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2008年3月15日至16日,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学评论》编辑部联合召开了“新时期社会主义文学与文化”学术研讨会,来自北京、上海等各地学术科研机构和高校的专家、学者60余人齐聚羊城,围绕“社会主义文学的性质、形态与历史演变”、“社会主义文化视野中的文学理论建设”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讨.
华南师范大学王国健教授指出,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社会主义文学与文化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更好地建设、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与文学,是一个越来越迫切地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要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继往开来,探索新形势下引领社会主义文学与文化建设的有效途径,进一步履行我们思想学术界对提高社会主义文化的“软实力”的使命.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党圣元研究员指出,新时期中国社会主义文学与文化己走过了30年的发展历程,留下了许多要总结和反思的内容.学术反思关涉的不仅仅是文学问题,也是关系到整个社会思想文化领域中方方面面的问题,有利于我们进一步开拓视野,实现社会主义学术与文化的发展深化.在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大体系下,思考和反思社会主义文学与文化的形态、内涵,以及在社会主义时期社会主义文学、非社会主义文学的内部差异及种种关系,在新形势下是非常必要的.暨南大学中文系饶子教授指山,20世纪50―70年代,我们对各种外来文学理论知之甚少,主要是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占主导地位.80年代以后,在当代文化精神观照下,随着中外文化交流迅速展开,文学理论自身也有更新和拓展的要求.综观当前文学理论的状况,是引进较多而建构较少.要改变这一状况,重要的是要协调外来文论和本土文论的关系,从文本人手,从实践出发,展开“对话”,进行创新,建构社会主义文学与文化的理论体系.
与会专家普遍关注讨论最为热烈的焦点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文学,哪些作品可以算是社会主义文学作品中山大学中文系黄修己教授指出,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文学与文化,什么不是社会主义文学与文化,需要认真思考,重新梳理.结合一些具体的文本实例,黄修己教授明确指山,以往对社会主义文学与文化的某些界定和体认已经失去了概括力,有着明显的历史局限性.比如,八个样板戏算不算社会主义文学走过那个时代的人都知道八个样板戏是怎样诞生的.在建国后的一段时期内,我们的文学强调塑造英雄人物,而这些人物形象大都是孤家寡人,如果这些特征是当时社会主义文学所提倡的东西的话,那么我们如何评价社会主义文学有些作品如《色戒》不是社会主义文学,随之就产生了另外一个问题,既然《色戒》不是社会主义文学的作品,我们应该如何对待像《色戒》这样的作品换句话说,社会主义文学与文化体系内能不能够容许非社会主义文学与文化的存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杜书瀛研究员坦言,截至目前,他七十年人生的七分之六是在“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文化”里度过的.但愚钝得很,也惭愧得很,虽然身在“此山”,却并未从理性上真正弄明白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文化究竟具有怎样的性质、特点.他认为,经营人类的任何事业(经济、政治、文化、学术、文学艺术等),都不能从定义出发.人类不能事先设想好一个固定的、永恒的、万古不变的模式、格式,然后依此行事.没有事先想好的或制定好的永恒的凝固的绝对真理.因此,他主张在实践中摸索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文化的性质特点.在难以遽然弄清楚这个问题的前提下,不妨将其悬置,谈谈具体的作品.杜书瀛研究员自言喜欢(《闯关东》,认为这是近年来少有的一部好电视剧,而且是可以和《静静的顿河》、《红旗谱》等可以并列的作品,认为像这样的作品应该是社会主义文学.
