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2006年9月28日凌晨,在国庆节快要来临时,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顾问总建筑师张开济大师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两天后,当来自全国各地的游人徜徉在天安门广场之中,从矗立在广场周围的天安门观礼台、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等建筑物上,似乎还可以感受到张开济老人的音容笑貌.
2006年10月6日,当人们步入华裔美籍建筑师贝聿铭的收官之作――传统与现代气息并存的苏州博物馆时,谁也不会想到,2002年4月,就在此地举行的苏州博物馆方案研讨会及奠基仪式召开前夕,年近90的张开济不远千里应贝聿铭之邀来到这里,当两位老人的手紧紧握在一起的时候,在场的人们无不为之感动.虽然,张开济先生对于苏州博物馆的建设未给出很多建议,但当我们再次置身于此的时候,还是不由得会睹物思人,回想起两位老人那次难得的相聚.
作为新中国最早的一批建筑师中的一员,张开济有着辉煌的成就,有人曾这样评价“张开济设计了半个北京城”.由他设计的许多建筑,早已载入新中国的建筑史册.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钓鱼台国宾馆、天安门观礼台、北京天文馆、三里河“四部一会”建筑群等这些建筑早已与北京城浑然一体.张开济以天地为背景,以砖瓦、水泥、石头、土木为材料,完成了一件件宏伟的作品.这些作品将延续着他的思想、他的情感、他的智慧、他的灵魂,乃至他的生命.
张开济原籍杭州,1912年出生于上海,1935年从南京大学建筑系毕业后,在英商公和洋行设计部和基泰工程司供职.以后,张开济在南京、上海开设了自己的建筑师事务所.1949年秋,张开济由上海到北京,加入了永茂建筑公司(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前身),后任北京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他还担任过北京市人民政府顾问、中国建筑学会副理事长.1990年被建设部授予“全国建筑勘察设计大师”称号,2000年获中国首届“梁思成建筑奖”.
张家家学渊源,张开济先生的父亲是复旦大学建校后第二届毕业生中的第一名.他学贯中西,先是教书,后受聘于上海文史馆.张开济先生曾回忆说“当时我的父母是不同意我考建筑系的,他们认为经济对男孩子来说是很理想的专业,对未来发展比较有保证.经济系毕业了,好去银行里面工作,这样的工作是有保障的‘铁饭碗’啊.可是我对父母说我喜欢建筑,他们就同意让我考考看.当时只有大学才有建筑系,所以就报考了那里.我估计,当时我父母的想法是,如果我考不上建筑系,就只能死心塌地地回来考经济系.”结果,未遂张家父母之愿,张开济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南京大学建筑专业.张开济说：“我父亲很不高兴,是母亲送我去的南京大学.当时还闹了一个笑话,我母亲当时很年轻,大学的老师看见我们母子,还以为我是来送我母亲上学的,赶紧对我们说,女生宿舍还有的.”
新中国成立前夕,张开济面前有三条可供选择的道路一是应其业主陈果夫之邀同去台湾：二是去美国留学――他已通过自费留学生考试,一切手续都已办好；然而,他选择了第三条道路,留在祖国大陆,为建设新中国贡献力量.张开济说“当时我毫不犹豫地做出了人生抉择,这是因为一个统一和富强的祖国是我多年的愿望；另一个原因在于,北京这座历史文化名城一直是我向往的地方.”
张开济先生曾不无自豪地说,天安门广场有两项他的得意之作,那就是广场东面的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和天安门前的观礼台.1954年初,为了满足国庆等大型活动的需要,国家决定在天安门城楼两边修建观礼台.当时在北京市的建筑界还搞了一场小型的竞赛.建筑师们出了多份设计方案,有的设计师把观礼台设计得特别突出,高过天安门的宫墙,上面还计划修一大排颜色艳丽的琉璃瓦；有的设计师将观礼台设计成金,比天安门还鲜亮.而张开济的方案则最简单,高度不超过天安门的红墙,颜色与城楼浑然一体,餐厅、休息室、医疗室全部隐藏在观礼台之下,功能就是在需要时供来宾观礼用,不需要时则感觉不到它的存在,不破坏天安门的整体景观,以达到此处无声胜有声的效果.最后,张开济的设计方案胜出.张开济说“越不起眼越好,没有必要建得富丽堂皇,那样只会喧宾夺主,破坏天安门的古朴形象.”天安门观礼台的高度比天安门的宫墙还矮一些,广场上的游人视野可以越过观礼台,看到里面郁郁葱葱的树木,这正是张开济的用心所在.
