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艺术之源

清末民初,教育革新的呼声日渐增强,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前后,正是我国教育走向现代化并取得重大进步的关键时期,有识之士更是将教育事业看作是“人才盛、国势强”的关键.在此背景下,中国近现代专业的美术教育也借此拉开了序幕.1912年,刘海粟创办上海图画美术院,成为我国现代美术教育史上第一所正规美术专门院校；1918年,国立北京美术专科学校成立,成为中国第一所国立美术院校；1922年,颜文在苏州创建苏州美术专科学校；1928年,蔡元培、林风眠选址杭州西子湖畔,创建国立艺术院.这几大美术院校的建立,使得中国的美术教育进入了前所未有的专业化阶段,助推了“洋画运动”在中国的展开,更重要的是对日后架构中国美术教育体制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孕育了一大批现今享誉国际的绘画大师.尤其是几位美术教育家,他们当年的艺术主张和治学态度,至今仍令我们振聋发聩.如今,中国现当代艺术日新月异、蔚为大观,我们再次回首这段历史,或可视为中国近现代艺术的寻根之旅.

上海美专

民国元年（1912年）,17岁的刘海粟联络吴始光、汪亚尘等画友在上海乍浦路上的一间画室共同筹创了上海图画美术院,这也是中国近现代第一所私立美术学校.1930年,上海图画美术院更名为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上海美专.上海美专是中国近代美术教育的一个起点,从最初的艰难起步,到后来各路名师云集,上海美专在1920年代即建立起了一个完善的学科体系.上海美专有三个“第一”,它是中国第一家确立野外写生与旅行写生教学制度的美术院校；是第一家实现男女同校的美术院校；也是首个将人体写生正式列入教学课程的美术院校,这在不仅是美术教育界的一件创举,同时还具有冲破封建礼教束缚的社会意义.刘海粟曾感言：“吾国宣传新文化之始,无美术地位；吾国创行新教育之始,亦无艺术教育之地位.新美术在文化上占一有力之地位,自上海美专之始；艺术教育在学制上占一重要之地位,亦自上海美专之始.故上海美专为中国新兴艺术之中心,此国人所公认,非余之私言也.上海美专创立之纪念日,亦即中国新兴美术之诞日也.”在蔡元培所提“闳约深美”精神的影响下,上海美专在新文化运动的浪潮中,对中国近代美术教育无疑具有着引领作用.

北平艺专

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是第一所国立美术专业学校,但正是这“国立”二字给它带来了命途多舛,不断沿革的历史.在“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时代,每换一次政府,“国立”的北平艺专就跟着改一次.从1918年郑锦成立的北京美术学校,到1949年徐悲鸿任校长的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短短30余年间,校名经历了12次更改,隶属北洋政府、国民政府以及日伪临时政府3个政府.31年内,北平艺专历任校长及写作技巧校长共计22位,包括郑锦、肖俊贤、林风眠、徐悲鸿、杨仲子、严智开、陈之佛、潘天寿、王石之等等中国近代美术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而齐白石、黄宾虹、溥心畬这三位中国近现代画坛最富盛名的画家曾同时任教于北平艺专,也充分说明它的师资力量之高级.作为北方画坛重镇北京的唯一一所官办美术学校,北平艺专可谓是民国美术教育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通过它31年的沿革,也奠定了美术学院的艺术教育“写实”和“艺术为大众怎么写作”的核心宗旨.

苏州美专

一生矢志于油画实践的颜文樑于1922年创办苏州美术专科学校,及至1952年合并于华东艺术专科学校,颜文樑一直担任校长职务,使得这所学校深深地打上了他的个人印记.在颜文樑与校董吴子深等人的倾力打造下,苏州美专逐渐从一间草野学堂成为当时教育部正式立案的正规美术院校,其校舍之豪华、拥有石膏像数量之多,位居同期国内美术学校之冠.颜文樑始终对油画创作抱有极大的热忱,早年间曾自制油画颜料,自学油画创作,1928年赴法留学之后,又广泛吸收古典主义和印象主义的画法,回国后传授给他的学生,同时也将西方学院式的美术教育移植到中国.颜文樑崇尚西方古典主义的“科学法则”,通过、素描、色彩所达到的形象准确,构成了他教育的基础,同时也是创作的基础.不仅如此,颜文樑和苏州美专还非常重视实用美术（艺术设计）的教育,开创了纯绘画与实用美术教育并举的先河.尽管抗战爆发后,苏州美专颠簸流离、几经易址,但从未放弃过办学的决心,这也集中体现了“韧、仁、诚、自强不息”这七字校训所折射的“沧浪精神”.

杭州艺专

回顾中国绘画史,上个世纪30年代的杭州国立艺专,是一段不可复制的传奇.日后蜚声全球的艺术家,很多都出自这所西子湖畔的院子,包括吴冠中、林风眠、朱德群、赵无极等等.1928年,蔡元培在孤山罗苑举行的开学典礼上豪迈地宣布“大学院在西湖设立艺术院,创造美,使以后的人都改其迷信的心为爱美的心,藉以真正完成人们地生活”. 彼时,中国社会正处在有史以来最剧烈的文化冲突之中.校长林风眠以蔡元培的“思想自由,兼容并蓄”为建院方针,以“介绍西洋艺术；整理中国艺术；调和中西艺术；创造时代艺术”为学术目标,促进了东方新艺术的诞生.20世纪中国上半业艺术发展中,没有一所学校对西方艺术思潮的反应如此迅速、敏捷,更没有哪个学派从技术到理论对传统的国画有最坚定的捍卫.以林风眠为代表的融合派与潘天寿为代表的传统派,主张大相径庭,但它们不是互相轻视、互相攻评,而是互相促进、互相发展.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而这也是国立艺专所创造的它最鲜明的特征之一.这种特征一直影响着学校的发展,成了它自身传统的一个重要部分,并使它成了中国艺术教育史上大师涌现最多的学院.

