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小学

一

商务印书馆1923年出版、1924年起风行全国的《新学制国语教科书》,充分考虑儿童的接受能力,贴近他们的生活和心理,低年级每册前都有一页彩色印刷、非常精美的插图,里面也多配插图.如第一册第一课：“狗,大狗,小狗.”如第四十课：“猫欢喜,一只老鼠到嘴里.狗欢喜,两根骨头丢下地.鸡欢喜,三个小葱一把米.羊欢喜,四面都是青草地.人欢喜,五个朋友在一起.”

第二册,有《谁把铜铃挂在猫头上》、《狐狸想吃肉》、《狐狸怕狗》、《蚂蚁搬米》、《小老鼠喝酒》、《喜鹊与乌鸦》等,多以小动物为题材,但也不乏寓意和启发性,如第三十九课《公鸡的脸红了》：“公鸡知道鸽子出去了,到鸽笼里去吃米,鸽子从外面回来,看见公鸡在他的笼里,忙问他：‘你在这里做什么?’公鸡给米哽住了喉咙,说不出什么,心里一急,脸就变红了.”第三、第四册也几乎都是动物和小孩的寓言、童话.

这套教材虽被有些人讥为“猫狗教育”,却合乎人性和教育的规律,说明商务印书馆小学国语教科书开始走向成熟,原来担负的公民教育功能由“公民”课去承担了.

二

法学家、政治学家萨孟武1897年出生在福州,读小学时,对算术也有兴趣.在他看来,四则运算问题,不过龟兔、时针、父子年龄及工程数种而已.每次做习题,老师一定先让学生想想,全班都想不出来,陈老师就问他：“算术师,你以为如何解答?”他不检测思索地回答：“以一代之.”因为他的算术在全班最好,老师常以开玩笑的口吻叫他“算术师”,可见课堂上的轻松氛围.学习的愉悦,师生的亲切尽在一声“算术师”当中.

20世纪30年代,许而权在故乡的立本小学求学,70年后回忆当年的课堂,还历历在目.自然课,教师带领学生去野外捕捉昆虫、采集植物茎叶制作标本,以增强学生的感性知识；地理课,教师组织学生去山头附近一个地方挖掘化石,帮助学生理解化石成因；美术课,教师则让学生到马横溪实地写生,领略家乡自然风光；五、六年级设置了实用的珠算课程；至于体育课更是丰富多彩,有踢毽子、跳绳、滚铁环、打乒乓球、跳高、跳远、拔河等活动.

那只是一个地处偏远的山镇小学,今天不能想象.

三

范用读五年级时,就和同学在老师指导下编了一份手抄刊物《牧园》,实际上是一份壁报,用端端正正的毛笔字抄在红绿格子的作文本上,都是学生自己的投稿,贴在学校的公告栏.每期都有“编者的话”.他还办了个名为《大家看》的手抄刊物,编辑、出版、发行一个人包了.他喜欢漫画,还办了一个手工的漫画刊物《我们的漫画》,其实是把报纸、杂志、画报上选的漫画描下来.原来只是黑白线条,他用蜡笔、水彩、粉笔加上颜色,更好看,在同学中传阅,一共出了9期.暑检测期间,请老师讲文学作品,跟几个同学自己刻版,油印《活页文选》,选刊周作人、朱自清这些作家的文章.在老师的指导下,他在《江苏日报》副刊上发表了10篇散文.他有一个剪贴本,一直带着.

他在小学时怎样写的这些事,对他以后成为出版家到底有多大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

四

以《边城》等作品享誉世界的作家沈从文只在故乡湘西读过小学,他说自己不是一个乖学生,母亲给他换了一所学校,从城里到城外.

“到这学校我仍然什么也不曾学得,生字也不认识多少,可我倒学会了爬树.几个人一下课,就在校后山边各自拣选一株合抱大梧桐树,看谁先爬到顶.我学会了钓鱼,总是上半天学钓半天鱼.我学会了采榛子、摘蕨菜.后山上到春天各处是野兰花,各处是可以充饥解渴的刺莓,竹篁里且有无数雀鸟.因为爬树有时跌下或扭伤了脚,刺破了手,就跟同学去采药,又可认识许多药材,且认识许多野果树.”

大自然是一所更大、更丰富的学校,沈从文之所以成为一流的作家,和这段经历还是有关系的.难怪他说：“我们在校外所学的实在比课堂上多十倍.”

沈从文的得意弟子汪曾祺在《自报家门》一文中回忆：

“从我家到小学要经过一条大街,一条曲曲弯弯的巷子.我放学回家喜欢东看看,西看看等我到银匠店去看银匠在一个模子上錾出一个小罗汉,到竹器厂看师傅怎样把一根竹竿做成筢子,到车匠店看车匠用硬木车旋出各种形状的器物,看灯笼铺糊灯笼等百看不厌等这些店铺、这些手艺人使我深受感动,使我闻嗅到一种辛劳、笃实、轻甜、微苦的生活气息.这一路的印象深深注入我的记忆,我的小说有很多篇写的便是这座封闭的、褪色的小城的人事.”

五

1912年,首任教育总长蔡元培和教育次长范源濂之间经常有这样的辩论.蔡元培在《自写年谱》中回忆：

“范君说：‘小学没有办好,怎么能有好中学?中学没有办好,怎么能有好大学?所以我们第一步,当先把小学整顿.’我说：‘没有好大学,中学师资哪里来?没有好中学,小学师资哪里来?所以我们第一步,首先把大学整顿.’把两人的意见合起来,就是自小学以至大学,没有一方面不整顿.不过他的兴趣,偏于普通教育,就在普通教育上多参加一点意见；我的兴趣,偏于高等教育,就在高等教育上多参加一点意见罢了.”

（摘自《过去的小学》同心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