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在天安门广场东,与人民大会堂遥相对立,设计上既要风格统一,又要各具特色,张开济先生为此颇费脑筋.他曾回忆到：“国庆十大工程是周总理亲自抓的,有一次人民大会堂和革命历史博物馆的立面图请他审查,周总理在看了后说都很好,这两个建筑廊子一实一虚．柱子一圆一方,互相呼应,但他提出革命历史博物馆的柱子看起来太细了.当时我不在场,事后别人把总理的意见转达给我,我说要当面向总理说明.在与总理见面后,我说虽然在立面图上看方柱子显得细了一些,但实际建成后的效果却正好,因为方柱子在上,还要看到一个侧立面．所以在立面图上应该细一些.总理同意了我的意见.其实我这也是经验之谈.以前我设计的虎坊路旅馆,在立面图上看柱子粗细正好,但建成后却显得有些笨重.这件事说明了做设计一定要经过时间检验,不能闭门造车,另一方面说明好的领导能够倾听建筑师的意见.”
在老一辈建筑师身上,体现了无私奉献的情操.张开济先生曾回忆道：“我当初设计的十大建筑之一的钓鱼台国宾馆和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一点报酬也没有.那时的建筑师就是拿微薄的工资吃饭,但也挺有责任感的.现在年轻一代的建筑师赶上好时候了,机会那么多,也有资格讲条件了.”张开济坦言如今的建筑师思路很活跃,设计出的建筑标新立异,使建筑成为都市中看不完的风景.
作为建筑师,特别是作为北京的建筑师．张开济先生认为,作为古代都城,北城市建设史上空前的杰作.他同时认为,任何一个城市的风貌,都是它的自然地理和人文特点的反映,其集中表现就是房屋建筑,特别是这些房屋的轮廓线组成的城市天际线.旧北京的天际线基本上是横向的,大片绿树掩映下的四合院之间,点缀
着故宫、景山、钟楼、鼓楼、天坛、北海等重点景物.北京的空间构图平缓、舒展、开阔、和谐,同时有适当的和节奏,把重点建筑烘托得更加突出.所以,维护古都风貌的首要任务就是保护这富有特色的“天际线”.
对于北京的古城及文物保护,张开济一直奔走呼吁.他曾提出“旧瓶不妨装新酒”的口号.张开济说,“实际上国外一直在这样做,比如巴黎将一座旧火车站改成了博物馆.在我和众人的努力下,北京的湖广会馆保护下来了,变成了一个戏剧中心,先农坛太岁殿保护下来了,变成了中国建筑博物馆；五塔寺变成了石刻博物馆等这是个很大的进步.因为最合理的保留是不但保留而且利用,并赋予它新的内容.古城保护不仅停留于古建筑单体的保留,而且是成街成片的保留,保留建筑环境和彼此间的关系.北京现在划定了25片保护区,是认识上的一个进步.另外,许多重要文物也被恢复,比如白塔寺的山门,也终于“亮”出来了,尽管其过程也很艰难.广大群众的文物保护意识也有很大的提高.前几年为了恢复北京站附近的一段城墙,北京市民积极捐献城砖就是一个例子,从拆城墙到建城墙、从拆文物到拆建筑让文物,这种变化,耐人寻味.”
