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美国文坛两部社会小的文外解读

更新时间:2024-01-31 作者:用户投稿原创标记本站原创 点赞:6457 浏览:22219

内容提要:两位美国小说家,汤姆沃尔夫和乔纳森弗兰岑,近期都发表了“文学宣言”,呼吁久违于美国文坛的社会小说,而后又“现身说法”,各自推出了长篇小说“范本”.本文结合两位作家的文学主张,将两部小说置入历史和当代文学语境中进行解读,以期更全面深刻地认识当代美国文学中出现的不同声音.

关 键 词:汤姆沃尔夫 《我是夏洛特西蒙斯》 乔纳森弗兰岑 《纠正》 社会小说

在当今的美国文坛,两位小说家在著名刊物上发表“文学宣言”,呼吁久违于美国文坛的“社会小说”,引起了文学界的广泛关注.之后,他们又各自推出厚重的长篇小说“范本”,与自己的文学主张形成呼应.乔纳森,弗兰岑(JonathanFranzen,1959-)的《纠正》(TheCorrections,2001)和汤姆沃尔夫(TomWolfe,1930-)的《我是夏洛特西蒙斯》(IarftCharlotteSimmons,2004)都让人耳目一新,也都激起了巨大的反响.

弗兰岑的前两部长篇小说没有引起太多关注,但第三部小说《纠正》将他推到了舞台的强光灯下,他突然之间闪亮登场.《纠正》出版后获得当年的全国图书奖,好评如潮,不少批评家认为它具有“伟大作品”的要素.《纠正》是一部严肃的社会题材小说,以相对传统的现实主义为主调,但间或出现的黑色幽默和意识流,又让小说带上一抹淡淡的现代或后现代的色彩.

《纠正》的故事线索非常简单:兰伯特夫妇年迈体衰,兰伯特太太竭力把三个在外地的子女兜拢到一起,希望在圣裘德老家共度最后一个团圆的圣诞节,刻意再现心目中“和睦大家庭”的氛围,但翘首以待的“欢喜大团圆,,最后在匆忙的一聚中吵吵闹闹地结束,与期待形成巨大反差.这部家世小说文学性很强,但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也没有大灾大难的变故,作家追踪兰伯特家庭成员的生活轨迹,注重刻画真实人物,再现行为细节.小说中“灾难性的”.圣诞团聚可以看成是老一辈与当代家庭传统崩解趋势进行的最后一次徒劳抗争,而每个人对生活的期望,都在“对一个重要节日的徒劳等待中慢慢流逝”.兰伯特一家成员都是现实生活中有缺点的、活生生的人.他们的经历十分复杂,也十分真实,让人叹息,又让人同情.不知不觉间,一个家庭走向解体,家庭每个成员的梦想变得支离破碎,生活混乱不堪收拾,难以“纠正”.爱与恨、亲情与私利、理智与疯狂、追求与幻灭――各种成分在小说中复杂纷乱地交织在一起.每个人都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烦躁不安地试图寻找属于自己的一份快乐,但都发现快乐生活并不存在,有的只是一种虚幻的想望.作家挨个描绘兰伯特一家五口的肖像画,组合拼贴成一幅灰暗的“全家福”,又将他们浑浑噩噩的生活片段融入20世纪末西方社会的大背景中,为读者提供了近距离了解观察当代美国市井生活的一个横切面.这是一部新版社会小说,表现手法和表现主题都让人想起传统的现实主义.

同样使人想起现实主义传统的还有汤姆沃尔夫的《我是夏洛特西蒙斯》.作家将观察镜头聚焦于大学校园,揭示以性放纵为特征的大学生活.小说引导读者跟随新生夏洛特-西蒙斯走进东部常春藤名校,这位来自山区信教的保守家庭、勤奋单纯的少女,开始时对校园里的一切感到震惊,但渐渐入乡随俗,最后蜕变.沃尔夫描述了大学里因经济层次、价值取向、家庭背景等因素分化成的各个“小社会”,而不同人群又与20世纪末美国的政治、媒体、种族、阶级等纠缠和联系在一起.作者笔下的常春藤名校是个性欲弥漫,致人堕落的地方.小说以现实主义的细节描绘了美国大学黑暗的一面:学生们不思学业,酗酒吸毒,寻花问柳,满口脏话等出版后激怒了很多人,包括约翰-厄普代克和菲利普罗斯等大名家.争议的焦点是可信度问题:汤姆沃尔夫是如实揭示了当代美国高校的面貌,还是耸人听闻,给美国名校抹黑

