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我本人不喜欢起外国名,总觉得一个人的名字如同面孔,该是一对一的,如果再起一个名字,等于戴上一个检测面具.正因如此,我出国二十年,始终不肯在名字的问题上入乡随俗
在国外,总有当地人要我帮他们起中国名字,再用方块字写到一张纸上,如获珍宝,回家钉到门上或贴到墙上.这种时候我挺矛盾,态度总是半推半就.
我本人不喜欢起外国名,总觉得人的名字如同面孔,是一对一的,再起一个名字,等于戴上一个检测面具.因此,出国二十年,我始终不肯在名字上入乡随俗,宁可让老外把“余”念成“义乌”,把“泽”变成“贼”,宁可最后删繁就简,让朋友叫我“民”,也不想被叫做“卡博尔”或“托马斯”,因为我实在无法想象那些洋名能与我同一.
我在布达佩斯认识很多汉学家和中文学生,确实有不少老外的中文名起得很棒.在老一辈中,有年近九旬的匈牙利汉学鼻祖陈国老先生和夫人范凌思,不久前去世的中国近代文学专家高恩德,研究中国戏剧的谷兰女士；在与我同辈的人中,有我在《欧洲醉行》里提到过的好友卓力,现任匈牙利驻沪领事馆文化参赞的李雅娟⋯,⋯,不过,由于他们的名字太中国化了,光听名字,让人很难想象他们是外国人.匈牙利名字本有很强的民族性,但在他们的中文名里,这种特征丧失了.
我半推半就地给外国朋友起名,还有一个原因是怕他们自己翻字典乱起名字.好几年前,我陪匈牙利作家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出访中国,拉斯洛的小说不仅在欧美文坛地位显赫,根据他的小说改编、由著名导演塔尔贝拉执导的《撒旦探戈》《鲸鱼马戏团》,更是电影史上的经典之作.
有一次,我陪拉斯洛在北京拜访一位中国学者.拉斯洛从包里掏出一张名片郑重其事地递过去,对方接到手里看了一眼,一脸狐疑地皱眉问我：“他的名字是你给起的吗?”我被问得云里雾里,凑前一步,扫了对方手中的名片,噗嗤笑出声来,连连澄清：“不是,不是,绝对不是我起的!”
原来,拉斯洛的中文名字叫――好丘.
问过拉斯洛,才知道这个中文名是他动身前特意请匈牙利汉学家给起的,主要由于拉斯洛的匈牙利姓有“美丽的山丘”之意.给他起名的人得意地告他：“好”字有两个意思――“美好”和“喜好”；“丘”字也有两个意思――“山丘”和“孔丘”,因此“好丘”这个名字一语双关,既可以理解为“美丽的山丘”,也可以解释为“喜欢孔夫子”.
不久前,我新翻译的匈牙利长篇小说《宁静海》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去年秋天,该书的作者巴尔提斯阿蒂拉应上海作协之邀,去沪住了两个多月,参加上海国际写作计划活动.《宁静海》的编辑付艳霞特意赶到上海与他谋面,回京之后,小付在MSN上跟我大夸作家的风度,告诉我交谈的收获,也讲了一个十分可爱的小插曲：他俩谈话之间,巴尔提斯从兜里掏出一张纸条给她看,上面写着：钵体寺.巴尔提斯希望中文版小说出版时,能用这个中文名字.
小付一看就憋不住乐了,说“这不是人名,是个庙名”.并问这名字是谁给起的?巴尔提斯回答,说是自己根据发音从中英字典上挑出的字,他觉得这三个字既贴近自己名字的发音,又能代表其内心的愿望――他希望自己的身心能够达到清静妙觉的佛家境界.
听他讲得如此认真,弄得小付不好意思再乐,于是耐心地向他解释,外文名翻译要符合中文习惯,并不是什么字都能用的.
巴尔提斯从中国回来,立即约我在布达佩斯见面.谈笑中,提到“钵体寺”的那段插曲,作家突然想起什么,立即起身请我去书房.写字台上,摊着几张毛笔字,他说是一位上海女作家为他写的,他指着其中一幅告诉我,这就是他的中文名――圣寿.
我不禁惊叹,这个名字起得真够响亮!他告诉我说,这个名字是根据一个庙名改的,并给我讲了他取这个名字的来龙去脉.要知道,在去中国之前,他也跟我一样,认为只可能有一个名字与自己同一.后来,他把这段心路写进了《宁静海》的作者序里,小说家宁肯和评论家杜庆春,读了之后都跟我说：作者的这篇序写得真好!
驻沪期间,巴尔提斯搭长途车造访了长兴水口的千年古刹――寿圣寺.他在竹林间的客房里痛哭了一场,“并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只是在陌生之地,四十二个春秋的甜酸苦辣倾囊倒出,不过体系还能运转,就像用锄头刨开了一座蚁丘”；在银杏树下了一夜,“试图把我那些四散奔逃的蚂蚁一只只地捉回到一起.想要重建体系.我找到了自己习惯了的、安全有效的焦虑不安”；在拂晓僧人们去用早餐时,他回屋躺下,并且发现,“我既没有把我四散奔逃的蚂蚁捉回到一起,也没有忘记它们,我只不过意识到了,这座蚁丘坍塌了.现在,在远离我的写字台一万公里的地方,我与宁静同一的程度,就跟十年前我曾与《宁静海》同一的程度完全相同.”
就这样,一个生平第一次远离自己的外国人,在中国,找到了内心久违的宁静.★
(作者为作家、翻译家,现居布达佩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