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李苦禅,原名英杰,后改名英,号励公,1899年生,山东省高唐人.美术学院教授.1919年入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并在中文系旁听.1922年转入国立北京艺术专科学校西画系.1930-1934年任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教授.抗战期间因与爱国志士交往密切曾被捕入狱.1946年任北平艺专教授.1949年后任美术学院民族美术研究所研究员、国画系教授.1983年逝世.
1949年,北平解放了.由于某种偶然的原因,我的生活出现了暂时的困难.我立即想起了当年在勤工俭学会同过学的.我用大草书写了一封一丈长的信给.没多日,便亲笔书信给徐悲鸿院长,信中提及我的事,并亲派秘书来家看我,使我非常感动.秘书说：“很忙,不能来看你.今天派我来看看你,看看有什么困难.主席说,现在国家经济还很困难.不过很快就会好起来的.大家的生活都会好起来的.主席说,你的画还要画,留给子子孙孙们看等”我说：“那么忙,真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啊!我自己一时有困难就去麻烦他,发信后一直后悔不已等”没多久,又派人解决了我的工作与生活上的困难问题.真是民情可以上达,主席可以和老百姓息息相通.
在解放之后的年月里,我参加了四川省的土改工作.而后便一直从事着写意画的教学工作,并参加一些有关的社会活动.为了使学生尽可能地多学东西,我采取了亲手示范,边教边画的办法,学生问什么就画什么,这样教,学生很容易理解领会,不至于越听越玄.当时我还教过埃及、印度、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等国的留学生,与他们建立了相当真挚的友谊等至今仍清晰地记得他们的形象和名字.
那时候我经常应邀为外宾当场表演作画,他们对中国的写意绘画非常感兴趣,看到得意处竟激动得大叫起来,与我拥抱,记得有位外宾胡子甚硬,扎得我脖子很痒,然而我们大家的心情都是十分愉快的.看到写意画能在连接中外人民的友谊方面起到如此作用,我是感到很欣慰的!
但是,万万没有料到,1966年,我这个当时近七十岁的老教授再不配享受人的待遇了!我和学院的许多同志都被冠以“牛鬼蛇神”、“反动权威”、“走资派”、“黑线人物”、“毒害青年的老家伙”等头衔,人身的安全完全失去了保障,随时可以被打、骂、批、斗,勒令苦役.我们每天被人管领、看押着,关在“牛棚”里,有时还被押上卡车挂牌游斗,当时一路经过的街衢有多少是我当年拉洋车走过的路!不想今日又“乘车重游”,好不悲怆!
1972年,我们尊敬的周总理派国务院有关部门的同志们组织宾馆布置画的工作.同志们特意邀请我和在京的一些幸存画家去作画,开始实在心有余悸,但在同志们的再三鼓励下,明了了此次作画的意义,我想既是周总理的意思,“为的革命外交路线作贡献”,那我就鼓起勇气画吧!多年不动笔,一朝可挥毫,很是振奋!兴头越来越大,我画了一辈子,也没画过这么多的大画.前后两年共画了三百幅左右的大小字画.有一次同志们转告我说,周总理对我们的画很满意,还提到：“苦禅的竹子画得好等”我心中异常激动,作画的劲头更大了!不料“”一伙又开始了“批回潮”、“批复旧”,把我们的画打成了“黑画”,我又被戴上“黑画家”的帽子,又领教了一次无理无耻的恶毒攻击.他们连周总理亲自过目的《荷花翠鸟图》（我为国际俱乐部作的）都拿到了“黑画展览”上去批,胡说画上的八朵荷花是攻击八个“样板戏”!他们的目的不是批我们,是在影射攻击咱们的周总理.
天大的喜讯总算来临了.党一举粉碎了“”,“四害”完蛋了!许多老同志、老朋友奔走相告!我的家中宾朋满座,欢庆不已.兴奋之余,我画了几幅“红梅怒放”,参加了多年不敢进的“中国美术馆”画展.我年至八十,能赶上这种喜庆的日子,真是三生有幸啊!
在奔向大治的今天,我特意请人刻了一方印章,印文是“欣逢盛时”,常用它盖在画面上.现在,我和画界的老友们重操画笔,抖擞精神,继续遵照周总理生前的指示,在“中国画创作组”为国家作画,为“四化”贡献一份力量.
（本文标题为编辑所加,内文有删节）
编辑 胡新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