两部小说引起的反响,不管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都说明社会小说具特殊有的功效,能够激发读者将现实中的社会现象或问题与之联想和比对,为人们提供重新审视社会、审视自己机会.沃尔夫和弗兰岑的小说是否忠实地再现了美国生活,这个问题可以有不同的答案,涉及到如何理解和定义现实主义文学中的典型性和代表性的问题.对素材进行筛选、重组和戏剧化加工,是文学必须进行的艺术处理.举个例子,辛克莱刘易斯的《巴比特》是公认的现实主义名著,为一名中产阶级人物画了不恭的画像,这个艺术典型也许不像真实生活中的任何人,而经过艺术的裁剪、重组和渲染,将当时美国社会生活的一个危险走向具体化、生活化、个人化.小说以环境和细节的真实性引导文学与真实生活之间的联想.

值得注意的是,《纠正》和《我是夏洛特西蒙斯》的褒扬者们强调的同样是环境与细节的真实性.他们认为,弗兰岑描写的家庭解体是已被接受的当代现实,而沃尔夫的描述的确创造了一定的轰动效应,但也绝非无中生有.托马斯希布斯指出,沃尔夫小说反映的大学生生活是“精确的”,与真实情况并无二致;.贾斯丁尤厄斯用调查统计数字说明,沃尔夫描述的当今大学校园中滥交、狂饮、吸毒等,都基本是事实.我们且不谈生活真实与艺术再现这个文学老话题,但两部主题严肃的社会小说的出现以及它们所受到的关注、两位作家发出的回归社会小说的呼吁,共同合成了一个反叛的声音.这个声音也许依然微弱,但在散漫的、拼贴的、内化的、去中心的、调侃游戏式的后现代文本的一片嘈杂中,则清晰可闻.

汤姆沃尔夫出版了《虚妄的篝火》(TheBonareoftheVanities,1987)之后,为反驳对这部现实主义题材小说的攻击,在1989年写下了《追猎千足兽――新社会小说的文学宣言》一文,向彻底异化的美国小说这头“怪兽”发起宣战.无独有偶,弗兰岑1996年发表的长文《间或的梦:意象时小说的一个理由》也被不少人看作是一种文学“宣言”.两篇文章表现出多方面的共同点:都发表在著名文化刊物《哈泼氏》上,而《哈泼氏》正是一个世纪前豪威尔斯倡导文学现实主义的主要阵地;两人都言辞激烈,对美国文坛现状表示强烈失望,共同发起了对当代美国文学的讨伐;两人都认为作家应该反映社会问题,而不应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另外,两人在自己的文章中各自提到了可以效法的过去的文学大师,虽然提到的名字没有重复,但这些作家基本属于同一个文学类型――现实主义.汤姆沃尔夫提到了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巴尔扎克、左拉和本国的辛克莱刘易斯,乔纳森弗兰岑提到的都是本国的前辈:斯托夫人、豪威尔斯和厄普顿辛克莱等.应该指出,两人不是有意联手,因为弗兰岑在文章中提到沃尔夫的文学宣言,讽刺该文为一个政治保守派心血来潮的空谈,并对沃尔夫的思辨逻辑表示不屑.但是从历史文化角度来看,两人的作为也许不纯粹是巧合,都代表了一种“反拨”的努力.沃尔夫批评美国作家走进了“实验”和虚化的死胡同,认为只有反映真实生活的文学才是出路,而弗兰岑则更强调在如今网络、媒体、娱乐和技术当道的社会,小说应该帮助人们面对重大的社会问题和人生困境.沃尔夫的呼吁带有理想主义色彩,但也略显空泛;弗兰岑对美国文学的前景相对悲观,但仍希望社会小说能够争得一席生存之地.总体看来,两人殊途同归,只是观察视角和态度激烈程度有所不同.

汤姆沃尔夫认为,追根溯源,美国文学的衰退源自作家逃避现实,从真实的、外部的世界转入心理的、想象的世界,从“写实的”退缩到“非写实的”创作活动中.他号召作家走出书房,走上街头,去发现美国,去记录报道,然后再加以艺术再现:“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巴尔扎克、左拉和辛克莱刘易斯认为,小说家必须跨出自己个人经验的圈子,投身到社会中去,成为报道者.左拉称之为文献记载.为了这样的记载,他走出家门,带着本子和笔,到贫民窟、煤矿、场、百货商店、食品批发市场、报社、谷仓、铁路工场和轮船机舱.这已成为传奇.”

