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公共政策的文献计量比较:1994―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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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3782/j.issn.1006-0863.2014.02.21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基于若干领域政策实践的中国公共决策模式及其现代化路径研究”(编号:71233005);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与社会矛盾预防研究”(编号:11JZD029)

作者:彭宗超,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副院长、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中国应急管理研究基地主任;邵东珂、毛佩瑾,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北京 100084

[摘 要]现代公共政策学科及其研究起源于二战后的美国.在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公共政策研究也逐渐发展起来.两国当代公共政策研究之间到底有哪些异同?本文对1994―2012年期间中国和美国发表在权威公共管理研究期刊上的学术文章进行了系统的文献计量性比较分析.不仅运用描述性统计方法来直观地展示中国和美国公共政策研究的发展历程和态势,而且更多地通过非参数检验的方法来尽可能准确判断中美公共政策研究所存在的共性与差异.研究的主要发现是:彼此在研究主题、研究资助、研究方法、研究数据来源、论文结构、论文被引用率、参考文献数目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而在作者供职机构、作者人数等方面的差异并不显著.

[关 键 词 ]公共政策研究;文献计量;中美比较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863(2014)02-0114-07

一、引言

现代的公共政策研究端起于二战之后的美国.几十年来,美国公共政策研究呈现了研究领域不断微观和精细,研究工具方法日益多元和综合,研究领域和视野不断拓展与延伸的繁荣局面.

反观中国,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公共政策研究开始传入我国.我国的公共政策研究从无到有、迅速发展,已在我国社会科学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在这短短的三十余年间,公共政策研究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如理论框架基本确立、学术科研成果斐然、实践价值日益显现等.但同时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如总体研究水平不高、研究方法落后、缺乏对国外理论和方法的消化与吸收等,这些问题仍然制约着我国公共政策研究的发展.[1]

于是,一个疑问摆在我们面前:我国的公共政策研究与美国的公共政策研究有差异吗?如果有的话,差异表现在哪些方面?因此,有必要系统地对我国公共政策研究的历程与现状进行梳理,并通过对比美国,来确定是否与美国公共政策研究存在显著差异,并准确地标示出差异所在,以为我国公共政策研究未来更好的发展提供借鉴.

二、研究对象与文献选择

为了更好地对比中美两国的公共政策研究,我们将从中国和美国的公共政策期刊及其相关期刊中各选取一本权威学术期刊进行系统比较.我们的前提检测定是:发表在中美权威学术期刊的公共政策学术文章在一定程度上能代表两国公共政策的研究状况.

接着,我们明确了所选取的学术期刊及其选取原因,并定义了公共政策研究,以清晰地做比较研究.

(一)中国公共政策研究期刊介绍

到目前为止,我国只有两本专门针对公共政策研究的学术刊物.一本刊物是采用以书代刊方式、2007年才开始出版(每年仅一期)的《中国公共政策评论》.另一本刊物是2012年才开始正式出刊的《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因此,这两本刊物无论是在文献的数量上,还是在研究文献的历史比较上,均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

鉴于此,我们选取与公共政策研究密切相关的公共管理领域的重要学术期刊.这些期刊包括《公共管理学报》和《中国行政管理》等,但多数期刊创刊时间较晚,如《公共管理学报》创刊于2003年,样本量较小不利于比较.综合考虑后,我们选择创刊较早(1985年)且常有公共政策研究文献发表的《中国行政管理》作为中国公共政策研究的文献来源.需要指出的是,《中国行政管理》在1985年至1993年间的文献无法查询到,因此,实际可查询到的最早的文献是从1994年开始的.

(二)美国公共政策研究期刊介绍

随着美国公共政策研究的不断发展和成熟,涌现出一大批与公共政策研究相关的刊物.这些期刊可划分为四类.第一类覆盖公共政策的不同领域和议题,如Policy Studies Journal、Policy Studies Review等.这类期刊关注美国及他国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变化,分析政府行为在公共政策中的影响效果.另外,由于政策分析成为一种新的研究途径和视角,一批关注政策分析的期刊应运而生,如Journal of Policy Analysis and Management、Policy Analysis等,这类期刊主要涉及政策分析与管理的书评和文章,这便是第二类期刊.第三类期刊注重公共政策和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如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Public Policy、Journal of Public Policy & Marketing等,探讨会计学、经济学等学科与公共政策之间的相互关系.第四类是美国的诸多公共行政和政治学期刊也会刊登公共政策研究的文章,如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American Review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等.

