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与十八学士

更新时间:2024-01-09 作者:用户投稿原创标记本站原创 点赞:22267 浏览:104357

唐太宗李世民的“贞观之治”,一直为后人所称道.李世民是中国封建社会里难得的一代明君,而他的明,主要就明在善于识人,善于用人.本文阐述的他与十八学士的关系,实在有许多发人深省之处.

武德四年(621年),唐高祖李渊拜李世民为大策上将军.当时,主要的逐鹿对手如金城薛仁杲、武威李轨、晋北刘武周、河北窦建德、洛阳王世充等人皆先后被打败.于是,李世民便由武功转为文治,在天策府开设文学馆,广招天下学士入馆,先后入选的有褚亮、杜如晦、房玄龄、于志宁、苏世长、薛收、姚思廉、陆德明、孔颖达、李玄道、李守素、虞世南、蔡允恭、颜相时、许敬宗、薛元敬、盖文达、苏勖十八人,号称“十八学士”.他们皆是“以本官兼文学馆学士”,即都是学士.李世民招选这批学士进天策府来做什么呢?据《新唐书褚亮传》载:“(十八学士)凡分三番,递宿于阁下,悉给珍膳.每暇日,访以政事,讨论文籍,榷略前载,无常礼之间.”这好像又是一个较为严密的组织,“武德七年,(薛)收卒,复招东虞州录事参军刘孝孙补之”,似乎是非要补足十八人不可.李世民对“十八学士”很重视,他“遣图其状貌,题其名字、爵里,乃命(褚)亮为之像赞,号《十八学士写真图》,藏之书府,以彰礼贤之重也”.时人也因入选而感荣耀,“预入馆者,时所倾慕,谓之‘登瀛洲’”.

李世民对“十八学士”非常重视.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被立为皇太子,入主,天策府文学馆被解散,但文学馆里的“十八学士”中的大部分人仍追随李世民,为世民所重.如太子府的官属,据《资治通鉴》卷一九一载:高祖“以宇文士及为太子詹事,长孙无忌、杜如晦为左庶子,高士廉、房玄龄为右庶子,尉迟敬德为左卫率,程知节为右卫率,虞世南为中舍人,褚亮为舍人”,府的官属是由高祖李渊任命的,任谁与不任谁当然由高祖决定,而不能完全取决于李世民.然而,就是由高祖任命的九人中,原文学馆学士就有四人,可知在府官属的任命上,李世民是提过建议或做过工作的.武德四年,李世民即皇帝位,九月初“置弘文馆于殿侧,精选天下文学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欧阳询、蔡允恭、萧德言等,以本官兼学士,令更日宿直,听朝之隙,引入内殿,讲论前言往行,商榷政事,或至夜分乃罢.”随后,盖文达、许敬宗也相继兼任弘文馆学士.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弘文馆学士的任命权全在李世民手中,故八人中,原文学馆学士就占了六个席位;二是从时间上看,八月即位,九月初就置馆招人,时间上之紧急透露出心情上的迫切.由此可见,李世民即皇帝位后对“十八学士”仍然十分器重.

从天策府到府,从府到弘文馆,“十八学士”中的大部分人都追随李世民.李世民对他们也是恩宠有加,他们在世时,他关心他们生活,给予丰厚的赏赐;他们病了,他亲自去看望,或派人送药;他们去世了,他为之料理后事,还经常在梦中见到他们.如薛收“寝疾,王(李世民)遣使临问,相望于道,命舆疾至府,亲举袂抚之,论述平生,感慨涕泗”.杜如晦病重时,李世民“亲至其家,抚之梗塞”,及其去世时,“帝哭为恸”,后“每得佳物,辄思如晦,遣使赐其家.久之,谓及如晦,必流涕”.房玄龄病危时,李世民“命凿苑垣以便候问,亲握手与决”.对于于志宁,“上尝宴近臣,问:志宁安在?有司奏:敕召三品,志宁品第四.帝悟,特诏预宴,因为散骑常侍,太子左庶子,黎阳县公.”虞世南作为李世民的诗友和政治顾问,他们的关系更是亲密.李世民多次对人说:“世南于我犹一体.”虞世南死后,李世民还多次梦见他.另外,在李世民之前去世的孔颖达、虞世南、姚思廉、房玄龄、薛收、褚亮都得到了陪葬昭陵的厚遇.

李世民为何对“十八学士”如此器重和恩宠?他们到底是一群什么样的人?他们在李世民的政治生涯中到底有何贡献?