沃尔夫提到了美国前辈作家刘易斯.现在人们谈起刘易斯,往往就会想起他享有的“社会批评家”的美誉.他继承的是19世纪马克,吐温和豪威尔斯开创的小说传统,无论是写《大街》还是《巴比特》,他都像一名社会学家那样,去采访调查,所到之处,细心观察考察对象的行为和语言,通过细节的再现反映社会问题.作为美国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他的社会小说在当时获得了广泛的认可.刘易斯的作品须置入当时的社会语境才能凸显意义,而形式主义批评很难反映这类现实主义作品的全部价值.沃尔夫认为,美国文学被反现实主义的现代主义诗学统治太久.美国文坛的现状的确如此.老一辈现实主义作家所代表的“写实”风范被讽刺为对感觉的压制,在美国批评界长期失宠.现代主义强调内心、强调潜意识,将人的孤独和异化“浪漫化”,对真实环境和日常生活不屑一谈,偏爱潜意识、意象、幻觉、梦境等各种非现实成分;后现代主义一方面延续了现代主义的主要特征,另一方面消解文学的社会功能.沃尔夫的观点是,当今的美国文学若要重获生命力,就必须突破当代批评的认识框架.早在1975年,他就开始了对现代派的尖刻嘲弄,在文集《彩绘文字》(ThePaintedWord)中暗示,自毕加索以来的现代艺术是艺术评论家、经纪人和媒体联手制造的一个“恶作剧”,曾引来相关领域的一片愤怒.


乔纳森弗兰岑对当代美国文学同样抱有负面的评价,尽管侧重点不同.他用一个城市布局来比喻:“书写和阅读严肃小说的机制,就像一个被纵横交错的超高速公路割据的古老自负的美国中部城市.包围着严肃作品构成的破败的内环中心区的,是大众娱乐欣欣向荣的市郊:科技和法律惊险作品、和吸血鬼小说、谋杀和神秘读物.过去的50年见证了很多白种男性向郊外繁荣的电视、媒体、电影的权力中心逃亡.城区留下的大部分是种族和文化边缘群体.”弗兰岑站在过去构成文学主流的白人男性作家群的视角看待当代美国文学,但表达的不是沙文主义却是对传统丧失的哀叹.而由于“女性和文化族裔作家仍有族群归属感”,他们的严肃小说才能在弥漫着“电视化虚拟现实”的今天得以生存和繁荣.他认为,虽然文坛前景暗淡,“就像照相机将一根尖桩刺人了严肃的肖像和风景画家的心脏,电视扼杀了社会报道小说”,但严肃小说并未粮尽弹绝,仍有一搏,“真正致力于文学的社会小说家,仍然能够在石板上发现裂缝,插进自己的钢钎”.

沃尔夫和弗兰岑都认为,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美国文学界和艺术界大刮虚化(abracfion)、表现(expression)和实验(experimentation)之风,使小说对历史和社会的再现(representation)陷入困境.他们都相信,艺术存在于历史语境中,而不是真空里,因此文学的价值应该主要体现在艺术作品反映的社会问题和真实生活方面.他们在进入新世纪以后推出的作品有很多共同的地方,显示了与前辈现实主义作家的亲缘关系.首先,在形式上,《我是夏洛特西蒙斯》和《纠正》都是当代美国文坛不多见的600至700页的长篇作品,让人想起“厚重”的传统现实主义小说,如刘易斯的《大街》.其次,在主题上,两部小说都关注当代人和当代生活,聚焦于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学校或家庭,以小见大,折射更大的社会层面,提出社会批判.第三,在风格上,两部小说都强调局部细节的客观性和真实性,强调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沃尔夫和弗兰岑在各自的宣言中多次提到他们倡导的“社会小说”,也都用创作实践支撑自己的文学主张.沃尔夫比较明确地将“社会小说”等同于刘易斯那种传统的现实主义.记者出身、曾以“新新闻”

(NewJournali)文体改革名声大振的沃尔夫,在描述“社会小说”时偏向一种带新闻报道特征的、传统的写实文体.弗兰岑的社会小说定义比较宽泛,并似乎有意避免直接使用“现实主义”这一概念,但除了“社会小说”一词,弗兰岑还用“社会报道小说”、“社会风俗小说”和“悲剧现实主义”(tragicreali),所指略同.他不主张走回头路,认为传统社会小说的模式中需要加入适应时怎么发表展的新元素,但“社会小说”应在多元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沃尔夫和弗兰岑的“社会小说”概念的核心是相同的,所指都是关注社会问题的、常常以现实主义为载体的严肃小说.