四大美术教育家

在中国近现代美术教育史上,徐悲鸿、刘海粟、林风眠、颜文樑并称“四大美术教育家”,一生致力于融合中国传统精神和西方文化艺术的探索,将毕生的主要精力用于革新美术教育的事业上.他们始终坚持中西融合的方式,先后创办或任职于中国最早的几家美术专科学校,并引进西方先进的色彩、解剖、等理论,积极改良着中国传统美术,同时在确立教学目标、创建教学体制、实施教育方法和编制美术教材等方面各自摸索出了一条“西学东用”的道路,在艰苦的条件下培养了几代杰出的教育和创作人才,为中国美术教育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美术留学风

维新变法前后,中国兴起了广泛的青年学子留洋风潮,在“西学东渐”的大背景下,中国美术界人士也不甘落后,先后选择留学欧美或日本,北有徐悲鸿、庞薰琹等,南有颜文樑、陶冷月、刘海粟、关良、吴粹中、林风眠等.他们吸收西画之精华,博采众长,不约而同地走上了一条中西融合之路,奠定了中国近代美术的基础.而这些美术先驱归国之后,在以个人创作改良中国画的同时,纷纷投身于中国近现代的美术教育事业,并通过个人的社会活动和影响,助推了“洋画运动”在中国的展开,也孕育了中国近现代美术的未来.

从临摹到写生

随着北平艺专、上海艺专、苏州美专、杭州艺专的先后成立,之前西画教育中以临摹为主要范本的师范化教学模式发生突破,教学从临摹转入写生,美术教育通过学校开始影响中国.于是,随着美术教育发生改观,写生成为教学、研究的重心,油画写生课开始走向正规,并予普及.而围绕石膏、静物、人体和风景所进行的写生,构成了同期西画教育和展览的统一基调.比如,上海美专早在1915年就在教学中使用人体模特,作为基础课的必修课,由此“写生法”的教育从石膏写生转向人体写生,在教学上起到了划时代的作用.徐悲鸿则推行素描先行——即每个学生都要先画两年素描后再分科,深深地影响了北平艺专乃至日后的央美.与之相比,林风眠在杭州国立艺专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杭州艺专通过素描成绩来分系,高分进西画系,低分则进中国画系甚至图案系.而颜文樑之于苏州美专,正在于将西方学院式的教育方式移植到中国,并以风景为主要艺术样式,进行写生创造,贯穿于美术教育和创作之中.

新美术的起步

以四大美术家教育家为首的教育先驱们选择的都是一条中西结合、改造中国美术、倡导新美术的道路,但在艺术实践及艺术语言的选择上却各具特色.其中,徐悲鸿主张写实主义的教育思想；刘海粟力主融合中西的同时,更为推崇致美创新的思想；林风眠则以“社会艺术化”的教育思想著称；而颜文樑在主张纯粹美术的同时,也极为看重实用美术的教育.这几条教育思想体系互为补充,为中国近现代美术的教育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最早的现代美展

20世纪初,在专业的美术学校涌现的前后,新型的美术展览也开始在中国出现,它们以半专业的方式,形成了南北艺术界之间以及与社会民众交流的重要纽带,在普及中国近现代美术的同时,也与美术教育构成了因果联系.比如,颜文樑在1918年发起的“苏州赛画会”,连续举办14年未曾间断,其中的很多参与者后来都成为了苏州美专的教师.而林风眠担任北平艺专校长时期,以北平艺专为中心倡办大规模“艺术大会”；1929年,国立艺专师生作品展在艺术馆开幕,同年,开中国博览会之先河的西湖博览会的艺术馆也由国立艺专主持设计完成；1947年,徐悲鸿以国立北平艺专之名,联合中国美术学院和北平美术作检测协会联合举行美术展览；1948年,徐悲鸿再次举办国立北平艺专美展,这次展览针对北平艺专师生,除吴作人赴英未参加外,“同人皆踊跃参加”.

深厚的人脉关系

早期的美术学校建立之初,均面临着缺乏资金、师资、教学场地等方面的诸多困难,而这些教育先驱正是凭借着自身的社会活动能力和社会影响,吸纳资金和教育人才,使得办学之路能够顺利地展开.像1917年,刘海粟致信当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恳望他对上海美专给予支持.过了两年,上海美专成立校董会,蔡元培欣然出任校董会主席,他重视校董会工作,提名关心美术事业的梁启超、董希涛、沈恩孚和黄炎培等社会名流担任美专校董,旨在扩大美专的影响力.徐悲鸿、林风眠等在北平艺专任职期间,除了日常教职任务,都聘请名家任教、举办画展、艺术大会等活动,并且进行艺术社会化的努力.齐白石、黄宾虹、溥心畬三大名家曾齐聚北平艺专同时任教,可谓北平艺专的辉煌鼎盛时期.而1927年,苏州美专迁入沧浪亭内,由于求学者日众,办学经费依旧无法保障,幸得颜文友人及苏州名士吴子深的慨囊相助.吴子深向颜文樑许诺,“汝办学,我出钱”,并“立以千元支票相付”作修理校舍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