“十八学士”是一群博览古今、明达政事、善于文辞的文人.入唐前,其中的大部分人就已经是名重四方、誉倾一时的知名人物了.根据他们的特长,约可分为三类:一,以文学著称于世的,有虞世南、蔡允恭、褚亮、薛收、薛元敬、许敬宗等人.如虞世南,与其兄虞世基受学于顾野王,文章婉缛,深得徐陵赏识,“名重当时,故议者方晋二陆”.褚亮“年十八,诣陈仆射徐陵,陵与语,异之.后主召见,使赋诗,江总诸词人在席,皆服其工”.薛元敬“与(薛)收及收族兄德音齐名,世称河东三凤”.二,以学术名重一时的,有孔颖达、陆德明、盖文达、颜相时、姚思廉、李守素等人.如孔颖达,“炀帝召天下儒生集东都,诏国子秘书学士与议论,颖达为冠,而年最少,老师宿儒耻出其下,阴遣刺客刺之,匿杨玄感家得免.”其学高如此.关于陆德明,据说王世充欲以“陆德明为汉王师,令玄恕就其家行束修礼,德明耻之,服巴豆散,卧称病,玄恕入跪床下,对之遗利,竞不与语”.盖文达“博涉前载,尤明《春秋》三家,与宗人文懿同以儒学称,时号‘二盖’.姚思廉是陈吏部尚书姚察之子,精于《汉书》,以史学名家.李守素是姓氏学专家,世号“行谱”.颜相时是颜师古之弟,以儒学名世.三是房玄龄、杜如晦、李玄道、苏世长、于志宁、苏勖等人,各以其长擅名一时.如房、杜二人,少时皆以聪敏博学、好谈文史著称,都深得隋吏部尚书高孝基的器重.高孝基评房玄龄说:“仆阅人多矣,未见如此郎者.必成伟器,但恨不睹其耸壑凌霄耳.”说杜如晦“有应变之才,当为栋梁之用”.李玄道是山东冠族,以“识量”著称.苏世长擅应对,于志宁“有名于时”,二人皆深得高祖李渊之礼遇.

入唐前,“十八学士”中的大部分人已是誉倾一时的知名人物.入唐后,他们追随李世民,各以其力,为国家统一、政治稳定和文化建设,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首先,在国家政治的统一和稳定方面.在唐初统一全国的几次大战役中,“十八学士”中的房玄龄、杜如晦功勋卓著.学者或称魏征是太宗群臣中最杰出的人物,其实,魏征一直是以一位不屈不挠的道德家和谏诤者见称的,太宗群臣中的实干家是房玄龄和杜如晦.他们在战争期间为太宗“收取人物”,荐举将才,分别以“善谋”和“能断”帮助太宗打天下,尔后又直接策划玄武门事变,帮助太宗取太子位.可以说,房、杜不仅是实干家,也是太宗的心腹.唐朝之建立和太宗之继位,皆与二人直接相关.除房、杜外,最得太宗之信任者要算虞世南,他是太宗身边最重要的秘书侍从,他的德行、忠直、博学、文词和书翰,曾被太宗称为“五绝”,称许他为“当代名臣,人伦准臣”.另外,薛收、许敬宗、薛元敬曾专掌军府书檄和朝廷诰令,深得太宗之赏识.褚亮在战争期间,“尝预秘谋,有裨补之益”.就是浅学、嗜酒、简率无威仪的苏世长,在贞观年间,出使突厥,“与颉利争礼,不屈,拒却赂遗”,也为大唐王朝赢得了荣誉.

其次,在文化建设方面.太宗贞观年间的文化建设工作基本上是由“十八学士”完成的.如在儒学研究上,“十八学士”中的孔颖达、陆德明、颜相时、盖文达,最为杰出.孔颖达的《五经正义》、陆德明的《经典释文》,名重一时,泽及后世.盖文达是当时著名的《春秋》学者.颜相时与其兄颜师古齐名,以儒学名世.其时人才济济,成果丰硕,非他世可比,故范祖禹说:“唐之儒学,惟贞观、开元为盛.”在史学方面,唐初史学兴盛,唐太宗又尤重史之鉴戒作用,故于贞观三年(629年)设史馆,由房玄龄主持编写前六代史.“十八学士”中的姚思廉、蔡允恭、许敬宗有史著传世.在文学创作上,“十八学士”中的大部分人皆有诗、文传世,其中影响最大者是许敬宗、虞世南.如虞世南,据现存史料记载,他是唐代较早反对宫体诗的作家,“帝尝作宫体诗,使赓和,世南曰:圣作诚工,然体非雅正,上之所好,下必有甚者,臣恐此诗一传,天下风靡,不敢奉诏.帝曰:联试卿耳.”这对革新初唐文风当是起过一定作用的.

