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培基《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看译者

摘 要：本文从译者文化身份的角度分析张培基《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中的中国英语现象,探讨译者文化身份对翻译的影响,及译者文化身份与中国英语之间的关系.译文在实现跨文化交际功能的过程中,译者文化身份影响中国英语的使用,同时后者又促进前者的确认,两者之间呈现相互影响,相辅相成的辨证关系.

关 键 词：译者文化身份；文化目的；中国英语

中图分类号：G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6X（2012）06-0000-01

引言

随着英语在全球的广泛使用,在不同国家形成了各类英语变体,在中国出现了中国英语.中国现代著名翻译家张培基先生的两辑《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为中华文化的对外输出做出了贡献,为翻译研究提供了珍贵范本.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少中国英语的译例,本文旨在从选集译文的评析中探讨译者的文化身份与译文的语言选择之间的关系.

一、中国英语和译者文化身份

1.中国英语和中式英语

中国英语（ChinaEnglish）不同于中式英语（Chinglish）：“中国英语的存在是一种现实,而不是一种检测设,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和研究价值,中国式英语是一种畸形语言现象,将随着英语的普及和中国英语使用者的‘自我审视’而逐步减少或消亡.”（李文中,1993：24）

2.译文集的语言特点—地道英文与中国英语并存

译文集中使用的中国英语,通过各种形式表现中国特色.首先有音译手段,如朱德《母亲的回忆》一文中“衙门差役”（张培基,1999：330）译为“yamenbailiffs”,(ibid.:337）柯灵的《巷》中“乌衣巷”(ibid.:346)译为“WuYiXiang”（ibid.：350）,“胡同”（ibid.：345）“hutong”（ibid.：349）,郁达夫《故都的秋》中“白干”（ibid.：207）译为“kaoliangwine”（ibid.：212）.其次使用严格直译保留原文结构和中国特色,如廖沫沙“《师说》解”中“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张培基,2003：295)译文:“Confuciussays:‘Outofthreemen,theremustbeonewhocanteachme.’Sopupilsarenotnecessarilyinferiortotheirteachers,norteachersbetterthantheirpupils.Somelearnthetruthearlierthanothers,andsomehespecialskill———thatisall.”(ibid.：297)

中国英语与地道的英文的并存构成了译文集独特的语言特色.那么,中国英语的使用是译者有意为之还是权宜之计?张先生的译文集成为经典,与他深厚的中英文功底和地道的表达是分不开的,他不大可能是出于表达的困窘而把中国英语作为权宜之计,因此笔者推测这是他有意选择的结果,下文阐述译者文化身份的内涵,进一步探讨译者文化身份和中国英语二者之间的具体关系以验证这一推测.

3.译者文化身份

译者文化身份指译者的文化认同,即译者对源语文化和译入语文化所持的态度,也可喻为译者在源语文化与译入语文化之间的拉力赛中所处的位置.

二、译者文化身份对翻译的影响

译者不同的文化身份影响译者不同的翻译目的,影响整个翻译过程,产生不同的译文.具体到汉译英中,译者文化身份趋向于全球化,则译者以英语文化为导向,多采用归化策略,而译者文化身份趋向于本土化,则以中国文化为导向,多采用异化策略.下文以译文集为文本,具体分析译者文化身份对翻译的影响.

1.译者文化身份影响翻译目的

早期西方传教士向中国传输西方宗教文化,翻译中国作品仅出于猎奇心理,迎合西方人的审美趣味,而中国翻译家则通过译笔向世界介绍中华文化.张先生作为中国译者,文化身份呈现出较强的稳定性,即以中国文化为导向,倾向于本土化,翻译目的是通过翻译介绍和传播中华文化.

2.翻译目的决定翻译策略,影响译文语言

不同的翻译目的决定不同的翻译策略,影响译文的语言.鲁迅对中国文化持批判态度,其翻译目的是通过翻译引进西方先进文化来改造中国文化,因此多采用异化策略,极力倡导“硬译”,其译文因过度拘泥于原文而呈现出生涩难懂的特点.张先生热爱中国文化,选译中国现代散文名篇旨在向英语世界介绍中国文学经典,因此他有机结合归化和异化策略,在涉及中国文化意象的处理时,多使用异化策略,于地道的英文中保留了中国英语,彰显原文中蕴含的中国文化.

三、文化身份与中国英语之间的关系

1.译者文化身份影响中国英语的使用

译者文化身份影响语言的使用,作为中国译者,张先生通过汉译英弘扬中国文化,因此在译文中使用中国英语,从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彰显着中国特色.如前例对一些中国特有的事物(如胡同,里弄,老虎灶等)以及富含中国传统文化的意象（如乌衣巷）的音译,为译文营造出一种中国文化的语境,对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等”句的严格直译,使译文最大限度呈现出原文的句式特点和语篇构成,在孔子和儒家学说在世界范围内广泛研究的大背景下更加凸显了中国文化的特色.

2.中国英语彰显译者文化身份

译者文化身份制约着译文语言的使用,反之中国英语对译者文化身份的确认也发挥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因为“语言是文化身份的重要标志”（张静,2008：88）“语言是人们文化认同的工具,因为语言是文化身份的重要表现手段”（刘双,2000：90）.译文在传播过程中处于跨文化语境中,其文化身份的认同有赖于对译文各个层面包括语言层面呈现出的文化取向的研究.例如我们看到《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中的中国英语,显著的中国特色可以确定译者翻译时的文化取向：以中华文化为导向,这样一来,语言的选择为译者文化身份的确定提供了有力佐证.

结论

综上所述,选集中中国英语的使用是译者基于其特定的文化身份而做出的选择.译者以弘扬和传播中华文化为己任,通过中国英语彰显中国特色,但同时这一切的实现又有赖于译文读者的接受,译文要流畅地道,具有可读性,才能在英语世界中广泛流传,实现传播中华文化的目的.因此,于地道的英文中使用中国英语,是译者在译文读者可接受程度和传播中华文化这一翻译目的,全球化和本土化两种不同倾向等诸多因素的权衡下做出的选择.

［5］张培基,《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第2辑,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