考虑到要使中国和美国的期刊的可比性较强,故我们没有选取前三类期刊,而是选取与《中国行政管理》相类似的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以下简称PAR)作为美国公共政策研究期刊的代表.PAR是公共管理领域最顶级的国际学术期刊之一,创刊于1940年.内容包括公共管理的相关研究、理论和实践,旨在分析当前学科的发展趋势,为政策制定提供智力支持和理论基础.作为一本公共管理类综合性期刊,PAR还包含大量公共政策研究的文章.另外,该期刊也是美国学界唯一一本同时怎么写作于公共管理领域的学者和实践者的一本学术期刊[2],这一特点与《中国行政管理》十分相似.故选取《中国行政管理》和PAR作比较是科学合理的. (三)对公共政策研究的界定

为了更好地对中美公共政策研究的文献进行梳理,需要事先界定公共政策研究的内涵.国内外学界并没有就公共政策研究的范围达成一致的看法.德洛尔、奈格尔和戴伊对政策科学作了最广义的理解,将它界定为一个跨学科、综合性的新研究领域,是为了解决各种具体社会问题而对不同的公共政策的性质、原因及效果的研究;奎德和邓恩则作了次广义的理解,将它看作一种应用性的学科,强调使用科学研究方法去解决社会问题,产生政策相关知识或信息;小麦克雷和帕顿作了较狭义的理解,认为政策分析主要研究备选方案的评估和选择;韦默等则强调政策分析的职业化方向.[3]

本文对公共政策研究秉持广义的理解,把《中国行政管理》和PAR中具有以下特征的文献作为公共政策研究的范畴:第一,宏观层面的研究,即对政策战略、规划、范式的研究;第二,中观层面的研究,即对政策系统(包括体制/机制/法制)、政策过程、政策工具、政策分析方法与技术的研究;第三,微观层面的研究,对某具体领域政策、政策经验总结和政策比较的研究;第四,综合上述三种的文献综述类研究.

三、文献回顾与研究方法

目前,尚且没有学者对公共政策研究进行文献计量研究(即“对研究的研究”).但与之相关的公共管理、公共行政和危机管理领域已有不少类似的研究.这些既有研究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为我们比较研究中美两国公共政策研究存在的差异提供了很好的借鉴.既有研究主要使用两类方法进行文献计量分析:

第一类是使用简单的描述性统计,代表人物包括Perry、Kraemer[4]和Wright等[5]国外学者,以及我国的何艳玲[6]、尚虎平[7]、吕孝礼等[8]、范柏乃和楼晓靖[9]等学者.例如,Xun Wu等人用描述性统计方法对台湾和中国大陆的公共管理类期刊进行了研究主题、研究方法、文章结构等方面的比较[10];董建新等运用描述性统计方法对五本中国公共行政学期刊进行分析,探讨了研究方法的趋势,提出中国公共行政学研究中需要加以重视的深层问题.[11]

第二类是使用非参数检验的方法.如Stallings 和 Ferris运用了非参数检验法对PAR中文章的研究主题、研究方法等进行了分析,阐述了不同时间段的文章所呈现出的差异.[12]Houston 和 Delevan运用非参数检验法对APSR、AER、ASR三本期刊的研究主题等方面进行了差异性比较分析.[13]

总的来说,目前与公共政策领域最相关的公共管理领域的文献计量分析以使用描述性统计法为主.对本研究而言,仅使用描述性统计不足以说明中美公共政策之间的差异,也很难进行深入地比较分析,因而本文结合上述两类方法进行研究.具体而言,就是不仅运用描述性统计的方法来直观地展示中美公共政策研究的发展历程和态势,而且更多地通过非参数检验法来准确地判断出中美公共政策研究所存在的差异.

我们系统梳理了从1994年到2012年间《中国行政管理》和PAR中关于公共政策研究的学术文献.我们将符合公共政策研究的文章进行了编码,并录入形成数据库.其中,我们所选取的《中国行政管理》和PAR中关于公共政策研究的文章分别是326篇和113篇.所选取的文章的年份与数量如表1所示:

表1 所选取文章的年份和数量

编码过程如下:我们对每篇文章进行了四个大类共九个变量的编码.分别是第一大类:研究选题,包括研究主题(分为概念类、关系类和评价类)和研究资助(分为无资助和有资助);第二大类:研究方法,包括研究方法(分为实证分析、历史研究、描述研究、逻辑分析、其他方法和没有特别的方法)、研究数据来源(分为一手数据、二手数据和无数据);第三大类:研究规范性,包括论文结构(分为结构完整和结构不完整)、论文被引用率(分为0、1-10、11-20、21-30、31-40、41-50和50次以上)、参考文献数目(分为0、1-10、11-20、21-30和31篇以上);第四大类:研究作者情况,包括作者供职机构(分为学术机构、政府机构和其他机构)、作者人数(分为只有一个作者、两个作者、三个作者及以上).