第三,在辅佐太子的工作方面.封建统治者为了世传天下,希望太子得到良好的教育,因而多选择德高望重、学识渊博之人担任僚属.“十八学士”中除李玄道、李守素、盖文达、苏世长、薛收、颜相时六人,其他十二人都曾先后在太子世民、承乾、李治的中做过僚属,其中于志宁、孔颖达、房玄龄等人因辅佐有功,而多次得到唐太宗的奖赏.而于志宁又是其中以辅佐太子闻名的,综其一生,皆在从事辅佐太子的工作.他多次上疏切谏,惹怒了太子,以致太子承乾曾两次派人刺杀他.唐太宗对他甚为倚重,曾对他说:“今太子幼,卿当辅以正道,无使邪僻启其心,勉之,官赏可不次得也.”

“十八学士”帮助唐太宗打天下、治国家.太宗即位后,又以他们去辅佐太子.他即位不久,即立长子承乾为太子,然承乾在诸多方面有失规矩,太宗便有废承乾立李泰的想法.贞观十年(636年)二月,“以越王泰为魏王,泰不之官,以金紫光禄大夫张亮行都督事.上以泰好文学,礼接士大夫,特命于其府别置文学馆,听自引召学士”.胡三省注云:“为泰图张本.”胡氏此注极为精审,因为唐太宗本人就是依靠天策府文学馆的“十八学士”打天下、入、治国家的,因而他也希望李泰走这条道路.李泰最终没有成功,并不是这条路有问题,而是遇到了以长孙无忌为代表的关陇胡汉集团的阻碍.这里,牵涉到南北文化的冲突问题.“十八学士”是一个南北文化代表的集合体,唐太宗招览“十八学士”,并与之朝夕相处,体现了唐太宗兼容南北的胸襟.故《旧唐书太子承乾传》载:“高祖呼太宗小名谓斐寂等:此儿典兵既久,在外专制,读书为汉所教,非复我昔日子.”胡三省《资治通鉴》“武德四年”注云:“唐太宗以武定祸乱,出入行间,与之俱者,皆西北骁武之士,至天下既定,精选弘文馆学士,日夕与议论商榷者,皆东南儒生也.”太宗深知统一帝国的文化建设须兼容南北,“好文学”的李泰正有此种兼容胸襟,而承乾素无学术,质近顽鲁,难当此任.此太宗命李泰“于其府别置文学馆,听自引召学士”之本意所在.


“十八学士”在唐初的贡献,主要有如上三点,而这三点正是唐太宗立国、治国之根本.可以说,“十八学士”是唐太宗平天下、入、治国家的重要助手.故柳冕《与权侍郎书》说:“昔唐虞之盛也,十六族而已;周之兴也,十贤而已;汉之王也,三杰而已;太宗之盛也,十八学士而已.岂多乎载?”元稹《教本书》亦说:“洎我太宗文皇帝之在藩邸,以至于为太子也,选知道德得十八人与之游习.即位之后,虽游宴饮食之间,若十八人者,实在其中.上失无不言,下情无不达,不四三年而名高盛古,岂一二日而致是乎?游习之渐之.”范仲淹《奏上时务书》亦云:“唐兴之时,特开馆殿,以待贤俊,得学士十八人,声满天下,此文皇帝养将相之才,以论道经邦而成大化也.”贞观之治,“十八学士”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唐初政治舞台上,“十八学士”是一个产生过重要影响的文人集团.唐代史家蒋父著《秦府十八学士》一书,以记载其事迹.后人也模仿唐太宗,重建“十八学士”集团,如武则天时,“北门学士”多参预机密,议论政事,“张易之、昌宗尝命画工图写武三思及纳言李峤、凤阁侍郎苏味道、夏官侍郎李迥秀、麟台少监王绍宗等十八形象,号为《高士图》.”唐玄宗时,集贤院也有“十八学士”,玄宗模仿太宗,命画工画《开元十八学士图》,并亲自撰写赞文.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太宗“十八学士”开启了学士参政之先例.六朝时虽有各类学士名目,但那时的学士地位不高,仅从事文字工作.太宗“十八学士”始介入政治;武则天时的“北门学士”参掌机密,分宰相之权;唐代中后期,翰林学士居宰相之次、列百官之上,有“内相”之称.据此可知,太宗“十八学士”对唐代政治之影响,的确是非常深远的.

(据《文史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