.回顾新中国成立后军事战略方针制定调整的历程,不难发现：在新中国军事战略方针决策过程中,并非某些别有用心者所揣测的那样是由最高领袖独断乾纲.我党我军领导层,在筹划军事战略方针的决策过程中,绝非单纯信奉领袖的个人魅力与智慧,而是逐渐形成了以军委扩大会为基本形式的决策机制.新中国成立后军事战略方针制定调整的历程,生动展示了我党我军领导人统筹全局、英明果断、上下协谋、团结的崇高风范.今天,我们要认真学习我党我军领导人、统帅部成员以及智库之间团结无间,实事求是,讲科学,讲,讲党性的崇高品质,切实增强以坚强党性和优良作风推进部队科学发展的使命感.注释：（1）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1）：457.（2）姚忆江,吕正韬,张雪歌.智库建设中国军改新重心.南方周末,2012-1-4.（3）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八十年.军事科学出版社,2007（12）：333.（4）建国以来军事文稿（上卷）.军事科学出版社,文献出版社,2010（1）：202-203.（5）建国以来军事文稿（上卷）.军事科学出版社,文献出版社,2010（1）：452-453.（6）粟裕文选（第三卷）.军事科学出版社,2003（7）：72.（7）粟裕文选（第三卷）.军事科学出版社,2003（7）：73.（8）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八十年.军事科学出版社,2007（12）458.（9）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1）：457.（10）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1）：459.（11）建国以来军事文稿（上卷）.军事科学出版社,文献出版社,2010（1）：40-41.（12）粟裕文选（第三卷）.军事科学出版社,2003（7）：591.（13）“诱敌深入”淡出历史舞台——宋时轮将军提出修改军事战略方针的前前后后.解放军报,2008年11月26日,第3版.（14）关于新时期军队建设论述选编.八一出版社,1993（3）：44.作者简介：吕晓勇,南京政治学院军事思想与军事历史系军事历史教研室副主任,讲师,军事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