我们在Stallings和Xun Wu等人研究的基础上,对上述四大类问题建立了九个研究检测设,并采取描述性统计分析和非参数检验两种方法来检验研究检测设,以得出中美两国的公共政策研究是否存在差异的客观结论.这九个研究检测设具体如下:

H1:中国和美国公共政策研究的研究主题分布无差异;

H2:中国和美国公共政策研究的研究资助无差异;

H3:中国和美国公共政策研究的研究方法使用无差异;

H4:中国和美国公共政策研究的研究数据来源无差异.

H5:中国和美国公共政策研究的论文结构无差异;

H6:中国和美国公共政策研究的论文被引用率无差异;

H7:中国和美国公共政策研究的参考文献数目无差异;

H8:中国和美国公共政策研究的研究作者供职机构无差异;

H9:中国和美国公共政策研究的研究作者人数无差异;

四、分析与发现

进行差异性检验所依据的方法原理大致为:我们需要验证所抽取的两个独立样本(两本杂志中关于公共政策研究的文章)是否来自同一总体(两本杂志总体是否呈现相同的特征).由于样本所属总体的分布类型不明,我们选择采用非参数检验中的两个独立样本T检验对其进行检验.两个独立样本T检验的常用的方法有:Mann-Whitney U检验(等价于两组的Wilcoxon轶和检验)、Kolmogorov-Smirnov Z检验、Moses Extreme Reactions检验以及Wald-Wolfowitz Runs游程检验四种,它们通过观察样本的不同特征(如轶和、累积分布函数等)判断,但从理论上而言,选择哪种方法对结果并不产生影响.因而,我们选择最为常用的Mann-Whitney U检验.U检验的结果如表1到表10所示考虑到文章的篇幅,我们没有逐年列出中国和美国的文章数目,而是以1994-1998、1999-2003、2004-2008、2009-2012的加总形式予以展示.但在进行数据运算时,是依据原始数据而非合并后的数据.若需要逐年的数据,可与作者联系获取.. 本文根据Stallings的研究将研究主题划分为概念类(Conceptual)、关系类(Relation)和评价类(Evaluate).其中,概念类指“研究目的是概念化一个研究问题”;关系类指“研究目的是描述两个变量或者多个变量之间的关系”;评价类指“研究目的是分析一个具体的政策或者项目”. [14]根据U检验的结果,由表2可知:拒绝中国与美国公共政策研究的研究主题分布无差异的检测设,即,中美两国的公共政策研究的研究主题分布存在显著差异.美国学者更重视对某项政策的研究,中国学者更重视对概念进行解读、界定和辨析.这其中的原因大概在于美国公共政策研究已比较成熟,很多概念已达成共识或者部分达成共识.因此,概念类的研究主题便不再居多.而在1994年至2012年间,中国公共政策研究正处于从兴起到蓬勃发展的阶段,概念化某个研究问题是极其必要的,故很多文献集中于这类主题.

表2 研究主题描述统计与差异性检验

可以看出,《中国行政管理》上有资金资助的文章在2007年之后有明显增多的趋势,而1994-1999年间发表的文章均没有资金资助.反观PAR,有资金资助的文章很少,大都没有资金支持.根据U检验的结果,由表3可知:拒绝中国与美国公共政策研究的研究资助无差异的检测设,即,中美的公共政策研究的研究资助情况存在显著差异.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我国政府在2000年之后,特别是在2007年之后,加大了对公共政策研究的资金支持力度.表3 研究资助描述统计与差异性检验

根据U检验的结果,由表4可知:不能拒绝中国与美国公共政策研究的研究方法无差异的检测设.但若对1994-2009年的中美公共政策研究的研究方法进行对比,我们会得到中美公共政策研究的研究方法存在显著差异(p值为0.084)的结论.这也可以从表4得到验证:中国学者多是使用描述研究与逻辑方法来研究公共政策问题,还有相当大一部分的研究文献没有明显的方法.而美国学者更为注重使用实证研究的方法.但也能看出这样的趋势:中国学者也开始越来越多地使用实证研究方法来进行公共政策研究. 表4 研究方法描述统计与差异性检验

表5 研究数据来源描述统计与差异性检验

根据U检验的结果,由表5可知:拒绝中国与美国公共政策研究的研究数据来源无差异的检测设,即,中美两国的公共政策研究的研究数据来源存在显著差异.中国学者多使用二手数据或没有数据,美国学者的研究数据来源较为均匀,不仅有一手数据和二手数据,也有没有使用数据的.