张开济曾说过一句话：“建筑师不能只跟首长、大老板打成一片,要时时想到老百姓.”而张开济也确实是这样身体力行的.1990年代后期,张开济曾大声疾呼,北京不能盖塔式高楼,尤其是塔式的住宅高楼.对此,张开济解释“塔楼的一层要住6家、8家甚至10家．因此只有少数几家朝向好,而其余人家朝向就较差了.我现在住的就是塔楼,领导上照顾我,几间房都朝阳,可是有些住户就得朝西或朝北了.我认为享受太阳是每个人应有的权利,不能因为我们设计上的缺点而剥夺人家的这种权利.虽然法律上没这方面的规定,但建筑师要负起责任.”
张开济先生的业余生活非常丰富多彩,摄影、旅游等更显其专业水平.早在年轻时,张开济先生就非常喜爱摄影,集齐了全套的专业摄影器材设备.这与他所从事的职业紧密相关,中外许多著名建筑以及众多的名山大川已被张开济先生定格在他的照相机胶片上.收集木雕成为张开济先生的另一大爱好,他家中摆放了许多他从各地收集来的木雕花,他曾说过“我是一个富有者,因为这些(指家中的木雕)都是无价之宝.”
张开济先生非常幽默,无论是老友相聚,还是同事聊天,他总能用简洁、风趣的语言,给大家以快乐的心情,不长的言语中既非常得体又意味深长.杨永生先生曾撰文记载：“前些年有一次在饭桌上闲聊,我问他,‘’期间红卫兵批斗你,搞得那么凶,连人格都被损害了,被侮辱了,你是凭着一种什么信念挺过来的?他未加思索,当即回答‘不要脸!’三个字.看来,这是张老‘’时即已抱定的一种信念.这信念,我认为是实实在在的.我们中国人往往因为爱面子而耽误了不少事,有时甚至连生命也给搭进去了.”
张开济和张永和是中国建筑史上罕见的“建筑父子”.而对于自己的儿子的高考,张开济先生似乎并没有过多的要求“1977年恢复高考的时候,我的两个儿子一个是小学文化程度,一个是高中文化程度,他们都已经在社会上工作了一段时间.我们当时比较担心老大,小儿子的‘底子’相对要厚实一些.结果老大考上了经济学院,老二上了南京工业大学――恰恰是我当年上的南京大学.后来,老大张保和在耶鲁大学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后定居美国,老二张永和也在美国获得建筑学硕士学位,并且在美国4所著名大学执教.”
如今,张开济先生已离我们远去,但他作为建筑师所体现出的一丝不苟和以人为本的职业精神却将传承下去.能够成为建筑师是一件很荣幸的事,因为建筑物的寿命比人的寿命要长得多,作为历史长河中的匆匆过客,建筑师把他的精神与情感用砖、瓦、土、木的语言留存下来,会成为一个时代、一种文明的记录.
执笔：王雯淼《建筑创作》杂志社记者
图片提供：《建筑创作》杂志社
收稿日期：2006年10月
附：张开济主持或参与的建筑设计项目
1.党史陈列馆(1935年)
2.上海中国银行大厦(1935年)
3.重庆南渝中学校舍(1938年)
4.“满园”高级住宅区(1940年)
5、南京农民银行、合作金库公路总局的办公楼宿舍等工程(1946―1948年)
6.上海南京一批高级住宅(1946―1948年)
7、三里河“四部一会”办公楼群(1953年)
8、三里河住宅区(1954年)
9、百万庄住宅区(1954年)
10、民族学院(1954年)
11、建工局疗养院(1956年)
12、高教部办公楼(1966年)
13、出版总署办公楼(1956年)
14、新疆招待所(1966年)
15、北京天文馆(1967年)
16、全总办公楼(1957年)
17、劳动保护展览馆(1957年)
18、北京日报馆(1957年)
19、革命历史博物馆(1958年)
20、钓鱼台迎宾馆(1958年)
21、山东济南南郊宾馆建筑群(1969年)
22、内天井大进深试验性住宅楼(1979年)
23、承德竹林小区多层高密度住宅(198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