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古拉格式阴影

更新时间:2023-12-22 作者:用户投稿原创标记本站原创 点赞:25071 浏览:117847

1938年,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命令建立了强制劳改集中营维亚特拉格(Vyatlag),这座劳改营位于莫斯科东北1000公里处的基洛夫州北部,是最大的古拉格劳改营之一.1938年至1956年期间,超过十万名囚犯在此服刑,他们来自二十个国家、属于八十多个不同民族,其中有一万八千人注定一来不复返.

到维亚特拉格有两种办法,一是成为囚犯,然后坐直通营地的囚犯专列;否则就只好碰运气,看有没有去往列斯诺伊方向的车搭.普通的铁路和长途汽车是不到这儿的.在一座废弃的火车站上,几列囚车车厢在静静地生锈,车厢上“权力属于苏维埃!”的字样还清晰可见.也许我爷爷安杰伊·康斯坦丁诺维奇就是坐着其中的一辆来的吧.他是一名数学家,纳粹德国入侵苏联时,他志愿上前线,被俘后设法逃脱,被内务人民委员部定为叛国罪等我不知道再后来他怎么样了.

1938年,维亚特拉格迎来了它的第一批犯人,其中大多是被定为“富农”的普通农民,不久,演员、艺术家、诗人、作家、学者和政治家们加入了他们的行列.无论是谁,只要被认定触犯了著名的第58条“煽动反对苏维埃”及“反革命”,就可以盼着坐上专列.在营地内部,他们被直截了当地统称为“长舌妇”.

1940年,苏联和德国签订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后,苏军占领了爱沙尼亚、立陶宛和拉脱维亚,那儿的特殊囚犯被送到维亚特拉格.1945年后,更有德国、匈牙利、意大利等其他轴心国战俘和被逐出欧洲占领区的人被押解至此.犯人的工作包括伐木、在沼泽上修建道路及营地本身.甚至今天,在列斯诺伊附近散步的人都搞不清自己是走在森林里还是沼泽上:一步之差,你就会陷到齐膝深的淤泥里,或是被沼泽中的树桩绊倒.

树桩是犯人的一种作品.创作者中有女演员塔嘉娜·奥库涅夫斯卡娅——多部苏联电影的主演,当时她的同行,日本影星冈田嘉子大概正在清理伐倒树木上的旁枝,而作曲家保罗·马塞尔(帕维尔·如萨科夫)正忙着砍更多的树.这三位参加了劳改营里的一个业余剧团,村里的文化之家有专业演员来演出时,他们来跑跑龙套.营地艺术圈里有一位名叫娜佳·沃申科的成员,是当时一名守卫的女儿,她对编舞艺术十分着迷.现年86岁的她还清楚地记得当时发生的所有事,提起“整个波修瓦剧院的人员都成了这儿的犯人”时,激动不已.“他们上演轻歌剧、清唱剧,甚至是天鹅湖选段,全村的人都来看!”

我问她,难道演员都是犯人这事不让她难过吗?她觉得我莫名其妙,说他们根本不在乎.“你可能会问谁是谁,犯了什么错来这儿,再听说他们都是‘人民的敌人’,我们也都相信了.有的人连刑期都不确定,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他才能获释.男犯和女犯关在一起,他们也就顺理成章地等在一起了.这是禁止的,但人一多根本管不过来!营地里专门有一间小房子是‘妈妈之家’,女人怀孕、生产坐月子那一年就住那儿,产下的婴儿被带到儿童之家,维亚特拉格一共有三座(儿童之家).”建筑工程师尤里·尤尔科维奇是一位波兰贵族的后裔,以反革命罪被逮捕.他回忆道:“面包总是坏的.面团总是湿到再加一滴水就没法儿烤.面粉里什么都有,糠、麦麸,要是加了荞麦粉,那烤出来的面包就是蓝的.不过不管他们加什么,做出来的东西都没有任何营养,菜里没有一滴油——有菜就算不错:麦片粥里偶尔有零星的盐渍番茄或者卷心菜——烂了的,鱼和肉简直是奢侈品.味道糟都不在话下,因为毕竟食物的好坏是按其稠度和分量衡量的.营房后面有一排厕所,夜里上厕所有规矩:夏天穿着内衣去就行,冬天一定得穿着大衣.倒不是出于对犯人的关心,而是为了让哨兵认出来.要是你穿得不对,他可是会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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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维亚特拉格,不是下雨就是下暴风雪.气象数据显示列斯诺伊及周围地区全年只有40天是晴天.这儿的空气本身就像是无法穿透的浓烟笼罩在沼泽之上,而且还饱含着邪恶和灾难.在斯大林时代,街道是用木板铺的,如今都腐烂了,污秽都跑到表面上来,在房舍间黏糊糊地乱窜.去营区商店写趟东西得穿胶靴,不然站不稳;还得举个火把,因为街灯已经坏了有年头了.这里没有别的居民,但凡有点儿能耐的人都弄到了“证明书”,离开这个野猫不拉屎的地方,到别处置业谋生去了.留下的人要不就是劳改营职工,要不就是以前的犯人,因为无处可去,只能留下.