接着,我们对中美公共政策研究的文章结构进行了差异性分析.我们根据Xun Wu等人所界定的文章结构标准,把完整拥有研究问题、文献回顾、研究方法、分析和结论的研究文献称之为“文章结构完整”,反之则为“文章结构不完整”.

根据U检验的结果,由表6可知:拒绝中国与美国公共政策研究的文章结构无差异的检测设,即,中美两国的公共政策研究的文章结构存在显著差异.可见,按照Xun Wu所界定的文章结构标准,中国学者研究公共政策的文章多是没有良好的结构的.

在本文,论文被引用率指的是这些公共政策研究论文被其他文献所引用的次数.根据U检验的结果,由表7可知:拒绝中国与美国公共政策研究的论文被引用率无差异的检测设,即,中美两国的公共政策研究的论文被引用率存在显著差异.《中国行政管理》的被引用率较高,PAR的被引用率较低.原因有二:第一,中国学者人数较多,且相互引用较多,故论文被引用率较高.第二,中国公共政策研究的专业期刊较少,很多优秀的公共政策研究论文大都发表在《中国行政管理》上,而美国公共政策研究的专业期刊较多,发表在其他刊物的论文要更多一些.这就使得PAR上关于公共政策研究的论文被引用率没有《中国行政管理》高.表6 文章结构描述统计与差异性检验

表7 文章被引用率描述统计与差异性检验

根据U检验的结果,由表8可知:拒绝中国与美国公共政策研究参考文献数目无差异的检测设,即,中美两国的公共政策研究的参考文献数目存在显著差异.在进行文章编码和统计时,我们发现,美国的参考文献一般比中国的参考文献要多一些.而且在2000年之前,发表在《中国行政管理》杂志的文章一般都没有参考文献.这也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中国公共政策研究论文的规范性有待提高,需要明确地标示出参考文献;另一方面,中国学者需更深层次地挖掘文献,在研究工作开始之前要大量参考既有文献.

表8 参考文献数目描述统计与差异性检验

如表9所示,《中国行政管理》和PAR中研究公共政策的作者大都供职于学术机构.但不同之处在于:在中国政府机构工作的人发表文章的频次比在美国政府机构工作的人发表文章的频次要高.而且中国公共政策研究的作者呈多元化的态势,有不少作者既不是工作于学术机构,也非政府机构,而是在其他类型的机构工作.但根据U检验可知:不能拒绝中国与美国公共政策研究的作者身份无差异的检测设,即中美两公共政策研究的作者身份情况没有显著差异.

根据U检验的结果,由表10可知:不能拒绝中国与美国公共政策研究的作者人数无差异的检测设.这说明,在所发表文章的作者人数方面,中国和美国并无差异之处.表9 作者供职机构描述统计与差异性检验

表10 作者人数描述统计与差异性检验

五、结论与讨论

经过三十余年的发展,中国的公共政策研究显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相较于发源地美国,中国的公共政策研究仍存在一定差距.本文运用文献计量分析法对中美的公共政策研究进行系统的比较,主要得出以下一些结论:


首先,中国和美国公共政策研究的选题存在着显著差异.就研究主题而言,中国公共政策研究多集中于某一议题的概念化层面,对于关系类研究和评价类研究相对较少,这也体现出中国公共政策研究尚处于较不成熟的阶段.就研究资助情况而言,相比美国,中国对公共政策研究获得各类资助更多一些.研究资助的充裕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公共政策研究迅速崛起的资金保障.同时也需要注意,中国受资助的公共政策研究偏多可能会影响该类研究的独立性. 其次,中国和美国公共政策研究的研究方法存在着显著差异.就研究方法而言,我们得出了与许多相关研究相同的结论,即中国公共政策研究相对缺乏实证方法的运用,虽然这一情况在最近几年有所改善,但通过实证方法研究变量间因果关系的文章在中国公共政策研究中并不多见.就研究数据来源而言,中国学者多是使用二手数据或者没有使用数据,美国学者的研究数据更为多元化.

再次,中国和美国公共政策研究的规范性存在着显著差异.就论文结构而言,中国公共政策研究的规范程度较低,许多文章缺乏如文献综述、方法描述与分析等关键组成部分,这对中国公共政策研究与国际接轨造成了阻碍.就论文被引用率而言,中国公共政策研究论文的被引用率相对于美国较高.就参考文献数目而言,美国公共政策研究的参考文献一般比中国的要多一些.

最后,中国和美国公共政策研究的研究作者情况不存在显著差异.不论是作者供职机构还是作者人数,中国和美国公共政策研究均不存在显著差异.

