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胡康民同志对南方局史和重庆地方党史的研究,有很深的感情情结和很强的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即使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之后,仍有课题萦怀,思欲有所作为.遇到宣扬红岩精神或党史工作中传道解惑之类事,就会忘记自己是古稀之年,带病之躯,像战马听到号角般地出枥赴命,作超负荷运转.于是积劳尽瘁.我们这位“神仙会”中的众神之神,从此后吝于赐教,再不能陪我们神侃而魂归道山了.
康民可谓求仁得仁.他是在经营精神园圃的工作状态中倒卧在了东篱之下.但想着这位园丁手中,尚握着一些珍稀的思想种子,似不宜随着他的长眠而从此深埋地下.因而择一而谈,既是对老同学、老战友的追怀,同时也借以表达他对时代进步的春风化雨之望.
这粒泥中古莲般的“种子”,叫“长衫子党员”.
这是个“草色遥看近却无”的早期党史课题.
问题产生的背景说来并不复杂.1949年解放大军入川之后,各地都会出现这样的场面:会师,即原在本地奋斗的地下党和解放大军（公开的）会师.而尤为激动人心的,是地下党员和游击队员中,还有些长年在敌垒中战斗,时已须发斑白的老同志,如德高望重的李筱亭、张秀熟、刘孟伉、邓刚、李嘉仲等老人,以及陈联诗、雷晓晖等老大姐.
一当会师后的热浪涌过,如何看待和对待这些老同志,就使负责构建新政权的领导同志和组织部门的干部挠头了.
首先,这些老同志的资历深,多数人在大革命时代就引领风云,是和刘伯承司令员、王维舟副司令员等同辈并先后入党的老革命家.但他们长期没有条件过组织生活,几十年来一直是以社会活动方式影响群众,推进革命.虽然在解放后脱了长衫,穿上了新发的干部服,所表现出来的言谈举止,思想作派,仍然像社会上的名流贤达,与党政领导机关正在构建中的上下关系,请示报告等程式氛围,不免枘凿.因此在对他们的安排上,也就低不成,高也似乎不成.
其次,他们都是因信念而矢志革命的知识分子.他们有的人在前清时就是秀才,普遍受过儒学熏陶,讲求士气.辛亥革命中,信奉过孙中山的三义.五四运动中,无不是“德先生”、“赛先生”的信徒.在各种社会思潮随着新文化运动向国门涌进之后,他们读华盛顿传,读克鲁泡特金的书,崇奉过欧美的共和制度,也信奉过安那其主义、社会主义.经过比较,经过实践,经过多次受挫后的总结、反思,最后才接受了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一当坚定了政治信念,他们就百折不挠,既是马列主义的播火者,也是不管遇到怎样的艰难险阻,始终不变其节操的忠贞革命者.然而在进入新生革命政权之后,他们却显得有些思想芜杂,不仅缺乏那时革命队伍中所要求的政治词汇,还时不时地流露出观念和狷介气,这也不能不使强调组织纪律的首长暗皱眉头.
再其次,他们有相当高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声誉,有广泛的社会联系,门生故旧遍蜀中.这是他们为中国工作,特别是为统一战线工作,能得到顺利推演的基础,也是在形势逆转时,能得到成功隐蔽的必要条件.但在政权更迭之后,他们原有的那些社会关系,有不少就成了革命对象.特别是从清匪反霸到土地改革期间,各级部门都要向新参加革命的人打招呼,要他们站稳立场,划清界限,过好土地革命关.从又团结又斗争的统一战线工作来说,那时更侧重于斗争一面.可这些老同志却转弯不快.他们像那些长期坚持“三勤”原则已成积习的地下党员一样,待人温厚,很重友谊.也就难免使得那时的政治部门、组织部门认为他们社会关系复杂,立场不鲜明,甚至是敌情观念薄弱.
如此等等.
于是一个带贬义的看法就出来了:“党内的高级人士”.再通俗化地翻译一下,就是“长衫子党员”.