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柯汉琳教授认为,“社会主义文学”是无产阶级政党对于符合自身世界观和利益的文学的称谓,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支配下的一种文学观念的表述,它不仅具有时代性,而且具有强烈的阶级性,不管你承认与否,它的存在是一个客观事实,是伴随着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兴起而诞生的.马克思在评论诗歌《的屠杀》、恩格斯在评论海涅的诗作和卡尔莱尔的诗作中都有类似“社会主义文学”的提法,如“社会主义的诗作”、“无产阶级的歌”等.柯汉琳认为,“社会主义文学”作为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的性质是不变的,但各个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具体内涵,是历史地发展的,例如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初期,马克思强调的是“反对私有制”,是反映“穷人和受轻视的阶级”的“生活和命运、欢乐和痛苦”等,但今天在我国强调的是“描写和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塑造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创业者”,“激发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推动他们从事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创造活动”等.柯汉琳教授特别指出,“社会主义文学”只是“社会主义时期的文学”的一种,尽管我们的社会制度是社会主义的,但仍存在着非社会主义文学,社会主义文学与非社会主义文学必将长期矛盾共存,我们可以坚持社会主义文学的核心价值观,但必须尊重创作的自由和多样化.惠州学院杨小清教授主张以时间划分替代试图从本质上对社会主义文学与文化进行界定的方法.他在发言中指出,凡是在社会主义时期出现的文学创作及现象,都是社会主义文学与文化,起码可以说是具有社会主义文学与文化的某些因素.中国社会科学院胡明研究员指出,社会主义文学的概念包含文学与文化两个方面,具有一个整体性的价值观念、知识谱系、思想资源和逻辑结构,是特定的历史时期的特定的意识形态观念的一种反映,在具体的表述方式上是不一样的.“十七年”我们认为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一套标准,“”时期又有一个标准,30年又一个标准,都不一样,甚至南辕北辙,但都属于社会主义文学.今天来说,基本上还是主旋律的文学,就是我们党所提倡的,受主流意识形态提倡和奖罚的文学,不是社会主义文学的全部.就在文学这个层面上,它甚至是个少数.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昌切指出,“社会主义文学”这种命名方式是中国,或者说是东方国家所特有的.它的理论来源来于马克思主义的五形态说,即人类社会的五形态说.它是一连串概念,即至少是五种社会形态概念中确立的一个社会主义文学概念.当代文学的建立就是用以区别于新主义文学,或者说,相对于新主义文学和旧主义文学所确立的一种文学.那么这个时候对文学的命名,就是一种所谓的社会主义文学.人民文学、工农兵文学都是社会主义文学.我们现在如果要用社会主义文学这个概念的话,我们就要有相关的文学、文学史来对应,但是现在不具备这个条件,因此,讨论起来比较麻烦.社会主义文学与别的东西不同之处在于,它是在共产主义这个远大目标指导下的社会主义实践活动.称为我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活动.这个时期的活动的非常突出的特点,从古代到现代都没有过的,就是作家参与了宏大的现代化下程.公有进程是在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一个历史进程.它改变了中国几千年来形成的一种自生自长的小农经济的生存方式.因此作家用笔来写这样一个公有进程,他就是在参与一个这样伟大的事业.有三部作品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特征,能称得上是典范,即柳青的《创业史》、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浩然的《艳阳天》.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高建平研究员分析了现代中国以来对黑格尔“扬弃”观的翻译及理解,指出我们曾过于突出其中的抛弃与否定的一面,而忽略了继承发扬的一面,进而由此探究了社会主义文学与文化观念的“扬弃”等相关问题.浙江大学传播与国际文化学院徐岱教授认为,在讨论什么是社会主义文学与文化,试图对其进行界定的时候,不要把本体论与本质主义混为一谈,要将这个问题落实到具体文本上.在概念界定问题上,我们批判本质主义,但是我们讨论本体性问题时,思辩必然趋向抽象,这就无法避开统一性.徐岱教授指出,存在着两种统一性,一种是旧的统一性,就是形而上学,一种是新的统一性.新的统一性认为一切都是差异,从差异到统一性,就是新形而上学.在美学领域,差异性永远是老大,人文与科学的差异就在这里.我们在讨论社会主义文学与文化及其他相关理论问题或写文章的时候,总是喜欢使用“等是等”的表述方式,给它定性、定义,但是实际上很多东西都难以走向统一性.另外,难以走向统一性的东西在抽象的理论思辨层面又需要走向统一性,这便造成了理论的困境.不定性就没有办法建立价值论,即规范性,美的理论建构必然走向规范性,这也正是今天我们讨论社会主义文学与文化这个问题的难度所在,即新的统一性问题.