罪行不太严重的犯人不用全天,也在村里干活.他们中好多都跑了.有些人逃跑的方法很高级:用手机叫出租车;别的人就只好碰运气穿越针叶林,不过没几个能跑远的等“能跑哪儿去啊?到处都是森林和沼泽,弄不好还会被熊吃了.”艾琳娜·莫夫舍维奇说,她在维亚特拉格当了整整五十年的护士,现在和一大堆猫一起住在列斯诺伊市中心一座小公寓里.

“唯一一个我能记起来成功逃跑的政治犯是个波兰音乐家,都已经是战后的事了.那是在一次什么节日演出后,他一演完就消失了,肯定有车接他.当局再没找到过这个人.犯人经常逃走,一般会带着‘应急粮’,好在针叶林里能活下去.”

“应急粮?”

“可不是你想的那样——不是罐头腌鲱鱼之类的.应急粮是指和你一起逃的另一个人,用来吃的.天杀的传统.还在不断发生.不用这么惊讶!”

“艾琳娜·莫希耶夫娜,‘按规矩活’是什么意思?”

“嗯,给你举个例子吧,昨天我看电视,一个男的了一个姑娘,他被关进单人牢房,上吊.他做得对,因为要是他被送进劳改营,他会被反复,直到变成一堆废物.凡是犯这种罪进去的,牢里的人挨个儿等着他,这就是地下的规矩.”


“像你这样的医务工作者有没有被劫持当做人质的?”

“当然,好多次.有一次刑罚营,特种部队都出动了.不过不知道为什么,比起斯大林死的时候那次,这不算可怕.那次是在另一个叫司令部的营区.我当时还小,不过记得特别清楚,因为那次镇压特别残酷.除了当场射杀的,抓到的被拉到结冰的湖面上用冰水浇.零下四十度,冷得连气都喘不上;尸体就扔在湖滩上.带头的在文化之家受审判,要是他们还活着.我们小孩儿就都跑过去看热闹等”

如今的湖岸边已不见多年前惨剧的痕迹,只有生锈的电线和腐烂的木头.附近还有一个刑罚营,但里面只关刑事犯,不关政治犯.政治犯多死于折磨和饥饿,死后没有墓碑.监狱办公楼前还立着列宁像和捷尔仁斯基像.列宁作挥手致意状,留着小胡子的捷尔仁斯基阴险地微笑着.唯一一座劳改营犯人墓碑离营地有三公里,是一座纪念惨死在此的拉脱维亚人的十字架,“斯大林恐怖的受害者”,十字架孤零零地立在路旁,对面是一片旧的俄国坟地.你要是问为什么营地里没有墓碑,当地居民会反问你,人民的敌人要碑干什么.

弗拉基米尔·维列梅耶夫(VladimirVeremeyev)写过几篇关于维亚特拉格的论文,他告诉我,多年前他曾经募集了一笔钱用于为所有政治犯修建纪念碑,可这笔钱被偷了,纪念碑还是没建成.维亚特拉格有34个正式的埋葬地点,但没人知道有多少非正式的地点.死去的犯人被埋在坑里,坑旁的营房里还住着人.到了冬天,没人愿意费劲在冻土上挖坑,于是尸体就堆放到春天,再一起扔到公用坟里.衣服要扒下来留着给活人穿,所以尸体都是光着的,除了脚踝上的姓名牌.至于死因,弗拉基米尔说,“有很多种——寒冷、饥饿、霜冻、皮肤病、坏血症、痢疾等其他疾病、严酷的待遇和累断脊梁骨的劳动.”

哲学家德米特里·帕宁(DmitryPanin)从前是维亚特拉格的犯人,他回忆道:“一个人到了那儿只要两星期就完了.倒是没有毒气室,不过有寒冷、饥饿、疾病和强制劳动.代替毒气的有:微不足道的食物配额;衣物不足;绝对不可能完成的工作量;要步行公里,穿过积雪的针叶林去工作区域;零下35摄氏度的霜冻;每周工作七天;臭虫和虱子.两个星期,最长一个月,一个人就没法再干活了.然后的惩罚会夺走他仅剩的体力,让他连排队点名的力气都没有.然后就是慢慢地死亡.这也是一种杀人的方法:用几个月活活拖垮、拖死你.一颗解决一个人跟逼着几百万人活活饿死是没法比的.”

我问弗拉基米尔知不知道我爷爷的下落,他翻遍了他的索引.在死亡名单里找,没找到安杰伊·康斯坦丁诺维奇的名字,但在别的地方也没找到等就像一首俄罗斯歌曲里唱到的:“没有痕迹,没有十字架,没有归属的星星等”只有在森林中腐烂的尸骨和哭号的灵魂,倾听着悼亡的祷文.