这可不是新参加革命者的幼稚之见,持这样看法的还有一辈子戎马倥偬、这时正总揽着新区军政要务的首长.军管期中,强调办事效率,令行禁止,这不无偏见的看法传下来,就成了不无偏向的政策性意见:对这些老同志作“高级人士”来安排.可他们并非人士而是党员,而且是入党多年的老党员!下面贯彻的人自有“消化”之法:抹―抹短,抹淡,抹煞.抹短,就是党龄从有确证的时段作承认,而这些老同志在国统区的斗争是一二十年,随着形势起伏,组织破坏,联系中断的事也就多有,但要找不到文书档案和直接当事人,党内经历就要虚化,党籍也就得不到如实承认了.抹淡,则与抹短异曲而同工.这些老同志都有很深的学术修养,单从“不食周粟”―也就是在革命低潮期,他们不去国民党的机关任职,而是靠自己教书行医,卖画鬻字,自维生计,同时还济助身旁难友,这已很是难得.如果历史地看,他们各个时段上都有立功、立德、立言的表现,他们杖及履及之处,都像围棋之局产生“气场”一样,会影响到一大批人.他们出生入死的特殊战斗,不仅经得住检验,甚至还称得起是地方党组织各个历史时期的见证.但要一加淡化,他们的丹心就记载不入档册,他们的殊功也就难以得到相应评价,只能传奇故事般地在民间流传了.再至于抹煞,就是在作了荣誉性的挂靠性安排后,迳予“劝退”,让这些老同志“自动放弃”视为比生命还重要的党籍.
如实地说,这不是波及大批人的运动,而只是涉及一小批人的个案.影响也只是在相对狭小的范围之内.因而要去检索省市相关部门成文排序的党史研究课题,就找不到这个题目.即使在结束之后的拨乱反正时期里,因此案而受委屈的老同志大都还健在,他们也各自提出了申诉,当年的经办人也承认确有冤错,只是由于一些微妙因素,作为个案,还是有意无意地被忽略着.
康民就是在这个时期进入党史部门工作的.他以巨大的热情和踏实的作风投入调查研究,很快就敏察到“长衫子党员”是重要一案,忽视不得,甚至认为能否直面它,是对新时期党史能否求实存真的一个检验,也是对党史工作者能否坚持真理、实事求是的党性考验.
我和康民是在重庆一中读书时的初中同学,读高中时他转入清华中学,但同在学运特支领导下参加争、求解放的反蒋斗争.建国后,他在团委,我在文联,在各种政治运动中锻炼成长.随着运动来势一次比一次更左,即使我们这样以“子弟兵”自命的人,也渐渐地觉得不那么对头了.比如,地下党时期的领导人赵隆侃、刘承才这样的同志,他们当年出生入死的斗争经历,曾使我们十分敬仰.建国后他们作起宣传鼓动来,又是何等的意气风发、打动人心啊.可是他们却在整风运动的号召中因言贾祸,跌入深渊.我们这些昔年的追随者能无困惑?能无惶惧?再后来,“”与“知识分子”都被戴上了“资产阶级”的帽子,到了,更是成了要要消灭的对象.在浩劫后的痛定思痛中,在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时代要求中,我和康民都相继转入了党史工作领域.正由于我们有相同的经历和困惑,有同样的思索和价值观,遇到党史研究和编写中的棘手问题,自然能开心见肠地交换意见,相互砥砺.“长衫子党员”问题就是他向我提起的.后来《红岩春秋》创刊,也是他提出来,认为应该写成文章面世,并于列入计划后,派定由我来写.
康民的观点很明确,“长衫子党员”问题,是革命刚刚胜利的时候就发生的事涉“”第一案.对于革命和建设的普适性,在我们这辈人心中是从未怀疑过的.在专制政权方死,人民政权方兴的时候,神圣的“”怎么会由光环变成了荆冠呢?康民可是访问了不少老同志的,深知这样的不公正给他们带来的极大痛苦,并影响到他们周围的一大批人.康民更为喟叹的,是这样的不公正,受损害最大的是我们的党,我们新生的人民政权.如果这些老同志不受那种“软处理”,他们的学识、经验、作风,必会丰富人民政权的内涵和外延,使我们少走许多弯路.