大多数文学术语词典中都不收录“社会小说’(socialnovel)一词,但列出更具体的如“社会现实主义”(socialreali)、“社会学小说”(sociologicalnovel)、“社会问题小说”(problemnovel)等.“社会现实主义”指“以现实主义的客观性为表现理念的关注社会生活的不同流派”.而“社会学小说”常与“社会问题小说”被归为同类,主要关注社会环境和社会势力对人和人的生活产生的影响,其文学表现模式一般是“社会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socialistreali)专指前苏联背景下提出并倡导的文学表现模式,在西方一般受到负面评价.汤姆沃尔夫提出回归“社会小说”的呼吁后,美国学界有人写了一篇题为《汤姆沃尔夫的社会(主义)小说》的文章进行攻击,故意将两个不同概念混为一谈,指责沃尔夫试图把美国文学引入苏联政治文学的歧途,让人啼笑皆非.

关于小说的社会功能,即小说能否反映真实社会并改造社会的问题,美国文学界长期以来争论不断.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豪威尔斯所定义和实践的现实主义在批评界一直地位不高,笔者认为原因主要有三点:其一,现实主义常被认为仅仅“强调当前的具体经历体验,缺少理智和精神成分的介入”;其二,社会小说和现实主义以社会批判为主要特征,多与左翼政治联手,因此在不同时期常被刻意冷落,如在冷战的政治氛围下很多杂志唯恐避之不及;其三,现实主义的理念遭到了以语言学为本源的当代批评理论的围堵与重创.

成为小说家之前,汤姆沃尔夫已是著名记者和社会评论家.他的“社会小说”与他早在20世纪60年始实践并取得巨大成功的“新新闻”相关.当时正是约翰巴思、唐纳德巴塞尔姆、托马斯品钦等人大谈“小说死亡”问题并决定放弃社会现实主义的年代.沃尔夫提出,如果小说不再能够承担反映社会生活的责任,那么,“新新闻”应该取而代之.所谓的“新新闻”,就是将小说的文体风格和创作技艺融入到调查性的新闻故事中去,打破传统“客观性”的壁垒,作者参与故事之中,其感情反应成为故事的重要组成部分――报道的仍然是真实故事,但更加人性化,更有可读性,卷入其中的人物也更加具有复杂性.在新闻中引入小说手段取得成功后,沃尔夫又提倡一种靠近新闻报道的现实主义小说.在他的概念中,不管是小说还是新闻,都应有创造的成分,也都应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

弗兰岑的社会小说本质上是现实主义的,或他称之为“悲剧现实主义”的.他强调这类小说的客观性:“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悲剧现实主义作家不作评述,他们的任务只是再现.”.他认为当今社会小说之所以稀缺,是因为科技信息时代的文化生态遭到了严重破毁,使之成为必须加以保护的濒危物种.电影、电视、摄影以及其他媒体能快速带来视觉化的现实,带来第一印象的真实,而印刷文本在信息时代同样求快求新,容不得一个现实主义作家费时的调查、思考和消化后的艺术再现.与汤姆沃尔夫不同,弗兰岑似乎没有自信的答案,因为“真正的问题是,人们的整个生活越来越形成一种规避冲突的模式,而这种冲突正是社会风俗小说赖以繁荣的基础”.

自现代主义成为主流以来,作家们把注意力更多地转入内心,注重表现潜意识和非理性,不屑于外部的真实.反映当代真实生活,正是这两位作家在各自的“宣言”中强调、并在小说创作中付诸实践的.他们强调小说“唤醒民众”的社会功能:“悲剧现实主义保留了通往美国优越梦想背后的泥坑,通往所有我们生存边缘的不祥之地的途径――技术带来的舒适背后的人类的困境,大众文化麻痹状态下的苦难.”.弗兰岑和沃尔夫的作品表现的正是当代美国生活中令人不安的一面:传统崩解,道德失衡,个人和社会生活被一种无奈的受挫感和无所顾忌的放纵所主宰.两位作家描绘的当代美国图景,确实会让习惯于一头钻进潜意识和神秘主义迷雾的批评家和读者感到震惊.