根据上述分析结果,我们认为中国未来的公共政策研究应朝以下几个方面努力:首先,中国公共政策的研究选题不应该只停留在概念化问题上,对于公共政策变量间因果关系的细致探讨以及对于具体领域公共政策问题的评价性研究能够使得公共政策研究更加有效地怎么写作于公共政策实务,也是中国公共政策研究进一步成熟的必由之路.其次,要强调科学研究方法的使用,简单的描述研究并不能够满足中国公共政策研究的需求,要提倡使用实证方法,更加细致地探究公共政策中的因果关系;最后,要进一步规范中国公共政策研究,对文章结构的关键组成部分以及文献参考与引用等基本规范必须成为学界共识,这是中国公共政策研究提升自我并与国际研究接轨的最基本要求.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1] 陈振明.寻求政策科学发展的新突破――中国公共政策学研究三十年的回顾与展望[J].中国行政管理,2012(4).

Chen Zhenming. Seeking New Breakthroughs in the Development of Policy Science: Review and Outlook of China’s Public Policy Study for 30 Years. Chinese Public Administration,2012(04).

[2] 请参见:PAR介绍[EB/OL].http://x.cceu../cgi-bin/tgxx.cgi?issn等于0033-3352.

[3] 陈振明.公共政策学――政策分析的理论、方法和技术[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22.

Chen Zhenming. Public Policy: Theory, Methods and Techniques of Policy Analysis. Beijing: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Press, 2004. p22.

[4] Perry, J. L.,Kraemer, K. L. Research Methodology in the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1975-1984.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1986(03).

[5] Wright, B. E., Manigault, L. J., Black, T. R. Quantitative Research Measurement in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 Assesent of Journal Publications. Administration & Society, 2004(06).

[6] 何艳玲.问题与方法:近十年来中国行政学研究评估(1995―2005)[J].政治学研究,2007(1).

He Yanling. Problems and Methods: An Assesent of China’s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1995-2005. Cass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2007(01).

[7] 尚虎平.美国与中国公共部门绩效评估研究的比较――基于《公共管理评论》与《中国行政管理》2002-2007年数据[J].科研管理,2009(3).

Shang Huping. A Comparison of Public Sector Performance Evaluation Studies in China and USA: Based on the Data from 2002 to 2007 in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and Chinese Public Administration. Science Research Management,2009(03).

[8] 吕孝礼,张海波,钟开斌.公共管理视角下的中国危机管理研究――现状、趋势和未来方向[J].公共管理学报,2012(3).

Lv Xiaoli, Zhang Haibo, Zhong Kaibin. Crisis Research in China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Past Patterns, Current Trends and Future Directions. Journal of Public Management,2012(03).

[9] 范柏乃,楼晓靖. 我国公共管理研究方法的统计分析及演进路径研究[J].公共管理学报,2013(2). Fan Bonai,Lou Xiaojing. Research Methodology Evolution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in China. Journal of Public Management,2013(02).

[10] Wu, X., He, Y. L., Milan Tung-Wen Sun,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in Mainland China and TaiWan: an Assesent of Journal Publications, 19982008. Public Administration,2013.

[11] 董建新,白锐,梁茂春.中国行政学方法论分析:2000-2004[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5(2).

Dong Jianxin, Bai Rui, Liang Maochun. Analysis of Chinese Public Administration Methodology: 2000-2004. The Journal of Shanghai Administration Institute,2005(02).

[12] [14]Stallings, R. A.,Ferris, J. M.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Work in PAR, 1940-1984.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1988(01).

[13] Houston, D. J., Delevan, S. M.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 Assesent of Journal Publications.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1990(06).

(责任编辑 李之坚)

A Comparative Bibliometrics Assesent of Public Policy Research in China and the USA: 1994-2012

Peng Zongchao Shao Dongke Mao Peijin

[Abstract]Modern Public Policy was originated from the United States after World War II.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Public Policy has gradually developed in China. What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are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in terms of the study of Public Policy? This paper provides an overview and parative bibliometrics assesent of academic papers published in the prestigious journals of Public Policy research in China and the US between 1994 and 2012. We not only demonstrate the development and trend of PP research in China and the US by using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methods, but also utilize non-parametric test to analyze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in PP study. Our analysis reveals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f PP research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in research topic, research funding, research methodology, data resources, paper’s structure, citation rate, number of references etc., while in terms of author’s working institutions and the numbers of authors, the differences are not so significant.

[Key words]Public Policy, bibliometrics study, parative assesent

[Authors]Peng Zongchao is Professor and Deputy Dean of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 Management, Tsinghua University; Shao Dongke and Mao Peijin are Doctoral Candidates at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 Management,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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