康民之所以受人尊重,就在事情尚处于始萌阶段,别的人或有意或无意地视而不见时,他却能看出重要性并且抓住不放.他曾对我说过,从事党史研究,就应该如教导的那样关注全过程,开始是怎么搞的,中间发生了什么样的情况和问题,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长衫子党员”是一团乱线的起头,有它的因果律.继此之后的对地下党同志,对知识分子的看法和对待问题,进而至于开国后我们应不应该有一个新主义建设时期的问题,巩固新主义秩序的问题,都可以追溯到这肇源之案.他还犀利地认为:党的肌体为什么会发生那样的恶性畸变?从方法上讲,就应该遵从的教导,从开始搞的第一案起作解剖,清理毒素,找到致变基因.不如此,交互感染中又会发生新的情况和问题,恶恶相因,也就会呈延续性.有大规模恶化的逻辑必然.不就是这样发生的吗?那时就连少奇和小平同志都要检讨“老革命遇到新问题”了.若能宏观地从党内折腾来看,“新问题”并不新,当年处理“长衫子党员”是整派,而“炮打司令部”则是要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最后在“批邓”时更明确提出了“派就是走资派”.因此康民认为,后要正本清源地写好党史,就必须承认这一案,从史镜昭鉴未来说,也必须写好这一案.
尽管认识一致,但由谁来写,我和他之间却发生推让.康民雄辩性地派定由我来写,因为我正参加着《吴玉章传》编写组的工作.他鼓动说,中国最早成立共产主义小组的人,都是由急进的主义者转而接受了马列主义的知识分子,在北京以李大钊为中心,在上海和广州以陈独秀为中心,在湖南以为中心,在四川和重庆,则有以吴玉章为首的一批知识分子在苦苦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他们不仅组织起来学习马克思主义,而且着手成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革命政党,由于军阀混战和交通阻塞等原因,四川没有人去参加中国的组建,但以吴老为首的这批知识分子却都先后加入了.由于基础厚重,四川在第一次大革命中,真是波澜壮阔,搞得轰轰烈烈,涌现和锻炼了大批革命人才.关心并研究这批大革命时期的党员,既是四川党史的开篇之义,也是《吴玉章传》这段章节的题中之义,从中国创建以来,我们在革命中牺牲了多少人啊!这些硕果仅存的老同志,是党的宝贵财富.写好这批老人,才能生动揭示革命进程的艰苦性和时怎么发表展的深刻性.
我也以同样的雄辩向康民提出:他应该自己动笔.一则,他已对这一个案作过剥离,并像外科医生一般地作了切片,再则,他查档宽,掌握资料多,因其诚恳地为老同志办事,深得他们的信任,已广泛占有文字的和口述的资料,更主要的,还因为他主攻着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南方局史,南方局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中,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始终高扬着中国提出的新主义旗帜,把工人阶级、青年学生、广大知识分子和民族工商业者都吸引、团结过来,形成了阵营,由不断扩大的人民统一战线,发展成为解放战争时期的反蒋第二战线.在千千万万的人高唱“向着法西斯蒂开火,把一切不的制度灭亡”的歌声中,的政权很快轰然倒塌.被贬称为“长衫子党员”的这批老同志,都是南方局时期的地下党员.他们按照“隐蔽精干,积蓄力量”的方针,深入群众,扎根基层,本着“三勤”原则,做群众工作,做党派工作,做工商业者工作,做川军将领工作等解放战争时期,还有些老人毅然投入了反蒋武装斗争.他们都是新主义革命中的功臣.怎么能在革命胜利之后就因“”遭贬?这一案就应该放到历史链中,郑重地给予澄清.因此这一案理应属于南方局史研究的范畴,只有康民动笔,才能本着他对周恩来,对地下党老同志那深厚的感情,把案情写清,把文章写好.
因为老友关系,我对康民要我写此文开玩笑说:“你是推瞎子跳岩,可我不是瞎子,是睁眼子.”他丝毫不以为忤,欣然说:“睁眼子”好嘛,正表明我们不是盲人骑瞎马,是清醒白醒地在看待这一课题,所谓“岩”,无非是说这篇文章写起来有些险阻罢了.马克思就说过,在科学上没有平坦大道可走,怕什么山高岩陡,只要头脑是清醒的,就会在攀登中闯出路来.
于是,我们达成个携手共攀登的协议:把题材分解一下,各找几个人,分类别地来写这几位老同志,然后再合拢来,由康民撰写前言.
话虽如此说,终因兹事体大,有勇气并且有能力、有条件的“睁眼子”并不那么好找,这篇文章就搁置起来,直到这次康民赍志而殁等
历史是一条长河,历史研究也要代代相传.近年党史学界进了一些新人,康民就像疲卧夕阳的老牛那样,再次地不用扬鞭自奋蹄,热心地传薪授火,结果不支等要是新人中有人知道胡老师有这样的未竟之志,毅然接过火炬,承续下去,应该是比“请胡老师走好”更会使他含颐安心的送别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