进入20世纪以后,反现实主义诗学在美国文坛一直占据着主导.两个批评界的大亨,H.L.门肯和莱昂纳尔特里林引领了这股潮流.门肯在1917年的《序言总集》中提出,所有试图反映现时代生活的作家,都应该摒弃豪威尔斯式的现实主义.接着,特里林声称已将现实主义“扔进了垃圾箱”.森德奎斯特的《美国的现实主义》(1982)一书更被看作分水岭,对文学现实主义和社会小说做了负面定性,认为现实主义文学当时关注的主题,如阶级冲突和美国梦,已不复存在.但是,这样的逻辑十分牵强,因为不管阶级冲突和美国梦是否适时的主题,现实主义关注的社会主题永远存在.唐纳德派泽在《美国的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1995)中回顾了20年代现代主义兴起时、30年代左翼文学兴盛时和60、70年代社会小说“回潮”时一次次的关于现实主义文学的讨论,认为“每次争辩,中心往往主要不是文学论题本身,而是当时主要的社会问题”.这说明,现实主义文学总是与当时的社会问题息息相关.而今天沃尔夫和弗兰岑重提社会小说,同样倾注着对当今美国社会现实的密切关注.

现代语言学和哲学的发展,加深了主体和客体之间的“鸿沟”,“以至于连表现对象本身也被后结构主义理论家们仅仅看作是一种虚构存在.这部分解释了为何在我们这一时代现实主义理论鲜有重大发展,同时也解释了为何19世纪的现实主义运动本身也被那些对其主旨不抱同情态度的现代批评家们加以否定”.的确,后结构主义理论将现实主义推入了困境,如艾米凯普兰所描述:“后结构主义反模仿理论认为,语言不能反映现实,而事实上语言创造了我们所知的现实等通过当写作技巧论的透镜,那些曾被认为是现实主义的特征,被用来重新评价,恰恰用以揭示其虚构性.”.这样一来,现实主义的基础似乎被颠覆了.如果语言不能反映现实,而是创造了现实,那么从逻辑上讲,现实主义文本与其投射的、相对应的现实之间的关联就难以成立.

但是,当代批评理论本身遇到了危机,道路越走越窄.正如伊格尔顿所言:“(当代)文学理论的问题是,它既不能超越也不能融进后期工业资本主义中据支配地位的思想意识.”进入20世纪以来,文学的本体研究成了批评理论的主流,从文本的阅读和阐释活动中形成了一套“文内”(textual)研究的方法: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叙事学、符号学、现象学、诠释学等.但其实,从80年始,文学研究向“文外”(contextual)的转移已经出现,“从对文学做修辞学式的‘内部’研究,转向研究文学的‘外部’联系,确定它在心理学、历史或社会学背景中的位置”.如新马克思主义、新历史主义、文学的文化研究等,把文学文本当作社会意识形态的产物来对待,当作能够反映社会问题、并可以置入社会环境中进行解读的文化产品.

尽管在理论界和批评界受到打压和边缘化,现实主义和各种类型的社会小说在美国文坛仍然是一个不可否认的存在.自20世纪20年代现代主义成为主导后,美国文学也并非由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两大块组成.现实主义的社会小说一直与崇尚幻觉和想象的非现实文学共同发展.除了已提及的刘易斯外,理查德赖特关于黑人的小说,奈尔森阿尔格伦关于城市堕落的小说,诺曼梅勒和詹姆斯琼斯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小说,约翰厄普代克关于中产阶级家庭的小说,都强烈地表现着社会主题,也都基本采用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在当代,虽然时常结合了存在主义的意识和部分现代派的手法,索尔贝洛、罗伯特斯通、乔伊斯卡罗尔欧茨和威廉肯尼迪等,都用程度不同的现实主义书写社会小说,进行社会批判.

在沃尔夫和弗兰岑发表了回归社会小说的宣言,并推出自己的社会小说时,也许我们也可以重新审视戴维洛奇早在1980就提出的问题:不是现实主义,而是文学现代主义(包括后现代主义)“究竟还能够走多远”.洛奇指出,传统现实主义在今天仍然是一条可行的选择之路.沃尔夫和弗兰岑两位作家看到了现代主义走向“枯竭”的征兆,同时又在以现实主义为主要摹本的社会小说中看到了未来的出路.著名文学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应该能够理解沃尔夫和弗兰岑这种呼吁回归传统的“激进的保守”观点,他曾写道:“像所有最激进的观点一样,我自己的观点是一种彻底的传统主义观点.我希望使文学批评摆脱诱惑它的某些流行的、新奇的思想方式――‘文学’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对象,‘审美活动’可以同社会决定因素分开,等等――使它重新回到它已经放弃的老路上去.”

责任编辑 陈思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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