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关爱和先生在知天命之年将20多年来撰写的部分学术论文结集出版,名之为《中国近代文学论集》(中华书局2006年5月版,以下简称《论集》),显然带有学术上的自我总结意味.这是关先生继20世纪90年代陆续推出《从古典走向现代》、《悲壮的沉落》、《古典主义的终结――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学》等著作之后的又一部力作.《论集》的出版,既是关先生个人学术研究阶段性成果的集中展示,也是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界的重要创获.
20多年来,关先生一直非常自觉地耕耘在近代文学学术领地.只消浏览一下《论集》中的文章题目,便不难发现这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近代文学专业学术论集,著者治专家之学的学术路径选择非常自觉.正是多年来的执着与坚守,使得关先生以一个坚实的学术开拓者与坚定的学科守望者形象出现在学界,成为该学科为数不多的几个领军人物之一.
诚如刘增杰先生序中所言,关于中国文学从古典到现代转型问题的研究,是《论集》最具学术价值的论题之一.从古典向现代的转型是中国文学发展的一段关键时期,但长期以来,由于近代文学研究的相对薄弱,学界对这一历史转折阶段的特殊性与丰富性仍缺乏足够的认识.正因如此,古典文学与现代文学两大学科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独立发展而少通音信,“传统”与“现代”之间仿佛存在着难以衔接的断层.关先生认准目标、知难而进,长期凝思于古典与现代之间,在大量收集、梳理、研读原始文献材料的基础上,以回到原初的历史眼光和独立不倚的学术品格,对近代转型期文学的诸多研究领域发表了、极富原创性的学术见解,为揭示近代文学的本来面目,扭转学界对近代文学的误解和盲视,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以《论集》中探讨桐城派古文的6篇文章为例.五四前夕,桐城派三祖方苞、刘大(木魁)、姚鼐和古文八大家殿军归有光被文学革命主将陈独秀纳入重点讨伐的“十八妖魔”之列,继之钱玄同又斥之为“桐城谬种”.自那时起,桐城派古文长期以来在主流学界处于被批判或受漠视的地位.抱着探询历史真相的学术动机,关先生在大量收集整理桐城派古文史料的基础上,将自己的硕士论文选题定在桐城派研究方面,成为20世纪80年代初较早涉足这一研究领域的青年学人.关先生关于桐城派古文的研究成果最终荟萃于《古典主义的终结――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学》,从一个侧面探幽析微地描述了中国文学由古典向现代过渡转变的历史轨迹,为打通古、近、现代文学研究作了一次极为有益的尝试.有书评认为：该著是20世纪有关桐城派研究最重要的学术著作,其对中国近代旧派文学演变轨迹的揭示极富学术价值与学术意义.《论集》中收录的6篇关于桐城派的学术论文即从该著中提炼而成,分别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文学遗产》等核心期刊发表,在学术界产生不小的反响.这组论文以坚实的文献史料和回到原初的历史眼光,对这一文学流派作了系统、新鲜的描述.著者怀着对历史的敬畏之心,把桐城派放在封建末世、叶落知秋这样一个政治、文化大背景中予以理解和描述,通过对桐城文派的政治选择、行身祈向、文化命运、情感经历、艺术追求等诸多方面的深层剖析,多侧面、多角度地展示了封建末代文人复杂的心路历程,从而给予读者一个清晰、完整的关于桐城派的阅读感觉,在一定程度上还原出其集多种矛盾于一身的意蕴繁复的本来面目.
以《守望艺术的壁垒――论桐城派对古文文体的价值定位》一文为例.著者通过对古文的应用价值和审美价值两种不同的文体功能的辨析,实事求是地指出：“在古文的应用与审美的双重价值定位中,古文家更看重古文的审美价值,更注重古文写作中的艺术性原则,更强调古文表情达意过程中艺术与情感的含量及构成”；进而独具慧眼地发现：“作为中唐以来古文运动的收束者与殿军,桐城派作家在纷纭繁杂的政治与学术思潮的推移变换中,守望着古文的艺术壁垒；在与义理学家、考据学家、经世学家的辩诘争讼中,深化着其对古文文体文学特质的认识”；然后通过大量新鲜的原始材料,细致考察了桐城派各个时期的代表人物如方苞、姚鼐、方东树、曾国藩、吴汝纶等人前赴后继的守望与深化的过程,水到渠成地推断出其核心观点――桐城派几代领袖人物对古文文体价值定位的认识过程,体现出越来越明显的让古文回到古文自身的基本价值取向；以古文为学的桐城派,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其对古文写作中艺术性原则的注重,对古文表情达意过程中艺术与情感构成的强调,体现出由于自身生存需要而激发出的文体自觉；桐城派作家围绕着让古文回到古文自身,把古文还之于古文家所作出的种种努力,为传统的杂文学体系向现代文学体系的过渡,作了一个鲜为人知的铺垫.这一见解发前人所未发,具有无可置疑的学术原创性,而且史料坚实,逻辑严密,艺术感觉细腻.关先生关于桐城派对古文文体的价值定位及其历史意义的独到发现,对于我们了解中国文学由古典向现代的转变以及由传统杂文学体系向现代文学体系的过渡,极具启迪意义.
文史兼治、古今不隔的治学路径与学术素养,是关先生为学为文所追求的理想境界,也是《论集》的另一重要特征.文史兼治、古今不隔的治学路径,是关先生自觉从其业师任访秋先生那里师承下来的治学传统.关先生在一篇回忆任先生的文章中写道：“在先生的研究工作中,考证与义理、历史与文学、思想史与文学史、古代文学与近现代文学是一种自然的交流、自然的融合.先生的著述亦文亦史,左右逢源,体现出特有的游刃有余的雍容大度.这是一种令人心仪的学术境界.”这番感悟是关先生在本科阶段用心研读任先生的著述时体会到的,并且一直将其作为一种努力追求的学术境界.
如所周知,民族、政治、文化的全面危机,构成了近代文学的历史背景.“时代没能给文学提供从容发展的文化氛围,却又需要文学参与并极大地发挥作用.在民族生存危机成为中心议题的时代,文学若去追求自身审美品格的完善而无视民族的需要,那势必丧失存在的价值和地位.”正是由于“中国近代文学的文化――历史价值远远超出其文学价值是近代文学不可回避的显著历史特征,治近代文学者就不能单单从内部研究人手,而必须做到“亦文亦史”――否则,极有可能“得到的却是困惑”；正是由于近代文学处在中国文学从古典走向现代的重大历史转折时期,治近代文学史者就不能画地为牢、故步自封,而必须眼界宏阔、打通古今,做到“古今不隔”.《论集》首篇《晚明至“五四”文学变动说略》,是关先生走上近代文学研究之路初始阶段的“学步”之文,其学术视域,近承任先生探究“中国新文学渊源”的治学路径,远接五四之后周作人辨析“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的独到眼光和梁启超总结清代学术思想的深远意绪,视野开阔,论述缜密,初试身手就显出一种成竹在胸的凌厉之气.
《论集》中最能显示关先生的治学路径与学术素养的文章,体现在文学史论、文学思潮论、文学流派论等方面的较为宏阔的论题上.其中,《经学同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