在社会主义文学与文化的当前实践方面,备受与会专家学者关注的另一问题便是和谐社会的建设与社会主义文学与文化及其理论建设的相关性问题.中国传媒大学人文学院张晶教授在提交的论文中将审美文化与和谐社会建设问题联系起来进行考虑,认为审美文化是一个具有现代性内涵的论域,也是我们社会主义中国现阶段美学角度的文化形态的最高范畴.和谐社会建设的历史使命,为审美文化研究的提高与发展,创造了难得的机遇,同时,审美文化的建构与良性整合,对于和谐社会的建设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作为中华民族现时期的最为重要的目标,和谐社会的建设,需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而人的审美修养的提高和人的本质的全面发展.是建成和谐社会的根本途径.中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彭修银教授在其提交的论文中指出,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理论形态的研究,一方面是阐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形态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提出的文艺理论是什么样的关系,以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形态与苏联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又是什么样的关系.另一方面是在和谐社会语境下来完善和确立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理论形态,即当代形态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是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是一个更高的和谐型美学.湖南科技大学李胜清博士认为,和谐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对当下的中国而言不是两个问题,而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和谐文化的建设离不开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核心价值牵引,而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中国化也必须以当下中国的文学文化事实为基础,创构出和谐的文学文化理念与和谐的文学理论语境.就此而言,开掘并整合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中内涵的和谐思想要素与价值理念便成了协调两者关系、使问题获得成功解决的关键.
与会学者探讨的另一个热点问题是传统文化理论资源的重新审视及发掘等相关问题.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胡亚敏教授认为讨论社会主义文学与文化也要注重社会主义文化产业的建设与研究,认为社会主义文学与文化的发展为社会主义文化产业提供了土壤,当代文化传媒的发展为社会主义文学与文化的培育提供了重要的依托方式.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周均平教授探讨了文化史研究对于社会主义文学与文化建设的当下意义,提出了重新审视社会主义文学与文化时应具有的“史”的眼光及历史文化资源的发掘利用问题.认为文化史研究可以在更为广阔的视野中认识中国古代文化和审美文艺理论规律,从而为中国当代文化的发展建构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和文化导引.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覃召文教授在梳理了中国文学政治观的历史命运及其当代意义后指出,我们文学的主旋律是展示社会主义的生活,宏扬社会主义精神,我们文学的重要目的就是为了推动社会和谐稳定地向前发展,这些思想的提出本来就出于我们当今的社会主义文学政治观,甚至还可以这样说,这些思想本身就是文学政治观的主要思想.正因为如此,在今天文学政治观不仅不可能被边缘化,反而可以而且应该纳入到当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中去.中山大学王坤教授提出了存旧立新这一新世纪文艺学研究的学理路向.他指出,文艺学的研究中一直就把“破旧立新”作为一个或隐或显的思维路向.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所有非社会主义的东西都要被破除.破除旧的之后,要立新.“破旧立新”的意识之所以存在,与文艺学旧体制创立之初和当时的政治意识、权力意识纠结在一起有关系.他认为,淡化权力意志及政治色彩,以平淡的心研究学术,立新不破旧,立新而存旧,应当是新世纪文艺学研究中取代“破旧立新”的学理路向.社会主义文学与文化建设历程中出现的一些具体问题的研讨,充分显示了与会专家学者最新的科研方向及其成就.深圳大学庄锡华教授详细勾勒了早期中国人的文学观点及其影响.华南师范大学刘晟教授剖析了文学的组织性问题.湛江师院的千钦峰教授、惠州学院的杨小清教授重视社会主义文学与文化的社会语境.广州大学吴高泉博士从的《讲话》入手,分析了文化领导权与审美认同的问题.湖南理工大学张邦卫教授探讨了媒体化语境下的新的相关问题.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周卫忠教授分析了巴赫金行为哲学中的马克思主义因素.华南师范大学杨挺教授从阿多诺对勋伯格和斯特拉文斯基的评论分析了阿多诺音乐社会学的否定精神,认为阿多诺的否定精神所凭借的思想武器――“否定辩证法”和我们坚持的马克思主义不完全一致,但也还是值得我们重视和借鉴的.南京大学许娇娜博士分析了阿多诺之后对审美理性问题的思考,认为西方理论家有关审美理性的思考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同样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其他与会学者杨飚、崔大江、陈立群、王小明、黄华军等就马克思的崇高美学、网络文学、传统审美心理的现代转换等问题也作了深入的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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